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冰心在重庆的岁月]重庆抗战时期

　　冰心为何来重庆 　　 　　1938年5月,宋美龄邀请社会各界著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妇女座谈会。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代表团团长邓颖超,救国会的史良、沈兹九、刘清扬,无党派人士吴贻芳,以及其他妇女运动的领导人参加了会议。大家建议把“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扩大改组为联合抗日的妇女工作机构。1940年,妇女指导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新的妇女指导委员会会长是蒋介石,宋美龄亲任指导长,她的英文秘书张蔼贞任总干事,史良任委员兼联络委员会主任,吴贻芳任执行委员,刘清扬任训练组组长,沈兹九任文化事业组组长。后来,沈兹九去了新加坡,在华侨中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工作,因此,宋美龄不得不另外物色文化事业组组长的人选。
　　宋美龄早就耳闻冰心的才名,有一天,她对教育部政务次长顾一樵说:“我的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同学谢冰心,抗战后躲在云南,应该请她来妇女指导委员会做点文化教育工作。”顾一樵是冰心的留美同学,1923年,他们乘杰克逊总统号邮轮赴美求学,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顾一樵按照宋美龄的意思,迅即办理正式邀请函寄往云南。宋美龄欲见冰心心切,她叮嘱顾一樵,一定叫冰心他们搭乘飞机来渝。
　　1940年,冰心正在昆明郊区的呈贡县简易师范学校授课,而她的丈夫、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则在云南大学执教。这年冬天,吴文藻在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工作的清华同学浦薛凤,力劝他到委员会里来当参事,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于是,当宋美龄的邀请函到达之后,一心想为抗战事业做点贡献的冰心夫妇,便决定北上重庆,投身到火热的抗战活动中去。
　　当时,国民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云集重庆,住房相当紧张。冰心被安置在顾一樵位于七星岗的“嘉庐”中暂住,二楼便是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夫妇的居室。宋美龄知道后,曾吩咐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帮助冰心寻找房子,但因房源奇缺,最终还是没能在城区找到合适的住房。
　　冰心到重庆不久,宋美龄便安排了与她的会晤。到了曾家岩官邸,冰心看见很多人都在等候宋美龄的接见,心想不知要等到何时了。没料到,宋美龄的秘书越过众人,径直来到冰心跟前说:“请谢先生先进去!”这是她第一次见宋美龄。宋美龄出众的美貌和不凡的气质,给冰心以惊艳的感觉!宋美龄以同学的身份热情而亲切地接待了冰心,仔细询问了他们近年在昆明的情况。寒暄一阵后,宋美龄便郑重地说:“现在是抗战建国的紧要关头,最大的需要是各党派以及社会各界的团结合作,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女子在许多方面可以影响男子……妇女指导委员会罗致了全国妇女工作有经验的人才,指导全国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创造新妇女的新生活……文化方面就请你来领导,接替沈兹九的工作,担任文化事业组的组长……”
　　宋美龄特意留冰心在官邸吃饭。就餐前蒋介石走进饭厅,宋美龄把冰心介绍给他,蒋介石和蔼地说了几句客套话,便埋头吃饭,但也倾听宋美龄和冰心的谈话,并不时地说:“好!好!好!”
