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中行先生的文字，我是近一两个月以来才有所了解的。因为一个朋友的机缘，读了张中行先生的四本散文集：《张中行近作集》、《民贵文辑》、《桑榆琐话》和《流年碎影》。

初看张中行先生的文集的时候是约略翻阅的。我的看书大约都是把一本书从头到尾浏览一下，由入目的几段、几行评断此书是否值得看。翻的第一本是《张中行近作集》，看了几行，决定看。看了几篇后，于借书给我的朋友谈起时，只用了一个词形容：罗嗦。

朋友说：你看的大概是后期的作品，曾有人说张的文字是前所未见的干净啊！朋友为人极谨慎，想来所言不虚。于是，又看，看完之后马上发消息给朋友：“还有张的书没？”

有一些书本身有老年的况味，需要以打禅的心境静对才能读懂。张中行先生的书最引人入胜的也正是桑榆的情怀，一生极处的回望里，落霞夕照，老树岿然，让人无法不肃穆以对。

老年是我们未有体验的阶段。许多经验诸如孤独、淡定、无所惧、无力、乖张等并不是丝毫没有经历过，但人生的此段和彼端之间终究有着岁月的鸿沟，因此，面对一个老人的记忆时，就象是岁月摊开了未来的画卷，有“惊悚”的摒声静气和淡淡的盼望。记忆是无价之宝，何况，张中行先生摊开的不仅仅是记忆，简直是生命。

张中行先生1909年出生与河北香河县，1935年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毕业。担任过教师、烧炉工、阅览部主任、出版社编辑等工作，一生中经历了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朝代，受过日本侵华、文化大革命等历史大事件的洗礼，从8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地写作，陆续出版了《负喧琐话》等十几本散文集，在国内外业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被季羡林先生编选为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之一。

如果说人的一生一定要有终身热爱的职业用以了度的话，相信对职业的选择是本性使然——性格使人自发地靠近既定的生命轨道是不可逆转的必然。

张中行先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也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型中国男人。他经常用“择业不慎”四个字来形容自己的文字工作，语间未尝不有自嘲样的自得和欣慰。事实上到80岁才旺盛的文字生涯该算是迟了，80几岁的张先生的文笔使我不由揣想：如果这样的人在盛年就以笔耕为业，未被时局所限所囿，又当是如何境界呢？

往者不可追。张中行先生有他的既定，所以，作为读者的我们就有了读这样的张中行的既定，这样就是对的，并不是不好。

张中行先生的文字以记叙往事昔人的文字影响最广。《桑榆琐话》中“昔人梦影”记叙了章太炎、熊十力、胡适、马幼渔、刘半农、周作人等人物；《流年碎影》则是自传，从“乡里”、“族属”、“同窗”到“入京”、“婚事”写到“中年”的生活直到“红卫风起”、被“批斗”，一直写到94年北大内的“迁居”（所引皆张先生文章的标题）。看张中行先生的书，会觉得生命的确是一本书，张先生把“张中行”三个字虔诚地写在文人历史的留言簿里，给后人观看，并本着“江河不择细流”，“多一些总比少一些好吧”的原则将一生合盘托出。

应该说，记忆的价值常常在于被记忆者的价值，或者是被记忆的人物值得怀念，或者是生命本身的令人怀念，记忆本是金贵的东西，因为“奄忽随物化”，“生年不满百”。张中行先生所记述的许多人是今人目光聚焦的对象——那是些太响亮的名字，只要一出现就会引起以“学识”为朝圣地的人们的骚动，比如章太炎，比如辜鸿铭，比如周作人。文人的崇拜业界泰斗是升华了的“追星”，表现的更内在，更含蓄，但也更深沉，更入骨，因为那不是感情的盲目追崇，而是精神的追随和渗透。而推翻帝制、民国初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礼、文革、下乡、批斗等字眼因其史料价值而为人们的目光所搜寻。所以，张中行先生追忆的价值其实是岁月的价值，是生命机缘的价值。但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人的记忆都能够付诸文字，付诸文字而耐看，则也是功力所在了。

但凡是记忆，总有点什么叫人“徙倚多感伤”，忧心而忡忡的，这是生的必然。怀旧几乎是中国文人的一个基本性格特征，爱看怀旧式文章是绝大多数爱字人的嗜好。张中行先生的记忆不清冽，但浓醇；不悉细，但半数称得上是“凤毛麟角”。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流年碎影》中“先我而去”一篇中的几句话：“我老了，记不清旧事而难忘旧事，而没一想到就感到凄凉。”“近两年来，我们老夫妇离开女儿独立度日，感到冷寞，看看四壁，就禁不住想，如果他健在，他就会坐在不远的椅子上，那该多好。”看的时候心里说不出的酸楚，恍然看到老人对着空空的椅子怅望的寂寞眼神。“记不清旧事而难忘旧事”，只此一句，已令人潸然。

