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隐瞒

在科学研究领域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即一个科学家再就某一研究发表文章时，应该向在他之前做过者方面工作的人致谢。这在今天往往表现为科技论文文末简短的致谢和附录的“参考文献”等。但是，鉴于首创在科学上的重要性，不少科学家故意不提一种新理论产生前别人所做的类似工作。这种情况在今天的科学研究中依然屡见不鲜。这其实是一种很不诚实的行为，甚至可以鄙视为一种剽窃行为。

遗憾的是，这样的错误，连进化论的提出者、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达尔文也未能避免。

根据人类学家洛伦?艾斯利的指控,达尔文剽窃了爱德华?布莱恩德工作成果.布莱恩是一个不太出名德英国动物学家.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之前,他在1835年和1837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中都论述了自然选择和进化.艾斯利列举了达尔文和布莱恩的文章在措辞、罕用词、和选例上的雷同．艾斯利指出，达尔文在自己的文章中虽然有几处引用过布莱恩的话，但他没有提及那些直接论述自然选择的文章，尽管他显然读过这些文章．

与达尔文同时代的一个尖刻作家塞缪尔?巴特勒也曾指控达尔文故意隐瞒过那些曾提出和他类似想法的人。1879年,巴特勒出版了一本题为《新老进化论》的书.他在书中指责达尔文故意忽略比他早的一个生物学家布丰?拉巴。事实上达尔文的许多观点借鉴勒这个前辈科学家的工作成果。

达尔文之所以受到这么多指责，主要原因是在他的皇皇巨著《物种起源》于1859年刚问世时，他对吸收前人成果只字未提。这种指控绝不是无中生有，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天才能不借鉴前人的工作尔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虽然后来该书在1861年第三版时加了一段简短的“历史概述”，达尔文在里面点了一些以前的工作，但仍然没有谈多少细节。在屡遭攻击的情况下，他在以后的 书中增加了“历史概述”的内容，但仍然不能使所有的批评者满意。对于指责，达尔文在去世前不久自己承认，“但愿我对现在和死后的虚名看得不那么重。我想，我可能有些过分了。”

连因为替达尔文得进化论作辩护而被论敌称为“达尔文的巴儿狗”的生物学家赫胥黎，对达尔文的这一做法也颇有微词。他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概括了这种追名逐利的复杂性：“你不知道在这个该死的科学界中勾心斗角的情况。我担心，科学并不比人类活动的任何其他领域梗纯洁，尽管它本应那样。光有真水平没有什么用处，它必须靠手腕赫世故做后盾才能真正起作用。”

伽利略瞒天过海

提起伽利略，人们大概都会想到他的那个著名的实验：从比萨斜塔上让两个不同重量的铁球同时下落，以证明他的自由落体理论。基于此，许多教科书都把伽利略描绘成一个一丝不苟的实验家；他从来不轻易相信任何结论，而总是用自己设计的实验来验证这些结论。后人把他推崇为“现代实验主义之父”.

但是，那个故事很可能只是个传说，如果伽利略真的做了，可能结果并不会真的对他有利。

人们之所以对这个故事津津乐道，是因为它正好体现了人们所说的伽利略有别于其他中世纪同时代人的品质：他总是从大自然而不是从亚利士多德德著作中寻找答案，或者说，人们把他当作一个实验主义者，而不是像他德前人那样的教条主义者。此外，伽利略因维护哥白尼的学说而遭到教会迫害，他也被当作是凭理智于迷信奋战的勇士来宣扬。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愿意附会出一些故事来赞美伽利略，甚至替他添加一些并不存在的美好品质。那么，真实的伽利略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关于自由落体理论，伽利略真正做过的实验有可能是用一组小球在一个角度不断变换的长槽上滚动，然后测量其运动规律。在伽利略的名作〈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一书中，他写道：“通过近百次反复的实验，我发现测得的时间与我的定律是吻合的，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差别。”

然而，对这一实验，当今的科学史专家们也开始提出质疑。因为我们知道，在伽利略所处的年代，实验条件是相当简陋的，连一个比较精确的计量工具都没有。在被当成佳话来传颂的他第一次重要的观察中，即在比萨大教堂里关于吊灯随风摆动一个周期的时间都是相等的发现，他所用的计量依据仅仅是他自己的脉搏的跳动。在那样简陋的实验条件下，根本就产生不出如他所述的精确的定律，其中的差错实际上是相当大的。所以，和伽利略同时代的一个叫佩雷?莫森的研究人员用完全类似的方法，却怎么也做不出伽利略所说的结果，以至于他甚至怀疑伽利略是否做过这种实验。

事实上，伽利略所得出得结论“只能说明他预先就下了决心要得出什么样得结论。”可以说，伽。伽利略并不是一个真正得实验主义者，他喜欢做得是“思想实验”即通过想象而不是观察得出其结果。他在〈关于两种世界体系对话〉一书中曾谈到一个球从航行中的船的桅杆上作落体运动的情况。当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辛普里齐奥问伽利略是否亲自作过这项实验时，伽利略回答说：“没有，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无须任何实验，我就知道必然如此，不会是其他情况。”

这样看来，几百年来伽利略的“实验主义大师”的称号实在是有些名不副实的。与其说伽利略是一个实验物理学家，还不如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一个靠争论和巧辩说服他人相信其学说正确性的人。就伽利略来说，急于取胜的愿望显然引导他报道了按其所述根本做不通的实验。

简单地说，在这位被当作西方实验科学鼻祖的大师身上，存在着一种如今依然盛行的科学界的恶习：实验事实在必要时要服从理论，假如与理论不符，甚至可以加以歪曲。

春风 摘自《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