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病了

“我每天夜里睡不着觉，到早晨8点还睡不着，看着太阳冉冉升起，大家骑着自行车都去上班，你还没有入睡，你在想很多事情，为什么别人能做，你就不能做，为什么要对自己这样苛刻……”
　　
“我病了。”
　　
“我得的是抑郁症，而且是很严重的抑郁症，重度。”
　　
2005年3月，借着《艺术人生》崔永元向他的观众说出了他离开《实话实说》的原由。
　　
“不是每一个想法都能实现的，所以某些想法就叫想法，有些想法就叫理想，还有些想法叫空想，还有些想法叫妄想。”
　　
如果一个人总是妄想，那这个人就是有病。
　　
但这又不是寻常意义上的病，或者是一种病人不愿意说出口，正常人无法理解和想象的病。
　　
“比如包括我的家人，包括我的领导，他们都觉得没有这种病，觉得就是想不开，就是小心眼，就是太爱算计了，就是以前火，现在不火了，所以现在受不了了，都是在这样想。”崔永元说。
　　
“实际上它是一种病，那么就要吃药，有的时候比如当我很有耐心或者很有精力的时候，我会慢慢讲一点给他们听，有关抑郁症这方面的知识，有的时候我不耐烦了，实在不耐烦了，我就说，如果你要觉得我没有这个病，你把我的药吃几片试试。我吃那个药，两粒三粒，我早晨五点、六点、七点、八点……才能睡着觉。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病的人，他吃了这个药，他可能三天都睡不醒！”
　　
崔永元是极少的公开说出自己有这种病的人，他不但说了而且语出惊人：“得抑郁症的基本都是天才！”
　　
崔永元话音尚未落定，4月10日著名画家陈逸飞59岁逝世，似乎是为“天才”做出的一个注脚。如果按图索骥，春节前短短4天内，清华大学相继有两位年龄不到45岁的教师“突然”死亡：1月22日晚，36岁的清华大学电机系讲师焦连伟突然发病去世。四天后的1月26日中午，46岁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高文焕，因肺腺癌不治与世长辞。接着就是中国社科院学者萧亮中，猝死时年仅32岁。再早前，还有去年均瑶集团总裁王均瑶英年早逝；爱立信中国区负责人杨迈猝死在跑步机上。而和他们关联的词是：过劳死、亚健康状态、心力衰竭、心理危机。而将他们的社会身份加以串连，尽管未必是“天才”，但大多是学者、科学家、知名人士、艺术家、企业家、高级经理人，他们所代表的是成功、财富、名誉、智慧，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分子，他们是强者，是胜利者，但是，这些光环的另一面却往往是软弱的真相。很多人经过多年的奋斗，终于置身精英行列，同时却发现自己也成了“精英症”患者，面临精神、身体的双重危机。
　　
几年前，年仅29岁的茂名永丰面粉厂老板冯永明在家中用水果刀割腕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现实太残酷，竞争和追逐永远没有尽头，我将到另一个世界寻找我的安宁和幸福……”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范肖冬说，抑郁症是心理疾患的一种。抑郁症患者50％有自杀行为，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自杀成功。抑郁症对人类的危害在2020年预计将会排到第二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越是优秀的人患抑郁症的可能性越大。
　　
　　
高压力人群
　　
“最近像韩国的李恩珠，包括张国荣，还有好多好多人——海明威、川端康成，那都是大家，但都是因抑郁症自杀的。”崔永元说。
　　
四组来自四个不同方面的数据进一步说明了精英之病。
　　
来自北京零点市场调查有限责任公司的是针对北京大公司的白领精英的。零点公司采用专门的心理学测评工具“枯竭量表”，对415位北京“白领精英”的调查，以评估他们的心理疲劳程度，如果达到3级就意味着心理疲劳非常严重，身心健康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而最终是心理疲劳程度在等级3及以上的人数比例达到了61.4％，心理疲劳的表现是：容易疲倦；缺乏精力；容易生病；脸色不好，与家人或朋友的沟通越来越少；容易忘事；容易忧虑、发愁；有迷失感，难以开心快乐，易急躁、发脾气。


心理门诊爆满
　　
陈言斌被严重的失眠症击倒了身体。“两脚像踩空了一样。心里发虚，深不见底。”
　　
据《北京晚报》报道，由北京律师协会组织5000多名律师进行健康体检，他们年龄集中在20－40岁之间，其中体检结果均正常的仅有134人。在分析汇总结果时，医生提到最多的疾病源都是：“心情紧张”、“精神压力过大”、“体力活动减少”。
　　
