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二次革命_埃及的“二次革命”与“革命后遗症”

　　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没有先进理论指导，尤其没有生产关系变革的前提下，任何看似“凯歌行进”的政治变革，最后都难免落入窠臼，使许多人的热切期待最终变成一场空欢喜。 　　
　　在西亚北非狂飙激进式的政治变革中，埃及政局演进最为惹人关注。6月28～29曰，在曾举行反穆巴拉克抗议的开罗解放广场，数万名示威人群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造成l000多人受伤。这场冲突表明当前埃及政局依然充满危机，甚至有不少媒体报道说，目前埃及革命还没有成功，必须进行“二次革命”。
　　
　　政治狂欢留下“一地鸡毛”
　　
　　埃及民众当初起来“闹革命”，直接原因是穆巴拉克统治导致积弊丛生，尤其是经济衰退、民生艰难。然而，在长达数月的政治狂热后，那些困扰朝野的经济和民生难题，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日趋凸显和激化。
　　据埃及有关方面统计，政局动荡给埃及造成的经济损失己高达700多亿美元。其中，埃及的主要经济支柱――旅游业受损最明显，今年4月埃及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40％，损失超过20亿美元。与此同时，加上直接投资减少，直接导致埃及外汇储备锐减。据埃及央行发表的报告说，去年12月底埃及外汇储备为361亿美元，到今年5月底只剩272亿美元，短短五个月锐减90亿美元，已接近“非常危险的程度”。
　　同时，埃及宏观经济也深受牵连。4月19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将埃及银行业评级展望由“稳定级”下调为“负面级”，由此使埃及对外贸易深受影响。而且，目前形势下埃及银行不愿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民众消费能力也在不断下降，由此造成埃及供需萎缩，经济前景黯淡。到6月底结束的本财年，埃及政府财政赤字占GDP比例比预期有所上升，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埃及过渡政府将本财年经济增长率，从年初时预期的6％调低至1％左右，为1992年以来最低值。埃及财政部预计，201l～2012财年，埃及经济仅将增长3.2％。此外，政治动荡还加剧通货膨胀，各种基本生活品价格持续上涨，民众生活状况更趋艰难。
　　过渡政府总理谢拉夫在6月23日就任百天讲话中坦承，他的政府“从前政权那里继承过来的深层次问题太多”，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根源入手。换言之，由于种种因素制约，这些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许多普通埃及人因看不到“革命”的切实成果，更是失望和迷茫。
　　
　　“革命”能量仍未耗尽
　　
　　当前埃及这场政治剧变几十年不遇，实际带有双重目的：一方面，它是旧政权各种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总爆发，是对穆巴拉克既有统治的全面否定；另一方面，这种对旧模式的彻底否定，也暗含着对埃及民族复兴新道路的探索。
　　就目前而言，推翻穆巴拉克统治仅仅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我们知道，埃及的“革命”是一场无明确领导者、无主要反对派、无明确政治主张的“三无运动”。换言之，这场政治运动自发性多于自觉性，各方齐心协力，仅仅是因为他们共同反对什么，而不是共同赞同支持什么。旧政权被推翻，潜藏的深层问题逐渐暴露：未来应由谁来掌权?将来应采取何种政治体制和内外政策?要不要进行生产关系变革?所有这些都是未知数。
　　而这场剧变的最大后果有两个：一个是在旧政权被推翻后，埃及最高权力暂时成了“无主财产”，使掌控政权的政治竞争迅速提上日程；二是解除政治禁锢后，埃及各种政治力量纷纷粉墨登场，都试图引导局势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这既是权力之争，也是政治理念之争，一定程度还是阶级斗争，因此斗争空前激烈。当前埃及政坛大体存在三种政治力量：
