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

我十八岁那年初识张先生，记得他身材较高，方脸膛，微胖，穿一身考究的西服，严整的打着领带，用一口并不浓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讲课。一次到他的办公室去，看到他正把两条腿架在书桌上读杂志，这样的架势，像是后来看到的丘吉尔和尼克松照片中的形象。那时，他在清华大学是教《逻辑学》的教授，但当时还“吃不开”，此前却是大人物，曾是中国共产党巴黎支部、柏林支部的创建者，黄埔一期生入学口试的主持人。他的《逻辑》课很少讲逻辑学，而是骂蒋介石，成为热门的政治论坛。听他课的人不外两部分，一部分是保持着自己见解从拥护或者反对立场上来挑拣他的政治论点的，另一部分则是来混学分的。他的课缴上一份读书笔记，没有不及格的。有一天，上课从不点名的张先生突然点起名来，原来他收到一封信，画上有人举枪在向张先生射击。上面，一行大标语“第三党万岁！”

“谁写的？请站出来！”他声色俱厉地说，课堂上鸦雀无声。好半天，张先生的语调缓和了。“说我是第三党，大概由于我认识邓演达先生吧？可在此前，我早在莫斯科认识了蒋介石先生，又在柏林认识了朱德先生，那么，怎么来定我的党派呢？我申明，我是学哲学的，像苏格拉底一样，从来不怕死。”

“一二·九”运动，他是幕后领导人之一，后被捕，清华教授会还通过决议开除了他。解放后见过他一次，那时他因发表过“划江而治”的议论，不符合“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意旨，早被“一抹到底”了。

俞平伯

九十年代报刊上很捧他，也许因为在《红楼梦》上蒙过冤屈，替他平反平反。但当时我对这位老师却尊重不起来。个儿是矮的，眼睛是斜的，小平头，一袭蓝布大褂。初开学的晚会上，他献演《活捉》，他演张三郎，夫人演阎婆惜，夫妻二人的昆剧修养是够好的，但看后心里总不是味。去听课，繁征博引，甚至引到“先曾祖曲园先生曰”，做学问就做学问吧，引先曾列祖有什么必要？！

朱自清

朱自清佩弦先生，温文尔雅，深通人情世故，人望很高。我们同学办的刊物请他写文章，从不推辞，而且文稿工工整整，一如其人。但到他课堂上听，一门《陶潜》，一门《李贺》，是两个工作量最轻的题目，而且讲不出东西来。我们同学私下里常常评头论足，说“讲出东西来”和“讲不出东西来”，是老师中间的一条分水岭。

闻一多

真正能讲出东西的是闻一多，第一次见他时印象是厚发清癯、鼻上架有银丝眼镜的中年人。闻先生在青岛大学任教授时，曾被学生轰过，说他“不学无术”，这对他是个刺激。闻先生本是新月派诗人，在美国是学舞台设计的，现在又教起《诗经》、《楚辞》，自不免有功力不到的地方，所以他一回到清华就拼命下功夫，许多蝇头细字的读书笔记都是这时候写出来的。他也搞考据，搞训诂，但比所有的训诂学家都有高明之处，是在沉潜之余，还有见解，有议论，这对我们学生来说，启发很大。于是，我们一下就把闻先生爱上了，大家争着选修或旁听他的课，主要是从他的讲课中窥察他的治学方法，闻先生一下子在清华园走了红。但他是有脾气的，同学们也都小心翼翼的。他喜欢查类书，我们也跟着查类书；他讲神话，不免多涉及两汉的谶纬之书，我们也跟着熟悉一些谶纬。到了西南联大，闻先生的学问来了个大跃进，他通过《周易》研究，把古代民俗、古代社会经济、甲骨文、训诂文字凝练到一起了，写出了《周易义证类纂》那样精绝的著作。我中年本是搞“农民战争史”和“ 土地制度史”的，那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结果。晚年，又不知不觉地回到“先秦文化史”上来，在闻先生死后若干年，又一次“受教”于他，感到他的研究实在太精湛了。

我和闻先生之间，除去学业上的传递，还有他对我人格上的的熏陶。我在山西参加抗日部队时，曾给闻先生写过一封信，向他报告游击队的生活花絮。他从云南晋宁用蝇头小楷给我回了一封信。

华 岗

现在距离华岗死在济南雁翅山下的监狱中转眼三十多年了，平反昭雪的会也早开过。他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家，1937 年清华地下党秘密传播的一本小册子《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简本)》，著者就是华岗。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人，长期在白区工作，当年从国民党反省院一出来，就被任命为《新华日报》总编辑，但围绕他的一生，一直还是众说纷纭。一个活了69岁的人，平生坐了23年的牢，而其中十五年竟是坐共产党的牢，并且最后惨死于牢底。他是一个书生气很重的人，不善于料理生活，所以一生也充满了不幸。他的第一个夫人与他是同志，还同在一个党小组，小组三个人，另一个是邵荃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又因为提倡写中间人物而被批判。大革命时期，华岗被逮捕，他的夫人正在护理患病的邵荃麟，结果同志的爱转变成夫妻的爱，这件事令华岗终生遗憾。后来他到北京开会遇见邵，两个人擦身而过，不打招呼。文革期间，华岗在监狱里与杀人犯、盗窃犯睡在一起，而且还要受这些人斗争殴打，最后死在一条空荡荡的土炕上，身无完衣，体无完肤，大小便淋漓在尸体四周，房内洋溢着一股恶臭……一代革命家，一代理论家，下场如此。

童书业

是一个绝顶聪明但被扭曲的人。我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写童，他平生弱点，就在一个“怕”字。有六怕，怕失业，怕雷电，怕空袭，怕传染病，怕癌，怕运动。还有人补充两条，怕地震，怕蒋记反攻大陆。这里的运动，是指政治运动，每次运动前奏的吹风会后，童的脸马上就像烟灰一样的颜色。肃反时，山东大学历史系有三个大反革命，童书业是其一，说他有血债，一夜之间杀了一千个共产党员。我知道童先生看见杀鸡都吓得捂着脸，怎么会一夜之间杀一千个共产党员呢？运动收尾阶段，突然发生了一件新鲜事，我妻子正在午睡，我三岁的女儿意外发现一个瘦老头跪在妈妈床前，此人正是童书业。原来他有一份厚厚的“交代材料——童书业供状”在党委组织部，运动过去了，他又想索回毁掉，可又不敢自己去要，想求我代他去要，又不敢当面提出，所以想到我的妻子，就出了这怪相。他的“交代材料”说有一个受美国情报局指挥的、隐藏大陆很久很深的，以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地图为幌子的反革命集团，其最高首脑是顾颉刚，上海代理人是杨宽，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荦，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其中还有一句是“我和赵俪生也是其中的成员。”他既害别人，又害自己，是精神变态的铁证。

就在蒋介石叫喊要反攻大陆的那年，童的神经又紧张起来了，他找到当时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党支部书记，说：“他们来了，首先要抓我，用枪口对准我的胸口，要我带他们去搜捕共产党员。你知道我是胆小怕死的，我不能不带他们去抓你。但我和你约好，当我到你窗口时我拼命咳嗽，你听到后马上躲起来就是了。”这简直是比小孩还幼稚的话语，可文革一来，对他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童书业有变天思想。”在山东大学“牛鬼蛇神”拔草时，别人都是蹲着拔，红卫兵只允许两个人带板凳，一个是冯沅君，因她是小脚，另一个是童书业，因为他有病。到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是躺着拔的。童死后，还有人幸灾乐祸地说：“又替人民节省了二百多元人民币！”

本刊编辑雪梅 摘自《新周报》2004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