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夫·韦尔林迷茫地凝视着前方。但就在他的妻子黛博拉进屋的那一刹那，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站了起来，把黛博拉搂进怀里，然后带着她翩翩起舞，她那略带草莓红的金色鬈发在舞中飘扬。“你真是太美了！我爱你。”这就是克莱夫每次见到她时必说的一句话。

“她真可爱，不是吗？”他亲吻着黛博拉的双手问道，黛博拉咯咯地笑起来。几分钟后，当黛博拉刚一离开，克莱夫那双明亮的蓝眼睛便暗淡下来。“有人跟我说，我的妻子在这儿，”他焦虑地说，“但我从来没见到她。我已经有20年没见过一个人了。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日日夜夜都过着完全一模一样的生活。真就跟死了似的。我想活着。”

第一次见到克莱夫的时候，黛博拉21岁，是他指挥的合唱团里一个腼腆的女高音。他40岁，魅力十足，胸怀大志，黛博拉被他那像凯尔特人似的、老鹰般的容貌所深深吸引。作为伦敦知名小交响乐团合唱团的经理，伦敦拉絮斯合唱团指挥，世界最重要的文艺复兴音乐学家之一，他曾经和诸如约翰·塔文纳、迈克尔·尼曼这样的作曲家，甚至和披头士乐队的歌手林格·斯塔都有过合作。他为BBC举办的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婚礼而策划的文艺复兴婚礼音乐特别节目，被精心包装后，在白金汉宫呈献给戴安娜。

在他们第一次约会时，克莱夫告诉黛博拉：“最重要的事情往往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音乐的存在。”她没有想到这些话会支撑着她度过今后的岁月。
1985年3月，正好是他们在著名的皇家节庆表演厅举行结婚庆典后的第18个月，克莱夫突然患上有病史纪录以来最严重的健忘症。单纯性疱疹病毒，一种引发常见伤风发热时出现唇疱疹的病毒，侵蚀了他的大脑，摧毁了他的整个记忆中枢，包括延伸于侧脑室下的海马和控制他情感和行为的其他区域。这种被称为疱疹脑炎的极其罕见的疾病，在一年中击垮了2000多美国人。其中70%的病人因没有接受治疗而死去；幸存者中，有半数以上人的神经系统受损，尽管大部分病人的受损程度没有克莱夫那么严重。

“克莱夫神志清醒的每一个瞬间，都好像是刚从睡梦中醒来。”黛博拉解释说。她现在是英国国家健康中心的联络官员。“检查表明，我丈夫的记忆能力仅有7秒钟。无论给他何种新的讯息，都会像落在肌肤上的雪花一样，转瞬即逝。”

克莱夫一周七天经常都要工作到午夜，即使在1985年的春天，当他刚开始感到不舒服的时候，他的工作日程依然没有什么改变。“他晚上回来抱怨说有点头疼，”黛博拉回忆道。“没有什么特别不同寻常的地方。”

但到了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一，克莱夫的牙齿开始不住地打战，他的头疼也愈演愈烈，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好像有人在拿着铁锤砸我似的。”黛博拉让他躺在床上，要是有什么需要的话，就给在上班的她打电话。虽然克莱夫天天都会往她的办公室打电话，可他却说：“我不记得你的电话号码了。”在黛博拉给他号码的时候，她发现克莱夫在号码的旁边写下“黛博拉·韦尔林”，就仿佛他跟她不太熟悉似的。

黛博拉感到焦虑不安，于是给他们的医生打了电话。医生的诊断是流感，开了一服治疗头疼的止痛药。过了两天，克莱夫告诉妻子，他已记不起她的名字了。她再次和医生取得了联系。医生认为，当地暴发的流感所引发的类似脑膜炎的病症，是克莱夫思维混乱的病因。就在下午晚些时候，黛博拉回到家里，发现克莱夫的床上空无一人，家里也没有他的影踪。她向邻居打听克莱夫的下落，并给医生和警察打了电话。

“他才不见了几个小时，”一个警官说道。“如果他明天早上还没回家，再给我们打电话。”

几个小时以后，就在她开始感到绝望的时候，电话铃响了。附近一家警察局的警官打来电话告诉她，克莱夫一切都好，就是思维混乱，记不清自己的住址了。黛博拉把他带回家的时候，他却又能径直走进自家楼房大门。

克莱夫的体温一下升到了104华氏度，黛博拉赶紧叫了救护车，火速把他送进了医院。在医院里，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医生准备安排克莱夫做CAT扫描和腰椎穿刺，黛博拉害怕地喊道：“别离开我，亲爱的，别离开我，我爱你。”漫长的11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医师告诉黛博拉，克莱夫患的是脑炎——一种脑部的炎症——是由唇疱疹病毒感染造成的。“他的死亡机率是80%。”他说。

