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有三峡，有黄鹤楼，有赤壁，甚至出了几位国家主席和将军，可是湖北出的大文人似乎不多。清末的一天，陈独秀在东京访章太炎，就提及这个问题。陈是安徽人，章是浙江人，不用说，这两个省近代出的文人加上脚趾都数不完。

不料，纸壁那边有一个声音咆哮起来：“安徽出了很多人物，未必就是足下！湖北没出什么人，未必就不是我！”。

说话的，是湖北蕲春人，章太炎的大弟子黄季刚。

他进北大，比蔡元培还早。蔡元培执掌北大后，章门弟子甚是得意，什么三沈二马、周氏兄弟、钱玄同。可是黄季刚跟他们不同调。他看不惯北大聘吴梅来教戏曲，认为简直是丢北大的脸；他更看不惯新派老师（主要是他的同门）围着蔡校长转；他最看不惯胡适之的提倡白话。胡适之说“白话文痛快”，他就说“喝醉了酒被刀子砍头最痛快”！

他看得惯谁呢？刘师培，这个先出卖革命派、又参与筹安会拥袁的“民国罪人”刘氏三代治经，可是就快没了传人。为了让刘氏经学能传下去，黄侃毅然跪下磕头，正式拜比自己只大一岁的刘师培为师。

黄侃在风气一新的北京毕竟呆不惯，五四后就南下到了保守派的大本营南京。在中央大学的侃，不那么受到关注，可是他的学问传了下来。最好玩的一件是，是他上课到了一半，突然神秘地说：“学校给我的薪水只够讲到这里。你们要听下去，得另外请我吃饭”

这顿感饭学生请没请，于史无证。有人就说这是黄侃师德上的瑕疵，我倒觉得季刚先生这样说，是因为知识有他自己的尊严。反过来看，黄侃磕头拜师得来的学问，为什么就不值一顿饭？

季刚先生死得太早，值得我们拿饭去换一顿学问的老师太少。

本刊编辑雪梅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