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

1971年10月2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从1962年起，每年到十月份都有传媒开始炒作聂鲁达，预言他极有可能获奖。宣布结果那天，聂鲁达家就会被蜂拥而至的记者围得水泄不通，朋友们准备好美酒佳肴等待一醉方休。但是年年被提名，年年落得一场空。聂鲁达总是在最后一刻被评审委员会抛弃。据说，评审委员会中有一位委员一直与聂鲁达作对，认为他与托洛茨基遇刺案有关。1968年，他的瑞典文译者、密友阿图尔·伦德克维斯特被选为皇家科学院院士，并进入评审委员会。聂鲁达最终获奖，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聂鲁达本为对诺贝尔奖的感情是矛盾的，一方面，正如他所说的，“名叫地球的这个行星上的作家，实际上人人都希望有朝一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管他们是不是说出或承认这一渴望”。另一方面，近十年被提名，每次都空欢喜一场，弄得他实在有些麻木和厌倦，甚至有些恼怒。他觉得自己的名字像匹马一样出现在每年的比赛名单上。尽管如此，聂鲁达还是会带着希望——虽然越来越小——忐忑不安地进入10月。1971年10月20日晚上，阿图尔来看他，聂鲁达知道他是评委，也知道评委的纪律要求绝对不能提前公开最终结果。但这位外界呼声很高的诗人，这次实在忍不住了，他偷偷地问阿图尔，能不能把最终的结果告诉他。但是无论聂鲁达说出多么动人的理由，严肃谨慎的瑞典人阿图尔只是对他说：“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

谜底终于在10月21日上午揭晓，刚刚动完手术、身体虚弱的聂鲁达和在巴黎的所朋友庆祝了这一终身难忘的时刻，90岁的毕加索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

聂鲁达成为第三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拉美人，第二个智利人，他再次为祖国智利争得了荣誉。阿连德总统在得知这一喜讯后发表讲话，称这一胜利不仅属于智利、属于人民、还属于整个拉丁美洲。智利全国上下都沉浸在欢呼和喜庆之中。

但是，聂鲁达去斯德哥尔摩领奖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瑞典警方高度戒备的事情。聂鲁达两次接到一个自称是“荷属圭那乔治敦反殖民运动代表”的黑人的恐吓信。第一封信的大意是“我曾经要求一张参加奖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授予你诺贝尔文学奖仪式的请柬。在瑞典大使馆，有人通知我要准备一件燕尾服——这种场合绝对要穿礼服。我没钱买燕尾服，也决不穿租来的礼服，因为穿旧衣服会使一位自由的美洲人丢脸。所以我通知您，我将用凑到的一点点钱到斯德哥尔摩去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揭露那个授奖仪式的帝国主义和反人民的性质，以此对全世界最具反帝精神和最富人民性的诗人表示敬意。”第二封信则宣称，他已经到达斯德哥尔摩了，但是记者招待会没有开成。不过，他警告聂鲁达，他不要穿燕尾服去授受诺贝尔文学奖，否则他将用他特意购买的巨型修枝剪，公开剪掉聂鲁达“燕尾服后襟和任何垂下来的东西”。聂鲁达将信转交给瑞典外交部后，全斯德哥尔摩的警察部都行动了动起来，高度戒备，以保证颁奖仪式顺利进行。一次午饭时，聂鲁达随口跟陪同他到瑞典领奖的老友、委内瑞拉著名左翼作家奥特·罗席尔瓦说起这封可笑的信在瑞典警方造成的紧张，席尔瓦突然猛拍自己额头一巴掌，嚷嚷道：“巴勃罗，那信是我写的，就是想吓唬你一下。”聂鲁达只好对瑞典外交部说明，就是个恶作剧，肇事者是他的朋友，正在跟他一起吃饭。但是已经晚了，警察已经跑遍斯德哥尔摩的所有角落，寻找一个并不存在的黑人闹事者。

