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波音公司总裁哈里·斯通斯弗因被检举与女职员有暧昧关系而被迫辞职，成为最近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从学习国外先进公司内部控制经验的角度观察，这个事件有五大看点：
其一，俊不遮丑，功不抵过
68岁的哈氏在2002年受聘于波音董事会，再次出任CEO，属于临危受命，重出江湖。两年来整顿波音，工作卓有成效，波音的股价上涨了50%，这份业绩难能可贵。但桃色事件一经揭露，董事会并不认为哈氏功大于过，俊能遮丑。在美国，这种“生活作风问题”，本来不是什么大事，那位女主角就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因为公司认为她并没有从中获得不正当的利益。哈氏的问题在于，他违反了自己制定的规则。哈氏整顿波音的主要举措之一，是严明纪律，强调任何人损害了公司的声誉都必须受罚。不幸，自己落入了禁区。董事会认为“他的判断力发生了问题”，损害了公司的声誉，所以责令他辞职。记得两年前中国乒乓球队发生的队员恋爱风波，且不论禁止队员恋爱正确与否，就从规则的执行来看，就很不公平：开除了非主力的女队员，而保留了主力男队员。蔡振华的算计很简单：既要维持军队般的纪律，又要确保金牌，所以他的刀只能弯来弯去地切。如果波音是中国公司，是牺牲总裁还是牺牲女职员，答案不言而喻。
其二，有报必查，匿名无妨
哈氏的问题是一封匿名信检举的。关于“生活作风问题”的匿名信，放在中国基本上已经不认真对待了，因为我们吃尽了“八分钱，查半年”的苦头。尽管毛泽东曾说，“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但事实上，对待上访、投诉、举报，都有严苛的条件，匿名信不查，几乎成为惯例或原则。特别是捕风捉影的“生活作风问题”，往往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不了了之。但美国人却是认真对待，不因匿名而不理，也不因难于证实而搁置，没有用多长时间，就查了个底儿掉。其手段和效率令人叹服。
其三，法纪监督，无人例外
哈氏是波音的总裁，按我们理解应当属于公司内说一不二的人物。但在波音，竟还有可以监督他的人：收到举报信并组织调查的是几名“非执行董事”和公司“法纪与道德事务负责人”。在国内，董事只是定期来开开会，除此之外就是一个外人，不应该也不会挑公司的毛病，更不会挑公司CEO的毛病。至于“法纪与道德负责人”更是令人难以理解，难道他不在总裁的领导之下？他的聘任、晋升、薪酬、奖金难道不受总裁的控制？在中国，乡的一把手如果有问题，就要县上才能处理；省的一把手有问题，只有中央才能处理。像波音这样的大公司，只有国务院派工作组才能开展调查和作出处理。总而言之，在一把手控制的范围内，他是没有人可以监督的。这样的组织结构不可能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其腐败也就是必然的。中国的企业也是这种基因结构，成也一把手，败也一把手，此起彼伏，不胜例举。我们今天谈公司治理结构，其实就是要解决一个公司自我约束、建立起自身免疫系统的问题，过得了这一关，企业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力，否则，就只能随着决策者的更替，花开花谢。
其四，道高魔低，全凭手段
中国人常说，捉贼捉赃，捉奸捉双，男女作风问题，向来是最难查实的。哈氏的男女私情是如何被证实的？报道说是通过他与情人的电子邮件查出来的。这又令我们大吃一惊：查电子邮件关系到别人的隐私，已经近乎侦查手段，更何况是查公司总裁的电子邮件，这是谁赋予它的权力？显然，波音的“宪法”对监督有明确的规定和充分的授权。这体现了典型的美国特色：一方面是对CEO的充分放权，另一方面又对他实行严格的监督，由此形成有效的制约。如果监督机构没有强有力的手段，再怎么说它重要，也只能形同虚设。
其五，当机立断，效率奇高
从相关董事和法纪道德负责人接到举报信到哈氏辞职，经历了多长时间？十天！这个效率有点惊人。按国内的一般效率，成立调查组，正式开展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调查报告，作出决定，报上级主管机关批准，这一套程序中每个环节都少不了，每个环节又免不了层层研究、审批，没有三五个月到半年时间，不可能有结果。它只用十天就解决了问题，不仅有赖于事实的迅速查清，更需要决策层在价值观层面看法一致，大家没有争论。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会产生争论。当年红军高干黄克功为逼婚枪杀抗大女生刘茜，处理时也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杀人偿命，理所当然；另一派则认为黄对革命有功，是党的宝贵财富，刘茜欺骗革命干部感情，被杀乃事出有因，应给黄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杀了人都可以这样开脱，那要是只有点暧昧关系，还算个啥事情。所以，只有价值观清晰，对错分明，才能做到高效率处理。
以上五大看点，实际上反映出波音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文化。它能做到那么大的规模，成为世界上一间伟大的公司，决不是偶然的。这五条，中国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做到，中国出不了波音这样的公司，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