陈言斌就是4000多名身体不合格律师中的一员。当年从政府机关辞职，进入律师事务所，又孤身闯北京求发展，困难重重。
　　
2001年，37岁的陈言斌来到北京。“那时候，家里刚贷款买了新房，太太为照顾幼小的女儿，一直没有上班。”他却为了打开在北京的局面，整个上半年，光请客吃饭、交通住宿就花了6万多元。“小案子不愿意接，大案子也没有。根本不知道什么时间能挣到一笔钱，却一直往外造钱。”
　　
那是正常人无法体味的痛苦。陈言斌夜夜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早上起床后，看见什么都想发脾气，双手不停发抖，恶心，头痛欲裂。“甚至想撞车，想跟人打架，想自杀。”他发现很难述说那种状态。“好像一个自来水管，你想关它，可关不严实，直滴答水；你想放出水来，又打不开。”“躺在床上，就像看西洋镜一样，眼前全是虚幻的意识。浑身累，太难受啦。”
　　
“那个制造大连空难的人的行为我能想到。”坐在灯火通明的必胜客餐厅里，陈言斌冷不丁提及2002年大连空难，显得有些突兀。“他在外人眼中，是一个硕士，有自己公司，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不足40岁，这样行为匪夷所思。但是我能理解。这种小有成就的人都有很高的期望，奋斗到这个年龄，还处于一般水平，就觉得这一生没有太大希望了。”
　　
随着手头处理案子逐渐增多，朋友也越来越多，陈言斌的压力没有最初那么大了。但是不可抵挡，成为条件反射般的结果是，周一到周五不自觉压力大，经常睡不着。到了周末，睡眠踏实许多。
　　
心理疾病的高发带动了对心理医生的需求。北京康亚医院和北医六院合作建立的心理咨询门诊，A类专家每50分钟的心理会谈时间是1200元，B类专家是800元。而相当一部分到这里来就诊的人，在北医六院根本就挂不上号。
　　
　　
压死人的“最好的”
　　
2005年1月5日凌晨4点猝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萧亮中的电脑上记录了他最后几天的工作情况。
　　
2004年12月31日，工作到凌晨2点43分；2005年1月1日，工作到凌晨1点36分；2日，工作到22点32分；3日，工作到23点53分；4日，工作到凌晨3点零7分。4月5日，4点钟妻子听到他睡梦痛苦的呼叫，紧急抢救无效而亡。
　　
卢燕，职业心理咨询专家，她所服务的企业的精英给她的强烈印象是：银行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在晚上8点以前下班的，网络通讯公司对员工的要求是必须24小时开手机，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她说了一个故事：他们在一家通讯公司做员工心理帮助的时候，要求在场的所有人把手机关掉，安心地放松8小时，但整个培训场不停地有人出出进进接手机，都说是重要客户的来电。他们随时处于工作状态，焦虑水平极高。
　　
精英的问题还不仅仅是高强度超时间的工作。
　　
崔永元在做节目的时候被人称作工作的疯子。“我们当时做《实话实说》的时候特别投入，我觉得我发病都跟这有关系，有点钻牛角尖，希望每一期节目都做好，希望一期比一期精彩，老是这样想，有这个责任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痛苦。”
　　
不肯放弃，不肯降低标准，最后的结果是导致自己痛苦。这就是精英的痛苦，所不同的是有的人在痛苦中麻木，有的人在痛苦中发疯。
　　
精英分子总是一个社会中最有责任感的人，这种责任感成为精英的一种内驱力，成为自己审视自己的一个标杆，当理想和现实发生碰撞的时候，直接受到伤害的是知识分子的精神。这一点也被心理学家所证实，美国心理学家曾经说过，抑郁、焦虑、失眠、强迫等症袭击的往往都是有抱负、有创意、做事情非常认真的人。这样的特质描述，与城市精英层是不谋而合的。

“如今，在特定行业，如IT业、媒体从业者、名牌大学老师以及发展速度过快企业中，产生的最大问题就是压力。”北京易普斯企业咨询公司首席顾问张西超博士如是说。这份压力来自工作，却犹如多米诺骨牌效应，袭击他们的身体、身心、社会关系以及家庭生活。
　　
要始终保持一个姿态：最好的，最好的，永远都是最好的。这是精英永远的姿势。强大的社会关注度是一种推动力也是一种压力。
　　
“一个人从海拔1至5000米的时候还比较容易，但一旦从5000米到7000米的上升，你试试！太难了，这就是越是精英越难做。”一位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说。
　　
“精英的生活伤害了我，”吴力说，“我在物质上更虚荣了。过去兜里装着几百块钱就挺快乐的日子一去不返。”
　　
他说，社会给你摆出了精英的生活图景，而这一图景更多是表现在物质上的：你的消费高于他人，你需要换一辆更好的车，你需要住在更高尚的小区里，你不用和别人一样挤公交车，这是基本的物质需求。
