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在昆明一共住了七年，这在他一生中是一个重要时期。在昆明他接受了高等教育，结识了许多师长和朋友，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在他个人生活历程中，昆明也是至关重要的。他在中国建设中学时，不但品尝了不少野菜，写出了不少文章，还认识了一个与他以后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人物——妈妈。
我们的妈妈施松卿，女，福建长乐人，1918年3月15日生，比爸爸大两岁。
妈妈小时候，时而在老家，时而在南洋，跟着外婆到处跑。外公的收入按国内标准看还是相当可观的，因此在老家起了房，买了地，日子过得还不错。
1939年，妈妈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和爸爸是同一年。在西南联大，妈妈先是读物理系，和杨振宁做过同学。但是不久便觉得功课繁重，十分吃力，加之以后又得了肺结核，学业更是时断时续，难以跟上课程。于是，一年之后她便转到了生物系，想继承外公的事业，向医学方向发展。当时联大学生转系相当普遍，而且理科、文科可以互转。爸爸的好朋友朱德熙原来也是学物理的，大二时才转到中文系，后来成为国际著名的语言文字专家。如果不让转系，不知会埋没多少人才。
生物系的功课也不轻松，而此时妈妈的肺病更为严重，只好休学一年，到香港养病，因为昆明的物质条件太差。没想到，病还没有全养好，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攻陷香港，妈妈只好带病返回昆明。
这一次，她又转到了西语系，因为学文科相对不那么吃力，特别是她小时在马来亚生活，英文基础不错，有些课比较容易对付。就这样一直坚持到毕业。
妈妈由于休学一年，学习又是时断时续，因此毕业时间相应延长到了1945年夏天。毕业之后由于当时新加坡被日本人占领，家中经济来源中断，因此妈妈当时的生活也比较窘迫。为了谋生，妈妈也到了中国建设中学，和爸爸成了同事。
妈妈经过的事情比起爸爸要丰富许多。这使爸爸很羡慕。他曾经多次说过：“我要是有你们妈妈的经历，不知能写多少小说。”
谈到大学的往事时，妈妈常常很得意地说，在西南联大，人们叫她“林黛玉”，因为她长得挺清秀，淡淡的眉毛，细细的眼睛，又有病，一副慵慵懒懒的样子。还有叫她“病美人”的。当然，她的本意不是说自己有病，而是有病时尚且如此之美，没有病就更不用说了。一次，我们问爸爸是否如此。他笑嘻嘻地说：“是听过有这么个人，有这么个外号，但当时不熟。等到我认识你妈妈时，她的好时候已经过去了。”说得妈妈干瞪眼。
不过，妈妈在外面给人的印象确实不错。就是晚年和爸爸一起到外地时，也还是头是头，脸是脸的，很有风度。有人说像一个人——伊丽莎白女王。
也有人不这么看。“文革”后期，一次，邮递员到家里送包裹单，需要签字。妈妈开的门，邮递员上下打量妈妈半天，犹犹豫豫冒出一句话：“老太太，您认字吗？”那天妈妈上穿一件旧毛衣，下面是一条没有罩裤的棉裤，颜色还是绿的，活脱一个家庭妇女。她在家里经常是这样的装束。
算起来，爸爸和妈妈相识的时候，一个25岁，一个27岁，已经不算谈情说爱的最佳时期。他们以前心中是否有过什么人？不详。他们自己不说，做子女的总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刨根问底吧？不过，从他们的日常言谈中，多少也能察觉出一点蛛丝马迹。
爸爸在文章中说过，他17岁初恋，当时正在江阴上高中。暑假里，在家中写情书，他的父亲还在一旁瞎出主意。此人姓甚名谁，不清。好像是他的同学，但是17岁毕竟年龄还小一点，此事未成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到了晚年，爸爸有时还流露出对那段时光的珍惜。初恋总是难忘的。
