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省而内敛的洪子诚教授

洪老师的名气越来越大了，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当代文学界对洪老师的评价越来越高，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因为《当代文学的问题与方法》。

人生往往有许多机缘和磁场，我在读书期间虽然对洪老师无限尊敬，但是，我的深挚的敬意一直没有找到表达的机会，看起来洪老师是一个严谨谦和的学者，我对他一直敬而远之，很多人都有我这样的经验，内心里有点惧怕洪老师。1998年我到北大出版社编的第一本书竟然是洪老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我读完稿子后很兴奋地给一个朋友打电话：洪老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可能10年没有人超越。在后来的出版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们出版社因此每年印刷此书，洪老师给我们出版社赚了很多的金子。

以后，跟洪老师慢慢熟识起来，发现洪老师是一个很风趣的人，是一个很有生活品味的人。他喜欢听音乐，吃很精致的饭菜，他从蔚秀园搬到燕北园的时候，我们去看他的新居，师母么老师把我们带到客厅里，指着宽敞的客厅说：那是洪子诚的地方，洪子诚可以坐在那里听音乐了。师母在谈论洪老师和音乐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一种很孩子气的溺爱，我们感觉家庭中的洪老师是一个幸福的人。当然，以后洪老师的房子越搬越大，听音乐的客厅越来越舒服了，幸福感应该越来越大。很多年来，洪老师都很低调而谦和地生活着，学术会议的时候他可能是发言声音最小的一个，但是却是最有内容和见解的一个。他羞涩而自省，内敛而含蓄。有一次戴锦华老师给我们讲洪老师监考的一件往事，笑得我们前仰后合。戴老师是1978级的，戴老师上学那会，洪老师应该还是一个有点年轻的副教授，一次给戴老师班监考，碰巧有一位学生好像要作弊，由于忠于职守，洪老师想走过去阻止，可是，洪老师很不好意思，他不敢直视这位同学的眼睛，他把眼睛移向别处，仿佛作弊的是他而不是别人，他的脸红了。戴老师注解说，我们全班同学都偷偷地笑了。洪老师矢口否认，我无法考证此事的真伪，我倒是相信如果真有此事，红脸的肯定是洪老师。

当然，洪老师还很幽默，很多人只看到洪老师的严谨，而没有发现洪老师式的幽默。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幽默方式，不靠词语的夸张，而是靠词语的内敛；不靠主体的向外，而是靠主体的向内；就像和风细雨的天气里一丝不苟地撑起一把大伞，严肃而细致。一次，我们到洪老师那里谈论臧力的诗歌，这个写过《中国当代新诗史》的学者却不紧不慢地说：“我读不懂臧力的诗歌。”谦恭得像一个小学生，我们这些乌合之众还像模像样地大谈特谈，一个著名学者却如此认真地向后走，仔细看洪老师一脸的平和与认真，我们不由得笑了。洪老师的幽默在他的《当代文学的问题与方法》里有很多的呈现，可惜文字没有声音，没有表情，我们只能心领神会，在平淡的文字中享受大师的机智与通脱。

其实，我写了这么多字，我发现我其实并不了解洪老师，或者说洪老师是一个丰富的人，我只表达了他一个侧面，现在闭上眼睛忽然发现洪老师离我一直很遥远，仿佛我们从来没有好好交流过，仿佛他一直在凝神听音乐，我们很难去接近他，倾听他。

黑衣长发的戴锦华教授

北大因为有了戴锦华而具有一种特别的魅力。

有多少学生在戴老师的课堂上被击倒？有多少学生在戴老师的课堂上像被施了迷魂药一样物我两忘。下课了，曲终人散，犹觉余音绕梁，孔子听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听戴老师的课不敢说三月不知肉味，但是三天不知肉味的应该大有人在。所有中文系的学生大概都有因为听戴老师的课而奋不顾身占座的经历，是不是因此而给了某些有企图的男生拉拢某些女生的机会不得而知，反正盛况空前，人仰马翻，下午2点钟的课12点就开始有人占座位了，等到鹤立鸡群的戴教授到来时，教室里已经黑压压一片了，连窗户上都坐了人，中文系上座率这么高的课应该没有多少。

一身黑衣，一头长头发的戴教授，很优雅地朝大家点一个头，点上一支烟，很自如地吸着，时间一到，戴老师把烟熄灭，她的那个富有磁性的声音就开讲了。教室里很安静，所有的眼睛都被那个声音所吸引，你这时候才知道什么是精神上的享受。我曾经和一位朋友交流过对戴老师的课和她的书的看法，我们的看法竟然是那么相同。戴老师的课要比她的书有魅力，她的课就像一部有彩色的图像，生动，迷人，词彩横生，汪洋恣肆，排江倒海，不可收拾；戴老师的书是静的，黑白的，连绵的，需要很久的耐力慢慢读的。很多年后，我一想起戴老师的课仍然觉得满耳生香，从她嘴里流出来的都是具有特殊气质的理论术语，不要修饰，不要拖延，词语的盛宴就如同一条迷人的河流浩浩荡荡倾泻而出，她的脑子里到底装着什么机器，竟然有这样的神奇，你常常想这是她在讲课吗？是她在说话吗？还是话在说她？抑或二者之间。很遗憾的是，我在北大的时候，只听过她的女性文学课，后来她开设了电影课和文化研究课，我都无缘聆听。我听别人说起过，她有一次讲电影课，事先好像没有准备好，就仓促上台，现场发挥，没有想到从来没有的好，连她自己都觉得很奇异。一个学生说，这哪是人呀，简直是女巫。戴老师真的像指挥辞藻的女巫，生花妙嘴，满屋生辉，把一堂很普通的课变成华丽无比的文学课堂。戴老师就这样很迷人地在课上课下，像一把灿烂无比的火炬，晃动在北大的校园里。

