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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问题是“两会”的热点话题。而在公平就业方面最大的障碍是，就业壁垒重重。户籍、年龄、学历、性别、地域等歧视性规定，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媒体的招聘广告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全国政协委员张庆成，在“两会”上不约而同提出国家应当制定《反就业歧视法》。他们认为，虽然我国《劳动法》对就业平等作了原则性规定，但因缺乏可操作性，客观上难以执行，正是相应法律的缺席，使就业歧视愈演愈烈。 从客观上说，就业歧视是由于劳动力供过于求，但这种状态几十年内不可能根本改变，所以，我们只能尽量限制就业歧视。郑、张二位关于制定《反就业歧视法》的提议，是否就具有“可操作性”呢？这是个技术层面的问题。无论如何，在法理上，在社会伦理上，我们应当坚决反歧视，不能让歧视变得这么嚣张，仿佛是天经地义的。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感于有人在撰文为歧视“正名”，说什么“人们往往认为‘歧视’是‘不公平的区别看待’。但在经济学上，‘歧视’一词是中性的，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没有褒贬之分。即是说，区别看待是对的，但没有公平与否之分。”作者大概是个经济学家或“经济学爱好者”，他的“经济帝国主义”倾向也太过分了。众所周知，语言是约定俗成的，社会大众理解的“歧视”就是不公平对待是贬义，你能用经济学家定义改变它吗？比如“无耻”这个词，按动物学或生理学的定义，“无耻”是个中性词。牛马猪狗当众交配，它们就毫无羞耻感；人“两小无猜”时，男女相亲也毫无耻感，因为他们尚没有性意识与性别观念。但是，你能据此硬说“无耻”是个中性词吗？ 搞歧视的人总有他们的种种理由。比如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带头搞户籍身份歧视，明目张胆宣布什么什么工种不准农民工和外地人进入。甚至中直机关招考公务员也要求是北京户口。不论这些城市的当权者拿出什么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们违宪，它们是些小道理，要服从公民权利平等的大道理。 不错，实际的用人单位，有权利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作出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选择。有选择就是区别对待。但是这种选择性的区别对待，应当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即针对某个具体人的，而以户籍、性别、年龄等标准先行排除某一类人，那就是歧视。以年龄歧视为例。你凭什么要规定“３５岁以下”？为什么３６岁、４０岁就不行？你只能根据工作性质提出职业标准（这种标准对双向选择者来说，往往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失明者不会去竞争调酒师职位，一位失聪者不会去应聘乐队指挥），这种标准主要依据能力大小来优中选优，小部分对身体有特殊要求。以我干的这行来说，某报招聘编辑、记者，要求３５岁以下。这有什么道理呢？反正都是聘用而不是管房子管医药的“铁饭碗”，３６岁怎么就不行？３６岁就老了吗？可是我们知道，华莱士、丹·拉瑟等美国著名记者和节目主持人都是年过６０的老人。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阿瑟·克罗克写到８１岁，他获１９３５年普利策奖时已４９岁；詹姆斯·赖斯顿做《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到８０岁时才退休；沃尔特·李普曼于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５日写完《新闻周刊》最后一期专栏文章时，是７８岁，他第一次获普利策新闻奖是６９岁时。在其他行业，比如金融管理，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现年七十有六。至于学历歧视，动辄要硕士、博士更是无道理。不要说梁漱溟任教北大的年代，去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那个日本技术员叫什么来着？他就没有高学位。 １９６５年，在历史性的１９６４年民权法第七条基础上，美国通过了公平就业机会法案，在就业问题上，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出生地的歧视；根据１９６７年反年龄歧视就业法规定，在就业问题上，禁止歧视年龄高于四十岁的待业者；根据１９６３年平等薪金法规定，男女必须同工同酬；根据１９７３年康复法和１９９０年残疾美国人法规定，在就业问题上，甚至禁止基于能力差距的歧视；根据１９９１年民权法，可以对故意的歧视寻求惩罚性赔偿。联邦政府成立的“公平就业机会委员”，是一个常设性办公室，对弱者进行法律保护，依法惩罚那些有歧视行为的公司与雇主。 中国的民权保障与对弱者的保护很难达到美国目前的水平。我们应当老老实实承认这个差距，不断努力赶上人家；而不是相反，把歧视合理化，违背了社会公正原则还振振有辞。 本刊编辑May 摘自《中国经济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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