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放，我们过去经常听到的安放，好像专门被有名目的逝去者使用。我们听到有义正严辞的声音在高处说，某某某某被安放在某某某某革命公墓。

可是我想，安放应当是对应着一切生命的。

作为大地，它有责任安放每一个落地者，不分尊卑高下，它要像他们不可选择地依赖于它那样，使他们得到安生，这是它必尽的义务。

最近的几年来，我去过一些地方，看到一些非常平凡的人和事情，渐渐觉得“安放”的重要，它是个大词，是个必须重新用一颗肉的心去理解的新概念。

留在乡村的孩子们

进入了21世纪的中国村庄是妇孺们的天下，有力气有胆量的人都去城市了。他们自己在陌生又“富丽堂皇”的城市落脚还很艰难，他们的孩子大多只能留在乡村。

在黄河沿岸密集的村子里，女人们靠着中原特有的高院墙，孩子们在细腻的黄泥里追逐。曾经我遇到5个突然跑到照相机前面来的男孩，五个完全赤裸着，想被照进相机。其中一个爬上了汽车前厢盖，但是，马上蹿下来，尖声号叫，中原的太阳把那片铁皮晒得像锅底一样烫，光溜溜的孩子不知道。这一群，5岁，7岁，8岁的都有，都没有去读书。他们一刻都不能安静，总在嬉闹耸动，像从发臭的河里刚钻出来的

几条顽皮的黑鳗鱼。那村庄所在的一带，就是被称作魏晋风骨的竹林七贤的故乡。

2004年，在黔东南的古镇旧州，一群孩子包围住了徐敬亚，争着看他手里那摁一下之后就能马上出现人头人脸的相机。我们沿着光滑潮湿的巷子走了两个多小时，也没能甩下他们。你照那些阴黑湿绿的古旧房子，照流着小股水流的街面，不管照什么，他们都把一个个小脑袋伸向镜头。一直望着我们开车而去。我回头看他们，那几个七高八低的孩子，一直在那里站到从视线中消失为止。

在山西，在北方的冬天里，穿着开裆裤的孩子，沿着结冰的土路踉踉跄跄地跑，露出的屁股冻了，像夹着两条正在腐烂变色的香蕉。

在河南辉县，就是文革中打开太行山挖红旗渠的那个县，正是麦收季节，新开出来的大路边到处是晾晒中的粮食，晒粮人的孩子们在争抢一只竹飞机。那种东西，我在上世纪60年代见过，还以为早绝迹了。那种最简单的玩具，两只手用力搓，竹片就能飞上天。追抢飞机的孩子因为跑进了刚摊开的麦子，被他们的母亲恶声咒骂。

2002年元旦，在山西洪洞县的街上，一群人每人牵一条威猛的狗招摇过市，队伍吓人的庞大，几十号人呼啸而过。后面颠颠跟着一个孩子，大约8岁，或者9岁，也牵一条小黄狗，一路都在追赶。由于狗们急于向前冲，把所有牵狗人都显得昂首挺胸，像一群“戴镣长街行”的英勇赴死者。我问街上慌忙躲避让路的，他们回答说，学校操场要举办斗狗大奖赛。很快，在墙壁上见到了告示：“世界恶犬大战”。

我所知道的洪洞，只是京剧“苏三起解”，唱词里有一句“洪洞县里没好人”。这句话让当地人气愤又无奈。“苏三监狱”的旧址还在，卖门票的比买门票的多，看起来都是些正当读书年纪的小姑娘，她们说，唱戏的诬蔑咱洪洞呢。

他们明白读书的好处吗？

许多的乡村少年因为各种原因不再读书，真正哭喊着要读书而交不起学费的，少于主动离开学校的。学费是一个原因，但是不能忽略一些乡村孩子患上了阅读困难症。读书的结果，如果不是离开乡村，读书就变得毫无意义。一个河南武陟县的少年留在家里，父母下田，他没有去帮忙，只是打牌抽烟睡觉看电视，四处逛逛。他说他脑子有病，看书脑瓜疼。我问他为什么不帮家里割麦？他说他家那点儿麦，一夜就割完。他所说的一夜，是用机器。农民算过了，用机器比人划算。人呢，就常常闲着，午睡后在大桐树下打纸牌。一看书就脑瓜疼的说法，在贵州、吉林、广西、江西都听到过。玩耍和读书相比，当然后者要痛苦。

等一个农民的孩子明白了读书的好处，已经很难再回到学校了。在贵州织金，我见过一个出外打工几年又回到初中读书的年轻人，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站起来比他的同班同学高一截。

在广东的清远，在河北与河南两省交界的乡村里，都见到没有读完初中的孩子看守家庭养鸡场。露天里借着树干，搭一个简单席棚，架上蚊帐，薄木板铺榻，枕头边有小的半导体收音机，南方北方居然完全相似。清远的男孩子榻上有一本无头无尾的《故事会》，北方的孩子铺上反扣一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他们都显得孤僻寡言，没有和陌生人讲话的愿望。

