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悉尼大学陈顺妍教授那儿得知，她与余华在作家节上有个采访座谈，我当然不想错过聆听的机会，赶到风光明媚的悉尼港码头会场。

一年一度的悉尼作家节，几乎每年都邀请一两位著名华人作家参与。如１９９４年梁羽生、金庸两位文坛大侠在作家节上对谈“武林经验”，曾传为一时佳话。去年莫言在作家节上大谈写作的感觉，也惹得全场笑声不断。

在这种国际文化活动场合，通常是表现一个作家实力和魅力的机会。余华是当今中国活跃的中年作家，他的小说英译本在作家节上签名售卖，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活着》在作家节上献映，都颇受欢迎。而他的座谈演讲，更是反应热烈，满堂喝彩。我注意到，开怀的笑声大多从金发碧眼的女士口中飞出，因为座无虚席逾百听众中，绝大多数是西方女性。其实余华所谈的并非女性话题，只不过是西方的作者、读者皆女性居多，甚至主持人陈顺妍教授，担任翻译的王一燕博士，也都是女性。女性的捧场，也许是余华所始料未及。

余华那张脸，就像他出身于乡镇人家那般朴实，但他回答问题却反应敏捷，实话实说而又不失风趣机智。他看着玻璃墙外的白帆点点，碧波粼粼，常常走神。他坦诚地说，写作本来应该是在一个不受外界干扰的时空里进行，悉尼这么一个漂亮的地方，是不可能谈文学的。但他还是应众谈其写作的心路历程，谈得也很文学。

当了五年牙医的余华，被问及为何要改行当作家，便说，他看过一万张嘴巴，都是一样的，他想看不一样的东西。他看见文化馆的人在街上游玩，据说这就是工作，也不用按时上班，他喜欢这样的工作，就选择写小说走捷径进文化馆，于是就成了作家。回答得很轻巧，在阵阵笑声中余华的个性品味也跃然而出。

牙医在西方是个高尚富裕的职业，所以有听众不解而发问：你要是当牙医是不是会有更多的钱？“中国的牙医并不富裕。”余华干脆地回答，可能会让不谙中国国情的西方人想老半天呢！

余华的作品大多是写乡镇生活，他说他不敢写城市，虽然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仍觉得是别人的城市。他认为：“一个作家的童年生活才是他最根本的生活。人生就像复印机一样，把童年生活印了下来，成年以后只是在这复印图上增加一点色彩而已。”所以即使是北京的事，他也要搬到小镇和乡村去写。主持人追问：你的读者都是城市人，他们是否喜欢你的作品？余华一脸无奈地说，中国读者是个混乱的群体，他不知道读者喜欢什么。“我的读者大部分是大学生，现在还包括中学生。但他们随时会抛弃我，所以作家不知该如何讨好读者”。

其实余华的“乡镇情结”和“城市读者”并不矛盾。读者在乎的不是你写什么而是你怎么去写。余华的作品虽然是表现乡镇生活但却不乏现代意识，用他的话来说：“我是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中国作家。”他说：“川端康成教会了我怎样细部描写，福克纳教会我心理描写，卡夫卡则让我发现了小说写法的新天地。”

他并不担心成为别人的影子，因为世界上许多作家也是受名作家和各种文化影响的。他认为，一个作家对另一作家的影响，就像太阳对树的影响，树在吸收阳光的时候，是以树的方式而不是阳光的方式在成长。一个作家接受许多作家影响时，只能是更像自己而不是像别人。

谈及作家与翻译的关系，余华说，翻译对他是可遇不可求，若自己去找翻译，肯定是找到最差的，所以听天由命。“在中国我是一个作家，在德国我只是半个，另一半就是翻译”。所以他很尊重翻译家的劳动，到德国访问，不管多远总要去拜访另一半。有听众问，你不懂外文，怎么知道他翻译得好不好？余华说，听别人的反应，若１０个人中有七个人说好就行了。因为每个人对语言的感觉、趣味不同，不可能１０个人的感受都一样。他还强调，不能听另外的翻译所说的，因为同行会有门户之见。

当然，西方人最感兴趣的还是余华绘声绘色描述的中国社会生活的感受。不仅听众笑声阵阵，连翻译也常常忍俊不禁中断翻译。如同许多出访的中国作家一样，余华也少不了一个“保留节目”，即不失时机地对当前中国政治来一番赞美。发自肺腑也好，例行公事也罢，西方人反应比较麻木，也许是在沉思，也许未能共鸣，这是余华没有引起笑声的一刻。但余华对“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不同体验，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身同感受。这位才４２岁精力旺盛的作家不无感慨地说：“我感到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社会的迅猛发展，让我感到自己是个世纪老人。”

我不知余华参加今届作家节是否情愿，因为适逢世界杯足球决赛周，他的心思早就飞到绿茵场上了。座谈一结束，他便无心与众寒暄，一边签名售书，一边牵挂着球赛。而早前一晚，放映《活着》，他只亮相一下，便匆匆赶回酒店看开幕式转播。看来这么美好的时刻，这么漂亮的地方，真不该谈文学！

如梦摘自《羊城晚报》 2002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