9.11——毁灭之日

光环之下的聂鲁达，其实已经病入膏肓了，诺贝尔奖也许是他人生最后的灿烂时刻。聂鲁达已经被确诊为前列腺癌，更糟糕的是，虽然动了手术，但仍然无法控制商癌细胞的扩散。人们向聂鲁达隐瞒了病情。医生认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最多只能维持几年。1972年11月，聂鲁达同意回国度假，但是他要求对外界操守秘密，不要透露他生病的事情，不过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尽管没有事先公布，可还是有很多人到机场迎接他，毕竟这是接受诺贝尔获之后诗人第一次回到祖国。但是与以往不同，没有盛大的欢迎个仪式，没有狂欢的人群，没有鲜花的海洋，诗人也没有做激情洋溢的演讲，他乘车由机场直接回了黑岛。所有人都感到从未有过的萧瑟和凄凉，虽然人们极力掩饰，但担心、难过还是溢于言表。

当时，智利国内的局势异常严峻。阿连德执政第一年，智利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不仅大资产阶级和大庄园主的利益被剥夺，中小资产阶级顾惜开始人心惶惶。他们携带巨额股票、珠宝、现金、金币纷纷外逃。大最资金被抽走或者外流，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到1972年，只维持了一年的经济增长势头停止，而且开始滑坡，外汇储备急剧下降，政府财政赤字却急剧上升，通胀率高达508％.美国不仅对智利实行经济封锁，还不准受其控制的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器贷款给智利政府。而此时反阿连德政府的右翼已经在暗中集结武装力量，频繁制造恐怖事端。

1973年的春天，虽然阳光依然明媚，圣地亚哥依然绿草如茵，繁花似锦，然而大街小巷的墙上贴满了反阿连德、反政府、反共、反古巴、反苏的大字报，充满恐吓与谎言，它们妖言惑众，说大屠杀就要来临。聂鲁达从国内形势看出某种似曾相识的东西，似乎希特勒上台前欧洲的情景正在上演它的智利版。从1971年至1973年，圣地亚哥罢工不断。1971年11月底，数千名妇女敲锅敲盆在圣地亚哥示威游行，抗议通胀和食品短缺。1972年10月，由卡车司机掀起，波及公共汽车司机、航空公司飞行员、医生、银行职员等各行各业的全国性大罢工，抗议运输国有化，造成了全国经济瘫痪。1973年3月，7月、8月，罢工再次扩大，各行各业全员参与，最后有一些部队也发生了叛乱。右派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将智利的问题全部归结于左翼执政和社会主义实践的过错，试图将阿连德和人民团结一致阵线赶下台。

当聂鲁达参加欢迎他的群众大会时，听众明显减少，而且气氛根本无法从从前相比。这是诗人获得诺贝尔奖归国后第一次公开露面和演讲，却是在巡逻的警犬和全副武装的警察监视下进行的。智利的局势已经紧急到一触即发，聂鲁达根本没有时间考虑个人安危，他必须为祖国人民敲响警钟，绝不能让他曾经亲眼目睹的西班牙悲剧在智利重演，绝不能让自己的同胞的生命、自由、尊严被践踏，人民要团结起来坚持抵制法西斯的复苏。但是他的慷慨陈词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掀起掌声和激情。

聂鲁达不甘心，他不能坐视祖国被敌人推向深渊。他写一首那几年创作中已经罕见的言辞激烈的长诗，字字句句喷射着对美帝国主义的愤怒的火焰，同时饱含着对智利命运和革命前途的忧心忡忡。人们被面前这个拖着虚弱身躯然而昂着不屈的头，宣称要向帝国主义、向反动派开枪射击的老战士深深打动。谁能想象一个已经到了癌症晚期的年近古稀的老人还能如此坚强、如此勇敢地战斗！

1973年5月20日，聂鲁达亲笔写的《致全体艺术家和知识界人士呼吁书》在圣地亚哥全城张贴，醒目的大红字标题让人触目惊心。智利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号召全体智利人行动起来，团结一致阻止敌人的阴谋，救亡图存。他利用一切机会发言，他从未像现在这样主动频繁地接受记者采访，他再不谈论文学、诗歌、诺贝尔，他要谈的只有一个主题：祖国的现在和未来。