　　关于冰心与宋美龄第一次会晤的地点,另有资料说是在重庆南岸蒋介石黄山别墅的松厅,到底是何处,有待进一步考证。
　　不久,宋美龄又邀请冰心参加礼拜日委员长野餐会。冰心为了避嫌,婉言谢绝了。后来,冰心写过一篇题为《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的文章,对抗战中的宋美龄不乏赞赏之词。
　　冰心在担任文化事业组组长之后不久,便参加了征文评选工作。1940年3月8日,妇女指导委员会举办了以宋美龄身份命名的“蒋夫人文学奖”征文活动。到年底,文化事业组收到了三百六十篇征文稿,经初审保留了一百二十篇。论文类分送陈衡哲、吴贻芳等五人评阅;文艺类分送郭沫若、杨振声、朱光潜、苏雪林和冰心评阅。不久苏雪林就评阅完了分担的文稿,她给冰心来信说:“所阅稿子中尽有佳作,思想之高超,题材之得当,结构之美满,技巧之纯熟,虽抗手一般老作家亦无愧色,可见新文学前途自有希望。”
　　征文审阅工作结束后,评出了获奖作品。冰心对一些优秀征文大加赞赏。
　　妇女指导委员会要冰心结合征文中存在的问题,作一次关于写作知识的讲话。冰心应允了。
　　冰心的那个既有创作经验又有充实内容且妙趣横生的讲话,使人们耳目一新,引起了强烈反响。妇女指导委员会总干事张蔼贞,很快就将此事报告了宋美龄。没几天,妇女指导委员会召开干部会,宋美龄也来参加,会议结束时,宋美龄走到冰心面前,握着她的手说:“我听说你作了一个很好的讲演,希望你以后多讲讲……”“那是看了征文稿后随便讲的。”冰心微笑道。
　　在妇女指导委员会里,冰心还认识了共产党人、妇女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邓颖超女士。这是冰心第一次见到来自延安的邓颖超。邓颖超精明能干,朴素大方,对人和蔼可亲的行事风格,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冰心到任不久,总干事张蔼贞请吃饭,冰心因感冒未能赴宴。第二天,张蔼贞出人意料地居然派医生到“嘉庐”来给冰心看病……冰心对总干事的好意和关心充满感激之情。其实,初来乍到的冰心并不了解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内情,这个组织成员很复杂,其中有爱国民主人士,有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有进步青年,也有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还有政治上中立的人士。各种力量关系微妙,斗争也很复杂。
　　不久后的一天,冰心和史良相聚晤谈,这两位同龄女性此前在各自的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此刻,她们正在探讨如何联络更多的中上层妇女为抗战出力,探讨妇女参政的问题……冰心无意间流露出很不喜欢出席宴请活动。史良说:“你可以借故不去嘛!”冰心提到,不久前总干事请吃饭,自己因为患感冒没有去,第二天总干事就派医生来了,冰心觉得很过意不去,生怕给别人添了麻烦。史良阅历丰富,眼光敏锐,她率直地对冰心说:“你实在太善良了,你以为她们是关心你呀,并不是那么回事,她们是派人来看看你是真病还是假病。探病是幌子,实际上是在监视你。”史良坦诚的话语使冰心大吃一惊,她非常感激史良的提醒。
　　有一天,冰心同刘清扬一道离开会场,刘清扬悄悄地对冰心说:“妇女指导委员会里不是所有的人都为着抗战,情况复杂得很,你要留心点!”史良和刘清扬的一席肺腑之言,冰心十分感激,思想上也受到了极大震动。她感到极端困惑,国共两党合作共赴国难,妇女们更是为了抗战而勤奋工作,但内部却钩心斗角;自己本是一片坦诚,却招来领导的不信任。
　　冰心原本是怀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并对国民党寄以希望,才不远千里来到重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妇女指导委员会的诸多问题便暴露出来,她感到这里的情况与自己当初的想象相去甚远。因此,她对宋美龄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甚至产生了抵触情绪。有一次,她参加了宋美龄召开的有关妇女问题的会议,谈到女作家时,宋美龄顾问左右:“为什么我们国民党没有一位像样的女作家?”左右面面相觑,冰心反问道:“国民党又有几位像样的男作家呢?”宋美龄不禁赧然颔首,极为尴尬。后来,这段精彩的对话在重庆文艺界流传开去,成了一则揶揄国民党的趣闻。