除了对人的记忆之外，张中行先生的记忆有个不能忽略的关键词：北大。北大是中国文学泰斗的批发集中地：鲁迅、周作人、胡适、章太炎、朱自清等等灿若星辰的名字都集中在北大，从某方面来讲北大的人文精神直接或间接地左右着中国文学界的发展。张中行先生在书中多次提到蔡元培校长的办学宗旨：“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这大概就是张中行先生文字和思想的根源所在：兼容并蓄，有着丰厚的人文底蕴，内蕴着一种属于北大的宽宏和包容，乃至面对“学问”的始终谦恭和严谨和文人的清傲内敛等品质。因此，人们称张中行先生为“杂家”。

张中行先生接触过不少的佛门弟子，有《禅外说禅》一辑，曾经研究过佛学，也有介绍儒学的《儒道管窥》十篇见于业内期刊，还曾想写一本《参庄偶得》。这似乎是浸染古文化的知识分子的“通病”——生于现实而寄望虚无，有所逃而不得不安于天地间。因此，出世入世之间的反复挣扎是文人内心的游戏之一，尽管这游戏有时可能惨烈。当然，在佛、道、儒之间逡巡徘徊而最后成为“半瓶醋”（张中行先生的自我评定用语），安于自己是“天机浅”的肉体凡胎的是大多数。张中行先生对各家的研究深浅不得而知，但是张中行先生走了一条知识分子的老路似乎是真的。免俗是难的，张先生对各行均有所涉猎有所著录也是既定事实。此中包括书法、古玩鉴定等。

在张中行先生文章中引用最多的话出自《庄子》，最常用的一句话则出自儒家的《礼记》，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此中隐秘地囊括了张中行先生一生的性格和文字天渊：先生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逍遥游”情有独衷，却不得不把双脚踩在人世的泥土上。这是常态的知识分子的生存，是常态的人生，而张中行先生的文字也宜于用这两个字形容，即“常态”的文字。

在季羡林先生写的“当代散文八大家”的序言里说到评断优秀散文的标准问题：一是有“真情”，二则要有文采。以此两者论，张中行先生的散文中多“当事人”式的记叙，多有评论，如对某某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从始到终贯穿书中，由此引发了权力等《民贵文辑》中的种种言论；也多有“名言警句”样的机锋，间或有抒情，如对第二任妻子杨沫在著笔时用“某屋曾有谁住过，曾有欢笑，某屋曾有人住过，曾有泪痕”“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等言语；至于文采，张中行先生行文许多是立论，主在说明一些人生的道理，类如“张三说了某某某道理，李四说了某某某道理，我认为某某某道理比较有道理”之类，在文章中多有“躲闪”的说理，透露出一点文人谨小慎微的文革后遗症来，因此，许多文采就在挪闪里黯淡了。

对我来说，看散文很多时候是看“信息量”的。比如介绍人文历史及名人轶事、地方风情的文章，如果作者人生阅历丰富如书、博闻强记、文采斐然，能够入木三分、恰倒好处地引用诗句和形容人事会让看书的人“坐地日行三万里”，让人不亲临而如同身受是文字的功能之一，从这一点来说，张中行先生的文章的信息量是广博的。

以上种种言论，并不影响我相信季羡林先生选编“散文八大家”的眼光。在常态之外，张中行先生的文字随处可见的是：老到。“人，进可以东山吟咏，以天下为己任，或退，茅蓬数息，求此生离苦海，但走向街头看大众，兼透过外皮看内心，就可以领悟，天字第一号的大事是能活。”这样干净洗练的文字在文章里俯拾皆是，用前序（别人为张中行先生写的序）里的话来讲是“璇玑萦胸次，灿烂皆文章”。作者的笔下有着看尽世事的洞悉和了悟，了悟而自知是芥末微尘，在自知中有些微的文字以立世，是张中行先生对自己、对后人的尽责。张中行先生最大的一个优点是“自知”，从这一点来说，先生可称为“智者”，睿智由岁月凝练成文字的时候是有着通透的美和力量的，尽管，你也许同时要容忍一个老人在用词上的不断重复。

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型的老人。他很普通，很亲切，他执着许多知识分子所执的信念；念过许多知识分子所念过的书，可能要多一些；他一生多忧患，少安乐，有过三个妻子，最好的一个也不过是“可过加一点点可忍”；他有着同于许多当时知识分子的命运以及他们的判断标准，部分更洞察些，但始终平和；他年轻到年老，目光中始终有一层忧郁，作为一个生命，他并没来得及实现他所想实现的，在颠簸96年之后，如今他高坐卧椅，不再写字了。

这样一个老人，你在看过他的书之后，会自然地对他的96岁有“惊心”的感觉，会感到即将失去的可怕。因为他太象你身边的某个人，或者，代表着一些早期文化界的优秀内涵。

总之，如果你对一个文人丰富多舛的一生感兴趣，对稍微饶舌的洞察及所谓的“遗老”心态有偏好，或者，你能够坦然面对一个老人面对岁月的忧伤目光。建议你看：张中行。

MAY摘自《文学·创作·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