“怀旧”现在已成为一个十分时髦的词汇。描摹上世纪30年代都市繁华的图书，最近也已看到不少。在这样的怀旧中，有对于逝去的时光的追忆，也有对走过的岁月的反思，有的还从中提取出积极理性的探索。但时间往往会有奇妙的间离效果，它留下了逝去的朦胧的倩影，却常会让你忘却当时的种种琐屑、肮脏、卑劣……所以，在一片美好的怀旧声中，也不妨再回顾一下旧上海无处不在的阴暗面，这或许可使我们的认识更趋全面。这里所摘的有关“骗术”，则不仅便于我们认识当时，对今天也有一定的警世意义。

出版商的诈骗奇术
“征婚启事” 别有妙用

征婚启事，目前屡见不鲜，在旧上海却很希罕。抗战期间，上海某报曾登载一则征婚启事，内称“名门闺媛某，双十年华，容貌秀丽，系某大学文学系学士，酷爱写作，现征求李清照与赵明诚式的终身伴侣；凡饱学而有文才愿意应征者，需将亲笔撰写的情书一封寄到某某号邮政信箱，该女士将延聘名家，评选情文并茂佳文作者一名，约期面晤”云云。启事刊出后，应征稿如雪片般寄来，有的还出自当时颇有名气的作家手笔。然而时过数月，竟如石沉大海，绝无一人得到回音。

半年后，某书局出版《当代情书大全》，在报刊遍登广告，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销路极佳，一再重版，仍然供不应求。事后知情者透露，前述所谓“文学士”的某“名媛”，其实是某书局老板设下的圈套，借此诱使文人上当，骗取情书佳作。号称名家精心编著的《情书大全》，完全是从应征文稿中筛选汇编而成。书局不必支付分文稿酬，财源却滚滚而来。各应征撰文者蒙在鼓里，白白便宜了奸猾的书商。

“招聘翻译” 赚人入彀

无独有偶。著名旅美翻译家、英语学者钱歌川先生也曾受过骗。钱先生年轻时从家乡来沪，一时找不到工作。某日在报上读到一则招聘广告：“某大公司因与外国经商，需要英文翻译若干名，应聘者只需当场翻译数百字，译文合乎要求即可录用，每月报酬百余元。”这份月薪在当时颇为可观，因此报名者十分踊跃。钱先生赶到应试地，原来是一所学校，入门时已见应征者坐满几个教室，总计有四五百人之众。主持者从厚厚的一部外文书中随意撕下一页页文章，分别发给每个应试者，当场笔译，译毕即交卷离场，静候通知。钱先生自恃中英文功底深厚，译得字字珠玑，颇为自信。

不料几个月过去了，却杳如黄鹤，音讯全无。后来他在书肆中偶然看到一册《汉译英语名著小说》，翻阅之下，忽然发现内有几页译文，竟是自己当年的应征之作，连其中一处笔误也完全照印！原来，该书店周老板仅花些许广告费，就骗取了众多才子入彀，在短短的两个小时中，把一部百多页的英文小说集体翻译出来了。钱先生原想找上门去评理，而版权页上却不见书店地址，终因交涉无门，徒唤奈何！

“武侯秘籍” 自编自演

大约在民国十年前后，上海著名大报《申报》、《新闻报》相继刊登同样内容的广告，内称：关中某世家子，祖先曾在陕西某县西南石壁中发现一批古代帛书，其中数卷经专家考证审定为蜀汉丞相诸葛武侯所著，乃武侯在行军途中用以占卜战事胜败的秘籍，与时下社会流传的金钱神课等算命书绝不相同。其中预测的汉代以来重大事件与后来的历史事实完全相符，如能认真阅读，大到国家休咎，小至个人吉凶，尽可笼于一袖。现因家道中落，且有重大变故，急需款项，故将该书特地从关中携来申城，待价而沽。如有兴趣者，请速来某地联系洽谈，迟则向隅矣！

数日后，在两报同样版面，又刊出了某书局委托某大律师代表购买该书版权的声明：前日关中某姓出售诸葛武侯秘籍一事，其版权已由本书局与该姓协商订立契约，以重价购得。因无书名，故委请某史学家定名为《诸葛武侯未来预知术》。本书局考虑到该珍籍系某姓世代相传，恐有族人异议而发生争执，故特登报声明。如有异议者，请在一个月内由族人共同洽商解决，凡有利权出入与本书局概不相干。逾期即按契约规定，将该书公开出版发行。

两则广告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兴趣。果然不出一月，报上又有关中某姓族人代表刊出启事称：诸葛武侯秘籍系本族共有的镇宅之宝；先祖遗嘱，倘有关涉全族安危的重大变故，经族人开祠堂公议，得到全体同意，才可出让，此外任何个人均无擅自处理之权。因此某人与某书局所订的版权契约，显系无效，该书局如贸然出版，决当对簿公堂云云。

事情看来是越闹越大了。数日后，某大律师又代表某书局登报警告说：“关于《诸葛武侯未来预知术》一书，该姓族内对出售版权发生争执，纯系某姓族内私事，与书局买主概无牵涉。且局方已预付定金，订立出版契约，完全符合法律手续，岂可因族人内讧而任意毁约。本律师特此警告，今后如再发生任何影响本局利益的事端，即当依法呈请法律解决，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争执三方各不相让，煞是热闹，引得旁观者不能不想看个究竟。不久，某书局以关中某姓“诈取钱财、制造事端”为由，委托某律师向租界会审公廨提起诉讼，被告为出让该书收取定洋者与反对出售者。

