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在地铁里看见打工的农民将塑料袋搬进车厢，缩在一隅时，我就会想起程宝林在其散文《民如鸟兽》中的描写，他的目光里没有轻视，只有理解、同情和悲悯。实际上，他的散文有三重视觉：一是农民的视觉（或曰底层视觉），一是城里人的视觉，还有一层是诗人的视觉（或称世界公民的视觉）。

程宝林的第一层视觉，是从父辈那里承继的底层视觉。他在乡村生活了18年，从小苦读，直至以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作别家乡荆门，早年的乡村生活影响了他以后人生的行走，甚至包括他在美国的精神生活，故土的人与事无时不在牵动着他的心怀。

在《归葬》中，他梦见早已去世的祖母失踪了，他到处寻找，看见老人头发蓬乱、面色蜡黄地坐在背风向阳的田埂上。他抱着奶奶，奶奶说：“我好饿，几天没吃东西了！”他来到旧金山大街寻找餐馆，尽管钱包里塞满了美元，但他打不开任何一家饭馆的大门，醒后他嚎哭起来，一个40岁男人的哭声惊醒了身旁的妻儿。在异国他乡远离祖国，与亲人生死相隔，他发现自己所有的苦斗和闯荡变得黯然失色：所有的奋斗和努力就是要离开那个乡村的程宝林，却不知自己的生活包括写作，都被那个叫“歇张”的小村牢牢缚住。程宝林的身上流淌着农民的血，他是农民的儿子，所以他在心里说“农民伟大”，他不是居高临下地写乡村生活，而是把自己当成他们中的一员。他以农民的视觉看见了村民的苦难，正是这种底层视觉使他能看见水稻所蕴涵的，竟然不是富裕，而是贫困。

即便身居城里，他也能看见村里的稻田和耕作的父母：“从清朝起我们家就世代种水稻，至今已种了七八辈了，每当我从粮店里以极低廉的价格买回城里人独享的‘商品粮’时，我都要把手伸进米袋里，像老农一样把雪白的米摊在掌心里仔细端详。我认得出来，这米是我父母种出来的。”程宝林的散文动人的地方就是这种底层视觉。当在车站看见那些农民工时，坐在硬卧车厢里的他感觉到“上等人”可耻的错觉，“我不知道，除了他们，谁还能算得上是我真正的手足兄弟，或父老乡亲”，这种真切的文字是底层和城里人双重视觉的混合。“他们抛弃了土地和家园，向远方流浪，如同一拨一拨难民，奔走在城市与城市之间，他们的境遇使我内心隐隐作痛”，农民和城里人视觉的交错呈现，使他的散文格外动人。

《冬日踏青》写在城里生活的他带着妻儿回归乡土的那种心情，他说自己是有故乡的人。在程宝林看来，土地值得依赖，土屋给人温情，对故乡的怀念寄托了一个城里文化人的漂泊心态，在他心中，故乡是一个可以寄放心灵的地方，是情感的栖所。这是他的第二层视觉，即城里知识分子的视觉。

程宝林不仅仅是农民的儿子，一个城市漂泊者，他还是一个诗人，用中英文双语写作的诗人，目前还在美国加州某大学攻读艺术硕士学位。他的写作不仅仅局限于底层农民的视觉、中国城里文化人的视觉，他的第三层视觉是以不同语言写作的诗人、国际居民的视觉。当他回到自己的国家，回到乡村时，他的视觉发生了变化，变得阔大辽远，这给他的写作带来了丰富立体的效果。

在《父母的歌谣》的结尾，他这样写到：“我的父母，生了我们兄妹6人，给这个不堪人口重负的国家，添了六张嘴，使自己的一生，像牛，像马。他们也向这个扫盲任务艰巨的农业大国，贡献了5个大学生，使自己晚年的脸上，有笑，有光。当我们和父母团聚时，注定了有多少骄傲，就有多少悲哀和无奈———为人们爱的伟大、生的愚昧。”作者是在曼哈顿的酒吧里怀想远隔重洋的父母的，想到只认识“男”、“女”这两个汉字的母亲，作者突然泪流满面，而作为读者的我，眼睛也不由得湿润了。

正因为程宝林的散文中有了如此广阔的视野，一个超越了狭隘民族观念拘束的视野，使他看见中国农民整体性的贫困，使他对故乡的打量建立起多重视像，也正是这样一个视野，使他看见了中国乡村文明的哀败。不管作者如何保留老家那栋老房子，但它最终要倒塌是必然的。他看见乡村里几乎没有多少人了，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中国乡村是一幅“逃难图”，所以当他在城里看见民工，他除了难过还有一丝安慰：农民逃离了土地对他们的世代束缚。这是作者高人一筹的观看，而且是作为身临其境的人表达出了他的挽留与悲悯。这种多重视觉的观看，使他的散文呈现出特殊的张力，让作品有了深远的意味，个人感性与理性以及对存在的个案洞察，使他获得了生命行走中宝贵的清醒。

因有了底层和城市的视觉，程宝林的文章显得素朴厚重，具备史家的风范，他是一个把散文真正当成纯正的艺术文本加以经营的作家。众多篇章注重吸纳中国古典散文之精髓，注重结构的组合与串联，时空因片断的串联而呈现出深远悠长，极具中华散文的古典之美笔法的多重路数和他的三重视觉的混合与交织呈现，使他的散文获致朴素厚重、轻灵诗意的美学风格。

雪梅摘自《新京报》 2005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