　　就在这期间,陈布雷特意来会见冰心,邀请她参加国民党。冰心婉言拒绝了。她对陈布雷说:“谢谢你的好意,我要在国民党受压时加入还有点儿骨头,现在你们当权了,我对国民党也没有什么汗马功劳,那就不入了吧!”陈布雷只得悻悻离去,而冰心对国民党失望的心情也显露出来。冰心不愿意为他们装点门面。再联想到妇女指导委员会里的种种内情,冰心产生了上当受骗的感觉,心里像被泼了一瓢冷水。于是,正直的冰心决定脱离这个组织,宋美龄虽一再挽留,但冰心离意已决,不久便称病辞去了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
　　
　　歌乐山上的生活
　　
　　为了躲避复杂的政治环境,为了躲避日机对重庆市区的轰炸,也为了养病,1941年春,冰心便从七星岗迁到郊外的歌乐山上居住。此时的冰心也的确疾病缠身,离开繁华喧嚣的市区,入住风景宜人的深山,是冰心的明智之举。
　　他们家的住址是歌乐山林家庙五号,坐落在深山中的一座小山坡上。有一条能勉强行车的便道通往歌乐山正街(成渝公路在此通过――作者注)。林家庙五号距歌乐山正街一两公里之遥,往北有一条下山的石板路直通磁器口和沙坪坝。
　　冰心把林家庙这座独立的土屋叫做“潜庐”。所谓“潜庐”, “是主人静伏的意思”。离开昆明时,他们卖掉了大部分藏书,“潜庐”就是用卖书的六千元钱买来的。
　　冰心迁居歌乐山之后,经常造访“潜庐”的友人络绎不绝,尤其是周末,那更是“座上客不断,杯中酒常满”。有乘车来的,有坐轿来的,也有走路来的,如梁实秋、顾一樵、龚业雅、老舍、赵清阁、巴金、郭沫若、冯乃超、浦薛凤、臧克家等。
　　梁实秋第一次上歌乐山来看望冰心时,冰心对他的到访非常高兴,一定要梁实秋去试一试他们睡的那张弹簧床。梁实秋躺上去一试,觉得真软,像棉花团一样。吴文藻告诉梁实秋,他们从北平出来什么也没有带,就带了这一张宽大笨重的弹簧床。从北平搬到昆明,又从昆明搬来重庆,因为,冰心没有这样的床就睡不着觉。这是当时冰心家里最值钱的家当。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在流离失所的日子里,它成了唯一的“奢侈品”。不过,梁实秋却觉得“潜庐”周围幽雅的环境更值得流连忘返,他在一篇文章中特别描述了那几十棵苍劲的松树:“秋声萧瑟,瘦影参差,还值得令人留恋。”
　　有一次,梁实秋乘车进城办事,途经歌乐山,没来得及下车聚叙,后来冰心知道了,心中老大不满,随即修书一封,向梁实秋发了牢骚:“你近来如何?听说曾进城一次,歌乐山竟不曾停车,似乎有点对不起朋友!”
　　1943年秋,老舍夫人胡?青来到重庆北碚之前,老舍是孤身一人在重庆。因此,老舍到访,冰心总要叫北方人出身的佣人黄志廷夫妇做一些地道的北方面食,让老舍大快朵颐。餐后,老舍、冰心饮着香茗,对坐清谈。老舍诙谐幽默的话语,常常令一家人笑得前仰后合。后来,冰心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老舍和我们来往最密的时期,是在抗战时的重庆。他是我们朋友中最爽朗、幽默、质朴、热情的一个。我常对他说,你来了,不像‘清风入座’,乃是一阵热浪,席卷了我们一家人的心。”
　　最喜欢老舍到访的是冰心的几个孩子,老舍到她家去,十之八九手里总是拎着一包花生米,或者瓜子蚕豆什么的。走到山坡脚下,老舍就大声嚷起来:“有馒头吗?有茶吗?客人来喽――”孩子们一听是舒伯伯(老舍原名舒庆春――作者注)的声音,便飞奔而出,把他包围在中间……孩子们觉得,舒伯伯是最能平等对待他们的人,他总是不忘向孩子们打招呼,并和他们摆龙门阵,打听学校的事,关心他们喂养的小山雀、小蟋蟀。有一次,冰心十岁的儿子吴平,接到舒伯伯一封告急信:“我的烟快吸完了,但没有钱,你来这里的时候别忘了带香烟两车!”这种老舍式的玩笑使孩子们开心极了。每次见面,讲故事,说笑话,成了老舍必不可少的功课。老舍把自己的书签上名送给小读者,孩子们居然和老舍讨论起他的作品来。孩子们问:“您的书里为什么好人都姓李?”老舍把脸一绷说:“我就是喜欢姓李的!你们以后要是做好孩子,下一次我再写书,书里的好人就都姓吴!”