“可他甚至都没得过唇疱疹，”黛博拉被吓坏了。

“这种病毒潜伏在大多数人身上，而且没有任何症状，”医生解释说。“它侵入大脑更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就在几天前，夫妻俩还正商量着要生孩子的事情。克莱夫在前一次婚姻中已经有三个长大成人的孩子了，可他和黛博拉都想一起再生两个孩子。“我一直盼着能尽快怀孕，因为克莱夫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她说。“可现在，却有人告诉我，我的丈夫可能将会死去。”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黛博拉尽量腾出时间，守护在克莱夫的床边。第三天，克莱夫的病发作得更加厉害，黛博拉无助地望着他，迷惘之中，听到主治医生告诉她，克莱夫最后可能会成为植物人。

她的丈夫开始服用阿昔洛韦，一种刚上市的抗滤过性病原体药，但是病毒已经使他的大脑开始萎缩。当病毒挤压头盖骨中那些不可救治的部分时，它也把自己完全碾碎。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克莱夫的病情趋于稳定，他头疼的情况开始好转，体温也恢复正常。但扫描的结果显示，他的大脑事实上已经被病毒覆盖住了。

巴巴拉·威尔森教授，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医学博士与专攻记忆和认知的剑桥科学家说道：“病毒毁掉了克莱夫聪颖的头脑。”

“他不仅仅遗忘了过去，”黛博拉说，“他已经无法储存任何记忆。”他的言语非常混乱，而且常用“小鸡”这个词去形容所有的事物。当医生问他什么是领带或什么是钢笔时，他会用他那权威般的声音回答说：“小鸡。”然后他又会像原来那样说话。他会突然想起黛博拉的名字，但却把名字倒过来念：“拉博黛”。

额叶对控制行为和性格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一器官的损坏还引发了其他许多罕见的症状。克莱夫会用电动剃须刀把自己脸上的毛发，甚至眉毛，剃光以后，还继续着了迷似的刮自己的脸。这时医生意识到他还得了一种叫持续症的病，这种病会使他无止尽地重复同一个动作。有一段时间，他会狂躁得像个孩子，突然从厕所奔出来，把人吓了一跳，甚至在把他从医院带回家暂住的路上，他会从行驶的汽车上纵身跳下。

住院治疗了三个月后，克莱夫开始出现暴力倾向。他猛地抓住护士的头向墙上撞去，扔椅子，甚至把黛博拉打倒在地。“我本该觉得非常害怕，”她说，“但不知为什么，我没有。他还是那个我深爱的男人。我知道是脑损伤使他失去了控制。”

接连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让家人和朋友都远离了他们。到了晚上，孤身一人在家的黛博拉，一下子趴倒在床上，痛苦地号啕大哭，思念着她所嫁的那个男人。经历了所有这些事以后，克莱夫依然能感觉到黛博拉是他的妻子。他的医生说，这是因为克莱夫大脑中储存感情记忆的那一部分，受病毒侵袭程度较轻。“他虽然病成那样，”黛博拉说到这儿，表情变得柔和起来：“可还是会注视着我的双眼，跟我说，他爱我。”

同样的情感记忆也使克莱夫意识到他所失去的东西。黛博拉说，看着他试图了解，却无法知道自己到底出了什么事儿的样子，真让人心碎。他会啜泣，她说：“想想看，他拼命想要弄清楚你是谁，可又做不到。”

一天，黛博拉让克莱夫坐在医院小教堂的风琴旁边，把一张乐谱放在他的面前。他开始弹奏。“就好像是什么人赐给了他这个天赋。”黛博拉说。虽然克莱夫再也不能读书或是看报，但最后他仍然还能读懂音乐。

“就像走路或骑车一样，音乐是克莱夫程序记忆的一部分，”纽约神经病学家，畅销书《觉醒》的作者奥利弗·萨克斯解释道。

“在弹奏音乐的时候，他看上去很正常，”黛博拉说。“但就在停下的那一刹那，他又变得失落和迷惘。”

教堂变成这对夫妻的避难所，特别是在第二年，克莱夫在住院期间被转到精神病病房的那段时间。很明显，她的丈夫需要日夜看护，再也回不了家了。黛博拉认为，他应该住在治疗脑损伤病人的病区，可不幸的是，那时的英国还没有这种治疗中心。

因此在1986年，黛博拉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建立了健忘症协会，以游说议员建立这种治疗中心。工作使她疲于奔命，但是她的努力最后还是被付之一炬。她被迫卖掉了自己和克莱夫居住的公寓，在艺术中心做兼职，以偿付欠款。一天，她出门走在路上，突然间像块石头似的，跌倒在地。她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感到无言的绝望，精疲力竭得连眼泪都流不出来。