1973年9月11日，黑岛像以往一样，在大海的波涛声中宁静而安详。在这个凉爽晴朗的早晨，聂鲁达像以往一样起床吃早餐，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随后他还要接待几个朋友。他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但是，他非常吃惊，除了麦哲伦省台，其他的台都没有信号。而麦哲伦省台传出的是炸弹呼啸声和爆炸巨响。聂鲁达全身的神经都紧张起来，心提到了喉咙。突然，他听到枪弹声中断断续续传来阿连德的声音：“这肯定是我最后一次向你们讲话，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只能对劳动者们说‘我不辞职’。处在历史转折的时刻，我将以生命回报人民的忠诚。我要告诉你们，我坚信，我们在智利人民心中播下的种子值得成千上万智利人自豪，它绝不会死灭。他们现在有力量，他们会压倒我们，但是罪行和武力都无法阻止社会的进程。历史是我们的，创造历史的是人民……”这是阿连德留给智利人民、留在智利大地上的最后的话语。聂鲁达拼命扭电台的旋钮，但再也听不到阿连德的声音。

其实，叛乱从前一天夜里，许多人都在熟睡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这是三军司令和警察首脑密谋的。叛乱部队于9月10日夜里已经开始向圣地亚哥集结。9月11日清晨，智利第二大城市瓦尔帕莱索被占领，叛乱部队接着控制了圣地亚哥全城，并包围了总统府，皮诺切特成为军政委员会首脑。他们命令阿连德立即辞职，并答应提供飞机送他和家人离开智利避难。阿连德断然拒绝了敌人给他指出的这条活路，对全国人民发誓将战斗到底，绝不投降。他把家人和工作人员都流散出去后，自己头戴钢盔，手握冲锋枪，率领忠于自己的总统卫队顽强抵抗了数小时。之后，有飞机、坦克支持的叛军攻占了总统府，阿连德在枪战中壮烈牺牲。

事后，叛军却诬蔑说阿连德是自杀的。

我只愿意死在那里

聂鲁达是从外国电台中听到阿连德遇难于拉莫内达宫的消息的，虽然他对国内局势一直不乐观，对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也早有预料，但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他们40年来鞠躬尽瘁、卧薪尝胆，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左翼政权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事力量面前竟然瞬间就轰然坍塌了。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结局——他知道这已经是结局，左派已经回天无力。他毕生的心血、事业、希望都随着阿连德的死一起被埋葬了。他再也不会活着看到社会主义在智利实现，再也不会看到智利有人民民主、自由、和平、富强的希望了。他绝望地对妻子玛蒂尔德说：“一切都结束了。”玛蒂尔德安慰他:“也许没有那么严重。”聂鲁达毫不迟疑地回答：“不，非常严重，这是法西斯主义。”

下午，聂鲁达开始发烧，病情开始恶化。医生坚决要求关掉收音机，不能再让聂鲁达受刺激。但是，聂鲁达谁的话也不肯听，他执拗地寸步不离收音机，并且看了六次拉莫内达宫被攻占的电视画面。他要及时知道外面正在发生的一切，那些罪恶、劫掠、杀戮。

9月19日，生命垂危的聂鲁达被急救车送往圣地亚哥医院，一路上被勒令停车搜查了两次。这时，玛蒂尔德第一次看见聂鲁达哭了。躺在担架上的诗人泪流满面，他对玛蒂尔德说：“巴多哈，帮我擦擦脸吧。”

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指示墨西哥驻智利大使想尽一切办法把聂鲁达接到墨西哥，他们要保护诗人的安全。埃切维里亚还特意派一架专机给聂鲁达。大使、玛蒂尔德和朋友们都力劝聂鲁达马上离开，但他坚决不同意，他要像战友阿连德那样，死也不离开智利，因为智利是他的祖国。

虽然玛蒂尔德一直对他隐瞒时局的真相，但通过和朋友们聊天，他全知道了。大屠杀已经开始，连智利最著名的民间抗议歌手维克多·哈拉都惨死于屠刀之下。阿连德死了，维克多·哈拉也死了，他们都死在了自己祖国的土地上，都死在了自己的岗位上，他聂鲁达绝不能逃跑。夜里，诗人无法入睡，他几次被恶梦惊醒，大喊：“他们在杀人，他们在开枪”。聂鲁达住在医院的四层，他能清晰地听到直升机的声音。他清楚外面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从9月11日至9月23日，皮诺切特的部队已经杀害了成千上万智利人。聂鲁达感到自己仿佛已经死过成千上万次了。

1973年9月23日22点30分，巴勃罗·聂鲁达带着满心伤痛与绝望，离开了他未能改变的世界。

雪梅摘自《读者》200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