戴老师对很多杂事一副高远超然样子，很多事情与她无关，她好好上课，好好带学生，在学生那里没有任何架子，在一些学术权威那里又有很大的架子，很不合作的样子，谁也拿她没有办法。一个教授，没有任何所求，只是教好书，写好书，和朋友们聊聊天，说点有意思的事情，谁能有什么意见呢？这个被别人称作戴爷的女教授，一个名副其实的北大大牌教授，北大因为有戴爷而具有一种特别的魅力。

十年不变的陈平原教授

用这样的方式来写陈平原先生是一种冒险，他的丰富与深厚是很难用速写的方式画下来的，好在他是一个很体谅别人难处的人，他会在一笑中原谅我的冒昧与无知，写了那么多北大人物，不写写陈平原先生好像缺少了很多东西，我只有知难而上了。

现在我还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上陈平原先生课的情景。1995年下学期的散文研究课，是一个大课，一个大约可以坐一百人的大教室，第一堂课教室里黑压压坐满了人，毕竟是名家名课嘛。我当时刚从外省来到北京，还不知道这个著名的教授长的什么样子，一直从这个名字和他的文字中想像着他的样子，应该是一个很儒雅随意，风度翩翩的谦谦君子。正在这时，一个个子不高，皮肤略黑的人快步地走上讲台，那样的年轻劲和矫健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那个纸上厚重的教授，我当时真以为有人走错了教室。教室里一阵骚动，认识的人说陈老师来了。等大家稍微安静下来，陈平原老师用广东式普通话说我们的课开始了。他说话的样子很费劲，一个字一个字都被他嚼烂了才吐出来，刚开始我还为他捏着一把汗，生怕他因为用力，因为执拗，说话管道不畅，可是听着听着我就被他的叙述所打动了，忘记了他艰难的表述方式，而只在意他要表达的东西。他的表述是流畅的，自如的，精致的，他的课自有独特的魅力，知识和智慧很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知识密度很大，来龙去脉很多，层层叠叠，曲径通幽，滴水不漏，听他的课没法开小差，稍一走神就要丧失很多东西，没有一定知识背景的人很难完全听明白陈老师的课。

可是，这么个著名的学者在他的学生的描述中却成了一个很孩子气的人。有一次，一个学生给我描述了陈平原老师生活中的另一面。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的一些小课（大多是讨论课）有时在导师的家里上，夏老师给他们正上着课，门被推开了，陈平原老师把头伸进来：“晓虹，要不要吃巧克力？”夏老师阻止了他，陈老师只好垂头丧气地把头缩回去。可是，过了一会，陈老师又来敲门，还是同一个问题：“晓虹，要不要吃巧克力？”这个被叫做晓虹的人就是中文系著名的夏晓红教授，陈平原先生的夫人。我怎么也想像不出来陈老师当时的样子。在家里的陈平原先生就像一个忍耐力很差的孩子，时时需要用一种很特别的式来引起注意。

十年来，我和陈平原老师在不同的场合见面，他好像一直是十年前的样子，一点也没有变化，不老不胖不白不骄不躁，就这样以一贯的姿态呈现着自己，背着北大学生一样的双肩包，穿着或灰或淡的衣服，唯一变化的是他的书一年年在增长，不知道他写作和主编的所有的书摞在一起有多高，大概著作等身用在他身上，一点也不过分。就是这个样子看起来随意的人在学术上一点也不含糊，中文系答辩学生惧怕的是陈平原老师，他的问题往往一针见血，深入骨髓，他有时毫不留情，一点也不手软，对待学问他就是这个铁面无私的样子。他们这一代人学问搞得最好的人也应该是他了，可是，他还是那个样子，朴实，平淡，随意，平和。

现在，陈平原老师住在西郊圆明园花园别墅，京郊僻野，独享乡野之气。一日，我和赵婕驱车前去拜访，那时我刚刚开车，技术平平，在他们家闲聊一会，已是晚饭时间，我们就想请老师出去吃饭，我先坦白了自己的弱项，陈老师说：“不要吓我，夏老师在前面给你指挥，没有问题的。”我那天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地把陈老师和夏老师拉到了新开业的“渔公渔婆”，阿弥陀佛，总算一路平安，要知道我的车上坐着的是两位一流的学者呀。自此以后，我的胆量越来越大，谁也敢载了，我的车龄虽低，车却是“名车”了。

雪梅摘自《读者》2005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