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大可

80年代前期是崇尚“潇洒主义”的“顽主时代”,为了掩饰内心的痛苦，人们纷纷以“潇洒”自居，崇尚游戏化的生活信念；90年代后期则是“酷主义”横行的时代。而到了21世纪“零年代”，一种我称之为“三字经”的日常美学已经“问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那就是“贱”“嫩”和“嗲”，与之相应的时尚行为就是“犯贱”“装嫩”和“发嗲”。它们以犯贱为核心，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灵魂的“三位一体”。

嗲，来自英语dear，原意为“亲爱的”，如今已成全民共享的关键词。大多数人都认为发嗲是上海女人的专利，还有人认为琼瑶小说的女人最能发嗲，或者F4是发嗲男人的代表，其实都不尽然。最会装嫩的是小资，而最会发嗲的却是文人。只要回顾一下现代诗歌史就会发现，发嗲的文人还是占了文学的上风。

经过80年代一批发嗲文人的努力，“新撒娇派”早已占领了中国文坛，代表了当下文坛的一代嗲风。向历史王朝发嗲，不仅可以迎合民众的帝国情节，也能够满足一下文人“自作贱”的心态。针对殖民地上海的摩登怀旧，也是历史发嗲的时髦类型。

与“扮酷”相对的是“蔻”（英文CUTE音译，译为可爱），其词大意为稚嫩、甜蜜、奶油和矫情。“装嫩者”或“蔻一代”是“21岁的年龄、12岁的心智”的快乐宝贝，其表情、语调、动作乃至头脑均有卡通化趋势。美少女和乖乖仔充斥着都市的每个角落（甚至在悉尼的地铁里都会碰见如此打扮的中国留学生），他们蓄着孩童式短发或小辫，身上穿着肚兜式娃娃装，书包上挂着加菲猫。上海女大学生甚至装嫩到用奶瓶饮水：就连他们推出的摇滚乐队，都从铿锵金属味软化为甜腻的果冻。尽管眼下时装装嫩已经有所收敛，但精神装嫩任在风起云涌。

“贱主义”无非是80年代“潇洒主义”在“零年代”里的延续和发展。如果说在“酷”的面具中还叠加着某种流氓英雄的高贵色彩，那么到了“贱主义”就只剩下江湖无赖的卑贱气味，它表明犬儒主义越过“潇洒”，完成了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征服。这种“贱主义者”被称为“贱客”，他最初来自香港搞笑影星周星驰的无厘头影片。在那些影片中，面对强大的对手，主人公通常会突如其来地跪地求饶，在逆来顺受的屈辱和自虐中展开玩世不恭和自我解嘲的游戏。

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境遇里，面对无助、委屈、尴尬和精神遭受蹂躏的时刻，“自轻自贱”就成了“做人”的基本策略。某时尚杂志甚至以“人贱人爱”为话题，宣称贱是一种“闪亮的人格”，企图把这种江湖流氓“贱主义”改造成一种普遍的时尚理念。

全中国的孩子们都曾在2002年迎接来自韩国的动物——兔（它的另一个称谓是“流氓兔”）。这只舶来的兔子到是生动地刻画了中国流氓主义的面容：以自轻自贱的无赖方式面对人生的挑战，这个卡通玩具造型一脸坏笑地面对这个丧失了信念和苦痛的时代。它的表情预言着一种全民化的精神危机：当全体儿童都在喜笑颜开地迎接流氓兔时，犬儒主义的低幼化进程已经启动。“时尚潮流”掩盖了这场文化蜕变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