奇怪的是，开庭时，三方当事人都委托律师代表，原告、被告没有一个亲自出庭。在法庭上，律师们唇枪舌剑，攻讦争执，官司打得非常热闹，旁听者座无虚席。但开庭多次，均未判决。最后由法官调解，达成三方和解协议：该书版权仍由某书局收购，但为照顾该族利益，书局自动增添售价若干，所得由该族公议，在族内按股均分。于是，一场热闹异常的官司，就此宣告结束。

嗣后，该书局即在各报刊登巨幅广告，大肆宣传：“本局为将武侯珍贵秘籍公之于世，不惜花费巨资，几经周折，终于购得版权并于近日出版。该书已经专家考定，确系真品；一册在手，料事如神。欲购者勿失良机。”因为经过半年多新闻媒介的“热炒”，沪上稍有文化者无不知该事原委，且又借重诸葛丞相之名，所以即使老于世故者也认其为真。广告刊出后，顿时购者如潮，初版数千册迅即销售一空，以后再版十余次，始终供不应求，以致又有了层出不穷的盗印本。

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日久天长，秘密渐渐外泄。原来，这是两个贫穷的无聊文人精心设计的闹剧。他俩将流行的各种占卜书改头换面，汇总选编，而伪托“武侯秘籍”。所谓关中某显宦后裔的出让者及反对者，都是虚构的乌有先生；报上所刊广告及律师声明，其实都是这两个家伙一手炮制的。法庭上原被告三方，均系某书局在幕后导演操纵，自拉自唱煞有介事。虽然花去不少广告费和诉讼费，但羊毛出在羊身上，统统核算在书籍成本内，分摊到每个买主头上。最后，这两个穷极无聊的文人，居然面团团地做起富家翁来了。

民国初年奖券界异闻

掉包计

我国的彩票，始于清末江南签捐局，后各省都办，上至政界，下至平民，无不涉及。民国初年，众报抨击彩票之弊，在《约法》中明令“永为厉禁”。1918年起，彩票又以“奖券”形式出现，遍及全国，而各种奖券的总局大多设在上海。

有镇江人许丙生，原是无锡一家布店的伙计，家有母妻及一子三女，不动产也有三千金之谱，生活尚属小康。许丙生天天买彩票天天盼得奖，可又偏偏得不着奖，家中的积蓄逐渐用得差不多了。一次，忽得了一个慈善副票三彩，他欣喜若狂，带着票连夜赶到上海来。车上认识了一个弄虚作假的彩票掮客，他把领奖的手续说得繁而又繁，使得没见过世面的许丙生直皱眉头。那掮客又大吹自己对彩票界如何如何熟悉。许丙生就央求他帮忙，这正中他的下怀。他先是假惺惺说自己如何如何忙，接着又一口答应，说只要有百分之六的回扣，可替他包办一切。许大喜，遂请他吃了一顿饭。饭后，那人雇了洋车，说了一个地址，来到一条小弄，进了一个石库门。掮客让许丙生坐在客厅里等，自己拿了彩票上楼去了。许久，那掮客拿了一张彩票下楼，对许说：“你这张彩票号码搞错了，不是三奖票！”许丙生接票一看，大吃一惊，自己的奖票被掉包了！立刻大声争辩。那掮客也不理会，转身入内。许要跟着进去，里面冲出几个大汉，将他拳打脚踢，逐出大门。许呼救无门，气愤过甚，竟因恨而发狂。

开奖作弊

位于南市的一个游戏场，因地处偏僻，生意不好，债台高筑。场主就想到了彩票这一着棋。于是也搞了“娱乐彩票”，每全张为五元，每张分二十条，每条为二角五分，每条下附游券三张。当时，该游戏场门票每张一角，购一条可游三次，不得奖亦不算吃亏，故购者甚众。但规定需销出五万张才开奖，可是实销仅四千张，于是又延期一月。满以为延期可以销得差不多，哪知一月以后仍只销了八千张，离定额距离仍远。如再不开奖，又无法交代，场主就请“票霸”顾某、颜某、郑某三人包办开彩。三人索酬一万八千元后，便保证五大彩不在销售彩票之中。后有孙九筒者揭其秘密：开奖前夜，珠房人员将所卖出之号的珠子全部选出，入筒之珠均是未卖出者。好在购彩票者平日上游戏场已游出了本，所以未酿出祸来。

办奖赔本

上海小东门内吴恒昌绸缎店老板孙梅岭，手中颇有积蓄。奖券风行上海滩时，他也想染指此业，就花了六千元，买通了一个在外交部做职员的，请他设法代办奖券。那职员收了钱，自称与陕西督军曾是同学，于是包拍胸脯，代他办理“陕西奖券”。孙梅岭也带了钱款进京活动。其实，“陕西督军”的职位这时早已不稳，正当孙梅岭以为大功告成之际，忽告陕督易人，改由冯玉祥出任陕督。冯将军素来讨厌这类投机业，“陕西奖券”遂成泡影，而孙梅岭已花去一万多元。后来，热河驻京代办听说此事，就去找孙，说是只要孙肯给热河都统送一万大洋，保证能办成“热河奖券”。孙老板自然高兴。不久，“热河奖券”倒真的办成了，孰料办理不善，导致大亏其本，到1922年9月，竟已亏去三万余元。连前面上当、送礼的钱，一共赔了五万多，折去其财产大半。时人讥笑他是“无苦讨苦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