独自一人在家的时候，她会用拳头猛击墙壁来发泄她心中的愤怒。有一段时间，她狂吃暴饮，体重不是狂增，就是锐减25磅。“在我丈夫生病之后，我好像有一种绝不可能填补、也永远无法填补的空虚，”黛博拉说。她努力去接受她再也不可能成为母亲的事实。“我不想一辈子没有孩子，但除了克莱夫，我不想和其他任何人生孩子。”

黛博拉陷入了深深的沮丧和忧郁之中，她幻想着带着克莱夫来到海滩，和他一起走进大海，直到海水把他们吞没。最后，她给自杀热线打了个电话。“我并不是非常想死，”她说。“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活着。”

朋友和医生都告诫这时已经36岁的黛博拉，如果她还坚持守着她的丈夫，会很危险。他们建议她开始新的生活。

八年来的每一个早晨，克莱夫醒来的时候，都会说着同样的话：“我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什么都摸不着，什么都闻不到。就好像死了一样。我已经病了多久呀？”黛博拉会尽量回答他的问题，这样的对话不断重复，周而复始。“当我遇到克莱夫的时候，他具备我渴求的男人身上应有的一切，”她说。“我疯狂地爱着他。但是我再也无法应付这年复一年相同的交谈。”

她开始考虑去美国生活。“我只以为一旦我远离英国，就会把所有的痛苦抛在脑后，”她说。

1994年，黛博拉迁居曼哈顿，靠她的积蓄生活，教教课，写写诗，甚至开始约会。“我交过两个朋友，但都没能长久，”她回忆说。“没人再能打动我。我的心属于克莱夫。”

每个星期，她都会给在英国的丈夫打几次电话，跟他讲讲纽约的事情。克莱夫这时也已经搬进了东苏塞克斯一家特别为脑损伤病人建立的治疗中心。在那儿，他的身体开始有所好转。医生对他的药物治疗做了调整，他也不再有任何暴力倾向。治疗中心的医生告诉黛博拉，她的丈夫没有意识到她已经离去。

克莱夫能从越洋电话中听出妻子的声音，并且立刻告诉黛博拉，他爱她。当她在讲述自己现在的生活时，克莱夫又会用比以前更长的对话做出响应，尽管很多内容是他虚构的（这种现象在神经学上被称为虚构症，或是无意识地用幻想替代事实）。克莱夫会这样问：“维多利亚女王是不是一个出色的女王？你知道是她发明了浴室吗？”

黛博拉意识到自己的心又被拉回到丈夫的身边。在美国生活了三年之后，她决定返回英国，因为她无法忘却克莱夫身上那种被她称为“克莱夫精神”的东西。“我认为是他的灵魂，”她说，“那是一种并不依仗你的头脑和才干的东西。它是一种在更深层意义上的你的自我。”

和克莱夫呆在一起，能让你对他着迷。他经常大笑，引得大家都和他一起笑，甚至当他天真地问你是首相还是英国女王的时候。“他认为你很重要，因为你是他醒来见到的第一个人，”黛博拉解释说。他专注地听着，常常做出看上去很恰当的反应，一直到他又开始自言自语。

克莱夫可能会一直住在脑损伤治疗中心，这里已经是十个病人的家了。每个星期，做全职工作的黛博拉，都会定时给她的丈夫打电话；夫妻俩都盼望着周末的团聚。

2002年复活节的那一天，夫妻俩在当地的教堂又重新宣读了他们的结婚誓言。“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能成为丈夫和妻子，”黛博拉说，“我不能和他有身体上的接触。但尽管如此，我们都钟爱对方。我仍然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他给了我无条件的爱，全力的支持，和他整个的心。”她接着说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时时刻刻想着的都是我。有多少女人能这样说她们的丈夫？”

在最近的一个周末，黛博拉在午饭前去探望丈夫。在他的房间里，摆设着他患健忘症之前的生活照——克莱夫在指挥管弦乐队，还有他的婚礼。这是为了能帮助他熟悉他自己。在那扇能俯瞰花园的窗前，摆着一张白色沙发，是这对夫妻的结婚礼物；夏克尔式的衣柜是从他们原来一起生活的家里搬来的。

房间里还摆放着一架钢琴和一架小管风琴。克莱夫坐下来弹奏。这乐声对于那些从未受过训练的耳朵来说，非常地优美流畅。“他现在有时会弹错，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黛博拉说。她轻轻地坐到钢琴椅上，依偎在他的身边，一只胳膊搂着他的腰。她拿起几张乐谱，放在丈夫的面前。当他的指尖轻轻地滑过键盘，她充满爱慕地看着他，伴着他唱起一首舒伯特的抒情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