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作者：李樱 | ||
| 周有光的朋友很多，年龄大的有八九十岁，小的只有七八岁，青年人也爱找他聊天，因为他是个“新潮老头”。 “先知是自封的，预言是骗人的，如果时候不知道反思，那就是真正愚蠢了。聪明是反思中得来的。进来有些老年人说，他们年轻时候天真盲从，年老时候开始探索真理，这叫作两头真。两头真是过去一代知识分子的宝贵经历。” 年纪大了的缘故，周有光说和写的多是“狗屁不通”的杂文。因为写学术论文需要到图书馆去查书，很不方便，索性省了这道关，只写些杂文。平均每个月在内地或香港报刊发表一篇，内容不至于语文问题，更多是对新事物的思考。百岁时，他把自己90岁－100岁之间的文章编成《百岁新稿》，2005年1月由三联书店出版，笔耕不辍，勤于求新。 周有光讲其本行，也有声有色。在其百岁时的一次演讲上，他用诗句串讲古代岩画里的文字意思，让听众记忆犹新。外国古代有一个女子写情书，以画代字。她画了几条线，那是代表路，画了几个圈代表湖海，三角形的则代表房子。那意思是说，“熊妹问狗哥，狗哥几时闲？”为什么是熊妹呢？这个女孩的部落是拿熊做图腾的，也可以说她是姓熊；狗哥是表明那个男孩部落的图腾是狗，也可以说那个男孩是姓狗的。熊妹写信给狗哥，问他什么时候有空。“我家三姐妹，妹屋在西边。”我们三姐妹的房子，我的在西边，你来的时候不要走错了。“推窗见大湖，招手唤孤帆。”里面画一只手，表示招呼他来。“小径可通幽，勿误两相欢。” “别人说我是‘新潮老头’，因为我主张的观点，在人家看来太新潮。我比较早地提倡在电脑上写文章，不要爬格子，如今我在电脑上写了十几个年头了。”1988年4月，周有光83岁时，他有了一台中英文文字处理机。从此，周有光便用它写文章、写信。高龄“换笔”之后，他开始关注汉字在计算机中的输入输出问题。在他看来，汉语拼音输入法，不用编码，就可以输入汉字，只得大力推广。“改进电脑输入方法，效率可以提高5倍，这是件大事。” 周有光自己用电脑用溜了，就开始带动身边的人一起“新潮”。他们家的保姆不过30多岁，周有光老劝她学学电脑，保姆说：“我都老了，还学什么电脑呀？”周有光说：“我还没说老呢！我老伴86岁不也学电脑吗？”周有光不但说服保姆学电脑，还教保姆的女儿学电脑。假期里，保姆的女儿来到周有光家里，看到电脑高兴地说：“我们学校也有电脑，但是没有机会碰，只能远远地看。”周有光非常喜欢爱学习的小朋友，短短几天时间，就教会了她用电脑。 周有光还用自己的小破电脑帮忙恢复了一本“发行量最小、办刊人年龄最高”的刊物《水》，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油印家庭杂志，由教育家张冀牖的儿女们自撰、自编、自印、自发，被著名出版家范用评价为“本世纪一大奇迹”，刊载的多是张家四姐妹及其夫婿周有光、沈从文、傅汉思等文化圈名人家长里短的事、三姑六婆间的音讯通问。《水》1930年创刊，后因为四姐妹先后成家，加上战乱频仍，在印了25期后被迫停刊。60多年过去，1996年周有光用现代化的机器教86岁的妻子张允和学习汉语拼音和电脑打字，《水》也就是被张允和敲着键盘恢复起来了。 现年101岁的周有光经常被人问到长寿秘诀。他拿出了这样一篇自制的《陋室铭》，其中说：“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使尽吃奶力气，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邀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笑谈高干的特殊化。赞成工人的福利化。同情农民的自由化，。安于老九的贫困化。” 经历过晚清、北洋、民国、新中国四个“朝代”的周有光一生并非事事顺心如意。正如他自己所言，生命长，就会见到很多奇怪的事情。“我的处世哲学是随遇而安，人往前走，该转弯就得转弯，不转弯那不就死路一条了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虽然周有光的人生感悟充满着道家味道，但他坚持自己实际上是儒家思想浓厚，还搬出他在《群言》杂志上写的文章念给记者听，“道家思想主张‘愚民’和‘无为’，这是我反对的。