　　令人感兴趣的是,美国飞虎队队员也居然拜访过“潜庐”。一天,冰心在“潜庐”外的山坡上偶然与几个美国士兵相遇,冰心用纯正的美式英语回答了他们的问话,使美国士兵有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觉。当得知冰心曾在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读过书时,美国士兵对这位衣着简朴却风姿绰约的东方女性充满了敬意。美国士兵看到冰心的书架上有很多英文书刊,非常兴奋,风趣地对冰心说:“你家的英文书比罗斯福图书馆(就是当时以美国总统罗斯福命名的重庆图书馆――作者注)的藏书还丰富。”他们要求借一两本去阅读,冰心慷慨地答应了。从此,几个美国士兵便不时地来借书、还书,他们与冰心相处得十分友善,这也体现了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
　　冰心有时也下山去探亲访友,走得最频繁的是北碚及城区。在歌乐山街上搭便车去北碚,她是“雅舍”的座上客;进城则多半是开会、看电影、看话剧。当年,燕京大学在重庆设有一个西南边疆研究站,总负责人就是吴文藻。雾季来临,敌机轰炸少了,吴文藻就在城区的研究站办公,地址是七星岗“嘉庐”九号。他们在“嘉庐”留有一间卧室,冰心进城开会、办事、访友,也常常在“嘉庐”住一两晚。
　　冰心寓居歌乐山,环境清幽雅静,应该说是文学创作的理想天地。实际上,她家很多时候并不安静,孩子们的打闹,也使她难以静下心来。她曾说她的日常生活是在“跑山望水,柴米油盐,看孩子中度过的”。对于冰心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她的大女儿吴冰也感到不解,她回忆说:“我记得小时候放学回家时,看到的多是妈妈拿着抹布东擦西擦,很少见她在伏案写作。我有些纳闷,她那些文学作品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呢?后来才知道,这是她的独特的‘休息’方式,她往往利用做家务劳动的时间来打腹稿。”
　　于是,在家务做完,在孩子们去了学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冰心才读书写作。
　　
　　冰心与重庆的不了情
　　
　　抗战胜利后,大批内迁的单位和各界人士纷纷离渝返乡,冰心一家也准备重回北平。为了便于联络,方便搭机、乘船,住在郊外的人士纷纷迁进城里。1946年1月14日,冰心一家搬到了曾家岩暂住。这里原是著名律师、冰心的朋友端木恺的私宅,此时,端木恺早已离渝回沪去了。就这样,冰心离开了她生活了五年的歌乐山,她有些不舍,她有些依恋!她不愿卖掉“潜庐”,毅然将“潜庐”交给歌乐山保管委员会管理,她说:“说不定我还会回来!”
　　冰心是1946年4月下旬离开重庆的,她一家在重庆生活了五年多。虽然重庆不像她长期生活的北平那样,道路平坦,视野广阔,蓝天白云,艳阳高照,但是,这里青的山,绿的水,在漫漫的雾霭中却能呈现出一派蒙?的美。正如冰心自己说的:“隔江是重庆,重庆山外是南岸的山,真是蜀江水碧蜀山青;重庆又常常阴雨,淡雾之中碧的更碧,青的更青,比起北方山水又另是一番景色。”
　　虽然冰心来重庆时从飞机上就看见了,重庆在敌机的袭击下变成了废墟,然而,她却十分乐意“挤住在这断井颓垣中”,虽然天上只有淡淡的日影,而她却认为“这里有一种心理上的太阳,光明灿烂是别处所不及的”。她说:我渐渐地爱了重庆,爱了重庆的“忙”,不讨厌重庆的“挤”,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些和我在忙中挤中同工的兴奋的人们,不论是在市内,在近郊,或是远远地在生死关头的前线。
　　冰心怀着一颗报国之心,抗日之志,踏上重庆这片土地,如今,她已深深地爱上了这片热土,所以,到了要告别山城的时候,她便依依难舍了,甚至还劝已经离开的朋友也回来……
　　1957年春,她把十一年前在歌乐山了解到的一件事,写成了一篇以歌乐山为背景的小说《小橘灯》。《小橘灯》不仅被选进了中学语文课本,还被翻译成外文;不仅赢得了国内亿万少年儿童的喜爱,也受到国外读者的青睐。
　　20世纪50年代中期,冰心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曾到重庆视察。她很想重上歌乐山,去看看那熟悉的“潜庐”,熟悉的“力构小窗”……但当时歌乐山被划为军事禁区,不对外开放。所以,冰心带着遗憾,带着思念,离开了山城,从此再也没有踏上这片令她朝思暮想的热土。然而,巍峨雄奇的歌乐山,却永远耸立在冰心老人的心间。■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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