我过去不知道山西有个叫解州的地方。既然是“州“，以为是个大地方，开车绕了很多路，才找到了那个小镇子。是读“谢”的音。当地人说他们的关公庙在世界上是最大规模的，我看了那庙，确实古旧，全木质，虽陈旧，保留还好，灰暗的，雕梁画栋的。我刚到解州，就听人们说，日本鬼子打到了这儿，都没敢动这座关公庙，好像它对于入侵者有超常的震慑力。

在庙门外吃拉面，到处是污水的肮脏路边，一个少年弯腰在一只汽车轮胎似的橡胶大盆里洗脸，那张脸像一只不大的黑土豆，他大声唱歌，谁看着都欢快，黑盆里的水被这个歌唱者溅起来很高，亮晶晶的。不远处，是一张临街的面案，一个妇人正用力揉一块巨大的面团，我误以为他们是母子。妇人歪歪脸说：我雇的，刷碗的小工。

城市不属于他们

下面就讲到小偷了，偷窃犯现在越来越猖獗，但是，我说的这个小偷顶多是个“准小偷”。

小偷出现在郑州市区临近北郊的一个还没几户入住的新住宅小区，后来知道，他在潜入别人的屋子之前，已经在小区里露宿了两天，没被人发现。小偷沿房子的雨水管爬上二楼，进入一间卧室，估计时间很短，他只是偷喝了房子里的一罐饮料。房子里的住户回来的响声惊动了他，他躲进卫生间。住户恰好上楼直接进入卫生间，偶然回身，看见门后又黑又扁地贴着一个人，住户下意识地喊叫，小偷立刻跪在地板上磕头。很快，小区的保安和保安队长都来了，有点兴奋，要把小偷捆上押送派出所。当然，在刚见到小偷的时候，保安们狠狠踢打他，被住户劝住了。

大家喝令小偷，掏出口袋里的所有东西，担心他怀里藏有凶器。翻遍全身，只有半包烟，几张电话磁卡。保安们说，磁卡正是小偷打开房门的作案工具。

住户看小偷相当年轻，问了，只有18岁，再问，家住在相距不远的中牟县。住户感觉这还是个孩子，不是职业盗窃者，起了怜悯心。而被迫脱光了衣服的小偷一直吓得发抖，颠三倒四说他家里穷得很，上不起学，吃不饱饭，爹娘都有病，他实在没办法才跑到城市里找活路。住户和保安队长商量，决定开车送小偷回家。

小偷非常害怕上汽车，大约他认为这些人肯定在骗他，一定会把他交给警察。直到看见出了城，出现了他熟悉的田地，小偷忽然松弛了，甚至迅速变成了一个平常人，左右环顾，欣赏麦田和杨树。一路上几个人都劝小偷还年纪轻，要把握自己，好好成个人，他似乎没什么心思听。临近了中牟境，他心情更好，热情地介绍，哪里有鱼塘哪里有果树，他已经快成一个导游了。

随行的保安队长让小偷指出他的家在哪，小偷才又警觉了。小偷的家不仅是新的贴了磁片的小楼，平光光的院子里还停放着拖拉机摩托车，小偷的父亲不够友好地出来，责问这几个来人是干什么的，保安队长让小偷自己讲。这个时候的小偷又恢复了“小偷”的胆怯，声音很小话语很简单，他只说了五个字：我摸了他家。他的父亲立刻脱掉脚上的鞋，满院子追打儿子。

事情过去不到半年，又是这个小偷忽然打电话给房子的住户说，他缺钱花了，想向叔叔借点钱。被拒绝后，一个星期，他再次来到小区，这次是等在大门口，提出见那个好心的住户，保安们认出他是小偷，恶声说：你还敢来，再看见你，看打不死你。把这个18岁的乡村年轻人吓退了。

显然，这个孩子不是因为贫困才做小偷，他内心里的最大动力是厌恶乡村，向往城市，但是，城市里没有他的落脚地，没有足够的钱，城市就不是他的。

2002年，河南的一份报纸上登载过这样的消息：一个人从1974年，他还年轻的时候开始了第一次偷牛，被判刑10年。出狱后一年，他再次偷牛，判刑5年。1994年，第三次偷牛，又判刑。1999年，他第四次偷牛，第四次入狱1年6个月。2000年冬天，他赶着第五次偷来的牛沿着京广线走，被发现抓住，被判刑2年。

我相信教化，也粗略了解沿黄河生存的古人有着最悠久漫长的文明教化的历史，先贤有关的言论典籍，历史上有太多的记录。但是，教化和人的本性是相悖的。对于生在了乡村就是乡村人，正像“法官的儿子就是法官”一样，一个不甘做“乡下土佬”的孩子，除拼命读书之外，他的出路实在太少，他的眼前只有一堵墙。而对于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人，羞耻已经不算什么，没有羞耻感的人，妄谈人格，荣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