活在知识社会，人应该积极进取，多学知识。” 周有光出生在江苏常州，与赵元任、瞿秋白两人是同乡，并且都住在闻名遐尔的常州青果巷。他的曾祖父是清朝末年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兼实业家。太平军攻打常州城，周家全力支持清军，并为守城官兵提供了全部军饷。常州失守，其曾祖父投水自尽，万贯家产化为乌有，周家开始败落。民国建立后，光景一年不如一年，甚至到了周有光读大学时交不出学费的地步。 周有光是五代单传，年轻时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抗战时，国难当头，历尽磨难。1941年，周有光6岁的女儿得盲肠炎无药医治在重庆医院夭折；仅隔一年，儿子在成都又被流弹击中，肚肠穿了六孔。第二天，成都各大报纸登出了这条新闻，用的标题耸人听闻；《五世单传的儿子中弹》。儿子中弹垂危之际，他不在身边，接到紧急消息后，冒着漫天的雨雾赶回家，儿子万幸被救活。经历这场生离死别后，周有光以一丝苦涩的幽默作结：我家有一个挂彩小伤兵，这也是抗战家庭应有的点缀吧。1955年周有光参加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之后，应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要求，改行转到了语言文字工作领域，成为推动中国语文现代化的领衔人物。从金融经济到语言文字，周有光改行可算是“完全彻底”。他的孙女在上小学的时候，曾经很严肃地与爷爷讨论这个问题。她说：爷爷，你亏了！经济半途而废，语言半路出家，两个“外圈”合起来是一个“O”！周有光说：“一点不错！”后来上海经济学界搞反右运动，周有光因为改了行，躲过了反右。他说：“我这是在‘劫’不在‘数’。” “文革”期间，周有光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1969年，65岁的他被下放到宁夏平罗的国务院“五七干校”，在那儿劳动了两年零四个月。干校劳动中的他还不忘苦中作乐，和71岁的教育家林汉达被派去看守高梁地时，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现代化的问题。一天，林老问：“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他开玩笑说：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又说从前有一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两人最后一致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 “我多年患失眠症，不容易睡着。下放到农村，做体力劳动的我失眠症却治好了，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再失眠。人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要失望，也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 人活得长，周有光就把一些他遇到的奇事转化为快乐美好的记忆。“我一生好玩的事情多得很，比如在‘五七干校’，遇到一件奇怪的事情。林彪死的第二天开打会。中午特别热，我们开会又很长，我就戴了一顶大草帽预备中午用。开到大概九点半钟的时候，上面飞来许多大雁，这在烟囱多的北京看不见，在宁夏可以看见。几千、几万、只大雁飞来，盖天铺地，飞到我们头上时，有一只大雁一声怪叫，大雁们都下大便，像雨一样下来，我的草帽上全是大雁的大便，袖子上面也搞了一点。那些不戴帽子的人不得了，大雁的大便黏得不得了，粘在头发里面，洗都洗不干净。像这样的事情，人家说要一万年才碰到一次啊。