　　
吴力说，贷款买房的时候，没有觉得有多大的压力，但住了好房子了，就需要和它配套的东西，养一些名贵的花、好看的名贵的鱼、漂亮的装饰，小区里有很好的会所要去健身……“精英生活是个套儿，当你一旦钻进去之后，就再也出不来了。”吴力说。
　　
危机好象商量好了一起袭来的。当你身体垮掉的时候，你也许会一下子发现你的婚姻也出现了问题，因为你日夜努力地工作，而你已经找不到和妻子沟通的途径；你也许会发现你的孩子也出了问题，你已不知不觉地疏远了家人，孩子的成长因为没有你的参与而缺失；你还会发现你和同事的关系并不好，因为职业而把朋友“做死”；最后是自信心的彻底垮掉，对身体，对所有的一切的自信。吴力对精英的生活如此描述。
　　
在很多精英看来，社会有一只无形的手，一把看不见的尺子，在推动着，在衡量着。你获得什么样的地位，就获得什么样的压力，获得什么样的焦虑。“我很在乎别人对我的生活品质的看法，因为这标志着你的职业生活。我也同样在乎别人对我的工作成绩的看法，这是对我的素质和能力的评价。借用司马光的一句话：‘由俭入侈易，由侈入俭难’，那个标准就在那里，你下不来了，这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东西，它是一切的标准。”
　　
　　
“心病”？还是“社会之病”？
　　
张本元向记者描述了一种“周期性崩溃”———一年中有几个月突然就不能工作了，那是一种心力交瘁的感觉，似乎健康自信都是在一瞬间被抽走的，这时他会出现恶心、心悸，完全不能工作。为此他曾长休一年多的假。后来每当“周期性崩溃”出现的时候，他就必须去深山里，不带手机、不带笔记本地过一段时间。
　　
张本元是一家公关公司的总裁，是从国家机关辞职下来的，他说在他这样的企业里只看结果。他尚未掌握EXCEL文件的时候，就被发下一尺高的财务报表，一夜之间必须做出财务报表。
　　
这种压力常常会变成动力。但长时间从早7点做到晚7点，人就会受不了。
　　
还有随时的评价和所要达到的目标。公司有一个大目标，这个目标是和职务挂钩的，你给公司带来多少收益一目了然。面临时时的考核和评价，更多的人是频繁地跳槽。“CEO这几年换得特别快，做不下来就走人，竞争激烈，同行恶性竞争，圈子越来越不好，人际关系很差。”张说。
　　
这个总裁的工作一般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半，周末有一天工作，另一天虽然不去公司，但要在家里工作到晚上11点。“精英症和急功近利有关。”以“北京病人”著称的李意欣曾是波音公司中国首席代表，27岁。1997年3月的一天，他的身体突然垮掉：先是失眠，很反常地头晕，接连几个晚上睡不着，吃安定片也不见好。腹泻，怕见阳光，看到的东西都是模糊的。说话说不出，感觉气是断的，“只能到喉咙这里”。走在路上，发现女孩子走得都比他快，走不了500米就满身冒汗。但是他并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1998年他辞去工作专心在北京养病，历时数年，耗费积蓄30多万。当记者采写此稿联系到他时，他说他已经基本康复了，并向记者畅述他的思考所得。
　　
他说他的病是“心之病”，但还是“社会之病”。他说，工作强度不是压垮人的惟一因素。他认为，今天的健康命题应该是文化上的、价值观上的。另外，他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不那么急功近利，不那么鼓动欲望的话，它就能允许一个人花20年、30年时间去获得成功，而现在却仅仅给年轻人5年、7年的时间。”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阎巩固更倾向于在个体身上寻找原因。他认为本身敏感爱琢磨、内向的人，或者有过非良好经历的人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对同样的任务有不同理解，会有不同的心理反应。当一个人承担自己不能承担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当然他也不排除经济社会造成人的企望太高，把人推到很高的位置上，而有些人又不会正确评估自己，于是出现断裂。而相应的社会解压机制，在中国还不够健全。李意欣说，在西方，你可以找神父，也可以找社会工作者，也可以找医生，来释放自己的压力，但在中国，你没有太多的选择。即使在医疗领域，对此类问题认识时间也不是太长。
　　
不过，记者了解到，国内的一些大企业、银行、网络公司已开展了员工帮助计划，定期请心理咨询师为员工减压。易普斯公司今年在国内设立了一家企业家压力管理俱乐部，专门针对企业高层的心理问题。
　　
“最后的禁忌，不是性，不是酗酒，不是毒品，而是职业压力”，美国《财富》杂志以这样的观点阐述现代社会对人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