到了大学，尽管爸爸生活困顿，没有余资向女生们献殷勤，但是他的才华仍然博得了不止一个女同学的好感。据爸爸的最好的朋友朱德熙先生的夫人何孔敬说，爸爸当时的女友后来在清华教书，一次朱德熙在清华门口还悄悄地向她指明此人，长得白白净净的。后来爸爸失恋，曾经好几天卧床不起。朱德熙夫妇不知该如何劝解，只好隔着窗子悄悄观望，以防不测。还有一个姓王的女生和他的关系也相当密切。这一点，从妈妈谈到此人时的醋调可以感觉出来。但是爸爸在联大学了几年，连毕业文凭也没有拿到，前途渺茫，做为女孩子，总要考虑周全一些，联大出色一点的女生又不乏追求者。因此，在大学时这件事最终还是没有结果
至于妈妈，虽然很少和我们谈及她的“心路历程”，但不经意中也透露出在联大时与一些男同学有所交往，其中和一个福建同乡关系不错。此人是历史系的，毕业之后便出国留学了，走后还从美国给她寄来青霉素（当时叫盘尼西林）治她的肺病。当时这种药十分稀贵，于是妈妈转手便到黑市卖掉了，发了一笔小财，借以维持生活。但是，两个人毕竟远隔重洋，再想进一步发展什么关系难度太大，最后自然而然断了线。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往往都是这样。
爸爸和妈妈在建设中学相识之后，很快有了好感，有点相见恨晚的味道。一次爸爸妈妈聊起联大的事情，妈妈对我们说：“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着长衫，一点样子也没有。外文系的女生谁看得上！”
“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妈妈很得意地说：“有才！一眼就能看出来。”爸爸当时大概确实有一种才华横溢的样子，尽管背老也挺不直。
一次他陪着好朋友朱德熙到乡下定亲，穿着件烂长衫，拄了根破手杖。女方就是朱德熙后来的夫人何孔敬。何孔敬家里原来是请朱德熙当她的家庭教师，两人日久生情，最后论起婚嫁来。为了这事，何孔敬把早就定下的一门亲事都退了。朱德熙与未来的岳父寒喧，爸爸就一个人随意闲逛。两人离去后，何孔敬的父亲对她说：“今天一起来的汪先生不一般，有才！一眼就能看出来。”他算不上什么文化人，一个开瓷器店的老板。
爸爸和妈妈认识之后，行动便有了伴。两个人一道看电影，一道看病——爸爸当时老牙疼，妈妈陪他进城找大夫，还一道养马。朱德熙向我们描述第一次见到妈妈时的情景：“我去看你们爸爸时，在建设中学大门口，看见一个女的牵着一匹大洋马，走来走去，啧啧啧……”马是自己跑来的。当时龙云的军队发动兵变，被中央军弹压。一天早上，爸爸妈妈出校门，看见有两匹无主的军马在外面，有一人多高。他们觉得好玩，就牵了回来，养了一阵子。以后怕招惹是非，还给军
方了。在建设中学，爸爸妈妈已经有了那么一点意思，但是还没有正式谈论婚嫁之事。大家都穷成那个样子，想要成家也不现实。
爸爸妈妈在建设中学一直呆到1946年7月，然后结伴离开了昆明,走上了回乡之路。就在同一个月，爸爸的老师闻一多先生便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
妙笔亦有干涩时
在一般人的眼中，老头儿总是文思敏捷，才华横溢，无论何时何地，提起笔来便会行云流水，超凡脱俗，魅力无穷。没有人会想象得出，他也有瞪着稿纸发怵，对自己要写的东西充满惧怕或缺乏信心的时候。
爸爸曾经为我写过一个“病退报告”。
那时我在东北下乡，因为给一个难产的妇女输血，诱发了非常严重的哮喘病。每次回家探亲，就像带回了一个风箱，走到哪儿，气管就“嘶拉嘶拉”地鸣叫到哪儿。爸一脸痛苦地听我喘，激愤地吼叫：
“????上山下乡，把个好好的孩子给我毁了！”
妈问爸：“愿意不愿意为汪明做件事儿？”爸没犹豫便说：“当然！”“那就从现在起，到汪明回东北前，给她写一份‘病退申请报告’！”
我收拾回东北的旅行袋，爸缩在藤椅上，盯着一摞稿纸发呆。我逗他：“写什么呢？”他翻翻白眼：“给你写什么狗屁的病退报告！
已经答应老太妈了，不写也得写！”
直眉瞪眼地坐了两天，也没有写几行字。我临走时，爸抱歉地说：“你先回去，我写好了，马上给你寄去。”
回东北没两天，连长叫我去连部，手里一封信写着“连首长收”，老远一看就是爸的字迹。连长劈头问：“有人说你父亲写过样板戏，真事假事？”我笑笑：“谁说的？瞎扯！”连长肯定道：“我也觉着是瞎扯，样板戏啥水平，这病退报告啥水平？”他把信递给我：“你自己瞅瞅，写的啥玩意儿！”