这个事情是没有多大特别意义的，可是要遇到这样的一个怪事是很难的。” 周有光自称患“多语症”。他的挚友聂绀驽曾写了首打油诗赠他。诗曰：“黄河之水自天倾，一口高悬四座惊。谁主谁宾茶两碗，蓦头蓦脑话三千。”去年在接受央视《大家》栏目采访时，周有光眉飞色舞地讲自己，也“八卦”沈从文。主持人还时不时帮助他找口袋里的手绢擦唾沫横飞的嘴。周有光娶了张家二小姐张允和，沈从文娶了张家三小姐张兆和。沈从文追求自己的学生张兆和是当时文坛的一段家佳话，其传播广泛肯定也少不了周有光的大嘴巴。当时张兆和在胡适做校长的著名学府中国公学读书，沈从文在那里教书。沈从文追求张兆和，写了很多情书给张兆和。张兆和一封也不看，还生气了，她拿了信告到胡适那里，说沈从文是我的老师，还写这样的信给我。胡适的思想跟张兆和不一样，他说，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那是一个思想转变的时代，有很古老的思想，也有很新的思想，同时存在。胡适甚至讲：我是安徽人，你的爸爸也是安徽人，如果让我去跟你的爸爸讲结婚做媒的事，我也愿意。结果，张兆和气得不得了，就走了……时间一长，两个人就慢慢好起来，后来还结了婚。周有光讲到这一段，仍忍不住哈哈大笑，“胡适比我还‘新潮’呢。” 除讲自己家庭中的“八卦”外，周有光也爱讲讲邻居的“秘闻”。“七七事变”后，周有光和许多救国会的朋友转移到四川，在重庆、成都等地工作。在重庆郊外的江安小镇，他和吴祖光成了邻居，常来常往。周有光开始爆料曹禺、老舍等人。曹禺最爱看书，夫人最爱干净，夫人常常催促先生洗澡，大文人无奈，坐进澡盆，一手拿书看，一手划着水，用哗哗的声音佯作洗澡骗骗夫人；老舍最爱讲故事，一讲就离不开乌龟，大家说别讲了，换唱戏吧，结果他唱了一段《钓金龟》！ 周有光不但爱讲“八卦”，且“八卦”语言幽默。某年，全国政协请委员们看戏，他带了只象牙望远镜，不时地拉近与舞台上的男男女女的距离，逗得邻座眼馋，三番五次借观。终场休息时，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他的邻座，看把戏似的。他问朋友，你们看的是谁。朋友说时溥仪。周有光听了，不露声色地说了一句：“早知道他是皇上，我就进贡给他了。” 打趣总是礼尚往来，周有光也被丁聪取笑过一次。张允和喜欢听昆曲、评弹，正与夫君同好。遇有精彩演出，他们总是早早地来到剧场，正襟危坐。近年来，北京交通越来越拥挤，出门听戏已经不大方便，于是周有光老两口在平均年龄81岁的时候，商量着买一辆新式的残疾人用的三轮车。丁聪听闻此讯，赶忙为两人画了一副漫画，画面上周有光“驾驶”着一辆精巧的三轮车，张允和手持横笛坐在火车上，老两口怡然自得。 也有周有光不常讲的“八卦秘闻”，被他隐藏了50多年之久。1947年他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他朋友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的著名教授何廉，认识爱因斯坦，在聊天中说：“爱因斯坦现在很空闲，你可以跟他去聊聊。”周有光跟爱因斯坦聊过两次。聊天的内容，按他的话讲，“当然都是聊一些普通问题，因为专业不同，没有深入谈一些话题。”周有光的外甥感叹，“中国有多少人见过爱因斯坦，又有几个人与爱因斯坦作过面对面的交谈？这应该是家中的头号新闻。但直到舅舅百岁华诞要制作一本贺册，我们与舅舅聊天时，才获悉此事”。 这位现年101岁的老人也有他的寂寞，年纪大了，别人请他吃大餐吃不动了；出门走远了，就需要轮椅，不能外出郊游。在家没客人来访，看书又看累了时，他就会看窗外的那棵大树。“树上又很多鸟，大鸟、中鸟、小鸟都有，天热的时候它们时中午来，现在开春了时早上来；对面那栋楼有个门洞，和我这个窗正对着，这很好，我从这个门洞就能看到街上的车、人；书架上还有这面镜子，透过镜子我能看到反方向的那栋楼。我的生活太简单了，我的天空就是半个书房。” |
||
| 玉晴 摘自《三月风·新闻人物》2006年第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