“敬爱的连队首长，我恳请您放过我们的女儿汪明，让她回北京治疗和生活……”连长说：“这叫啥语气，整得好像我绑票似的！再往下，嘞嘞了一大堆，该说的全没说！这报告，别说报到团部，打我这儿都通不过！”我仔细读完爸的报告，也觉得挺别扭。他一定是费尽心机地想与连长套套近乎，可是字里行间明显带着怨气，傻子都能看出来，而且全没说到点上。
后来我自己写了一份病退报告递了上去，连长说：“写得挺明白的，比你父亲那份强得多！”爸呕心沥血的“作品”就这样被一个最基层的领导干部“枪毙”掉了。以后我跟爸提起这件事，他老老实实地承认：“我真的不会写这类玩意，简直是赶着鸭子上架嘛！”
有两个字让爸在四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都理不直，气不壮，那就是“房子”。50年代爸做了右派以后，他单位的房子就被收了。我们随妈妈住过一间小门房，挤得几乎没有富余的地方可插针。几经折腾，搬到甘家口，也是拥挤不堪，我的朋友说：到汪明家，如果有人喊你，千万注意慢慢回头，不然的话，动作大了，肯定会碰翻一大堆什么东西。爸在这样的环境里，常常是脑子里有了文章，没有地方下笔，像只老母鸡似的转来转去地找窝下蛋。他偶尔抱怨我们挪窝不及时，浪
费了他的灵感，妈都要大力回击：“老头儿，你可是‘寄居蟹’呀！住了我的房子，还要怨东怨西。有本事去弄一套大房子，大家都舒服！”爸最怕妈说这个，一提“房子”保证百分之百地瘪掉。
后来又搬到了蒲黄榆。松快了没多少日子，因为家里添人进口，很快又变得挤挤巴巴。爸“占据”了一间六七平方米大的明面房间，做了卧室兼书房。他自得其乐：“嘿，真不赖！老头儿我总算有自己的房间了！”孙女们长大了一点，经常搬着她们的“家当”进犯过来，在爸的床上、桌上到处摆战场，弄得老头儿坐卧不宁，免不得流露出对狭小空间的不满情绪。
那时似乎有点一阵风似的解决知识分子的住房困难，不断地听说爸的朋友和熟人分了大房子。爸虽然总是要故作不屑，但眼神中分明有羡慕的光彩。有的海外文人来拜访老头儿，说看到“国宝”级的作家住在这样寒碜的环境里，“几乎要落下泪来”。妈妈到处奔走打问，怎样才能分到与老头儿的级别待遇相称的房子。好歹从“上面”打听到口风：可以考虑解决汪曾祺的住房，但必须由他本人写一个申请报告。
一听说要写报告，爸的眼睛也不亮了，脸也灰了。在我们咄咄逼人的目光的注视下，他用不超脱的语气很超脱地说：“算了吧，我看咱们家挺好的，就这么住着吧。”全家人，包括孙女们都反对老头儿的退缩，妈气得直说：“汪曾祺！你这个男人简直没用！”
一家人凑在一起聊天，爸总是最兴致勃勃的一位，但只要有人一提“房子”，老头儿就像被火燎了屁股似的，“噌”地站起来，急急地溜回他的蝎居里。我们哪里肯善罢甘休？要么把他揪回来，要么一窝蜂地涌进他的房间，强迫他答应写报告。我们拿话激他：国内外知名的大作家，写这么个东西，不在话下！万般无奈，他只好说：写就写。
为了这个报告，甚至免了爸做饭的任务。老头儿趴在桌上冥思苦想，妈妈假装为他沏茶，过去看了几次，对我们说：没啥进展。老头儿一脸苦涩地说，他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让人家给调房子，我们七嘴八舌地为他想了几条，他还是茫然，不得要领。
总算憋出了一个“蛋”。爸不负责任地叫唤：“爱成不成，就这样了！”
我们传着他的报告，看不出有什么必要一定为汪曾祺调整住房。妈说：“算了，让人家知道咱们有这个要求就行了。”又不失时机地评论一下老头儿的“难产作品”：“写得简直是没有文彩！只有这一句还不错：我工作了几十年，至今没有分到一寸房子……”。
报告递上去以后，也听到过几回一惊一诈的消息，但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下文。爸生怕我们再逼他写“狗屁报告”，一个劲儿地打退堂鼓：“咱们家的狗窝挺好，为什么非要搬家呢？”
后来汪朗的单位按汪朗的级别为家里调换了住房。老头儿有了一间真正的书房，满意得不得了！有一阵子，卫生间漏水，物业部门在修理时安排我们用楼上暂时闲置的一套住房的卫生间。老头儿上去四下里看看这套四室一厅，问：“汪朗怎么没有分到这样的房子？”我说，这是正局级的标准。爸说：“哎，我儿子的官还是做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