　　一种是“革命派”。这派力量成分很杂，既有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宗教反对派，也有长期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的新老世俗反对派。不过，这派力量真正的中坚，是那些积极参与抗议活动的普通民众。由于“革命”后没有获得实质性好处，反而面临更大生存危机，这些人对当权者极不信任，既担心革命成果被既得利益者篡夺，更渴望立竿见影的胜利成果，因此希望继续变革，切实改善自身生存地位。这次中东乱局持续发酵，尤其埃及变革成功，彻底打破阿拉伯民众对威权的迷信和敬畏，对现实不满的力量被充分动员。可以说，目前埃及多数民众的“革命能量”仍未耗尽，未来仍有继续抗争的可能性。
　　第二种是复辟力量。穆巴拉克执政多年，培植起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掌握着多数财富和权力(包括过渡政府中仍有很多穆巴拉克势力)，穆巴拉克倒台后，这些人也就成了被清算的对象，如穆巴拉克家族面临审判，多名政府部长被判刑，昔日的执政党“民族民主党”被强行解散，全国1750家地方议会也被解散。目前，这派势力受打压最狠，反弹可能性也最大。这次开罗解放广场流血事件，正好发生在地方议会被解散后几个小时，因此很可能是穆巴拉克势力借机发难。
　　第三种是稳健派。该派主要代表是以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坦塔维、看守内阁总理谢拉夫为首的过渡政府。这派力量脱胎于旧政权，但又身处“后革命时代”，因此竭力推行“中间路线”，力图在保持稳定和现行秩序情况下，推行有利于中下层的政治经济变革，力图凝聚共识，弥合各方政治分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埃及贫富分化严重，阶级对立明显，过渡政府的中间道路“骑墙”色彩十足，容易左右不落好。况且，过渡政府确实也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因此深层变革不可避免。
　　长远看，埃及政局演变可能不得不面临“选边站”的问题：一种是走民粹路线，用有限财富重点补贴穷人，以赢取多数民众支持，但这种政策容易导致损害、剥夺少数富人权益，并走上反西方道路，因此极易引发富人阶层反抗，美国也会竭力阻挠；另一种是金钱主宰政治，使民主化成为更好地服务富人阶级的统治，但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政治变革，很难被已经动员起来的中下层民众接受，社会将重新出现动荡。
　　不过，不管出现哪种结果，都要经历一个长期、激烈的斗争过程。有埃及媒体认为，现在埃及仍处于敏感时期，革命虽然像列车那样过去了，但革命果实却并未被革命者完全品尝。所以，必须行动起来“保卫革命成果”。一些当地资深学者认为，埃及爆发二次革命几乎是“肯定的事情”，只是时间早晚和规模大小而已。
　　
　　谁会笑到最后
　　
　　历史是个曲折迂回的过程。以史为鉴不难发现，目前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变革实际上才刚刚开始，其未来政治前景，同样不是线性发展过程。回顾近百年来的中东政治变迁史，最后能扩大影响乃至掌握权力和意识形态话语的，往往主要是两种力量：
　　一种是军队。在中东等第三世界国家，军队差不多是组织化程度最高、阶级属性最为模糊的集团，因此很适合担当政治争端的调整者，乃至幕后操纵者的角色。自1952年后的埃及历任领导人均是军人出身，穆巴拉克离职前任命的总理沙菲克、副总统苏莱曼，以及目前掌握实权的国防部长坦塔维、参谋长安南也都是军方精英。在终结了穆巴拉克的强人统治之后，埃及很可能迎来一个弱势民主的新阶段。未来，由于政坛不稳定因素增多，动荡冲突不可避免，因此无论主观意愿还是客观环境，都需要军队幕后操纵，甚至直接走上前台。届时，埃及可能迎来一个新的“强人政治”时代。
　　另一种是伊斯兰势力。在历史上，中东每逢内忧外患或重大变革，伊斯兰复兴运动总会借机兴起。当前，阿拉伯国家集权多年，国内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唯有各种伊斯兰组织凭借“伊斯兰教”神圣外衣，成为最主要反对派。而成立于l928年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树大根深，组织化程度高，且已建立起较完备的社会救助和福利体系，在中下层人气颇高。现在穆斯林兄弟会已经组建“自由与正义党”，宣称要夺取议会45%～50％的席位。由于穆斯林兄弟会一直没有给出详细的政策纲领，世俗派力量担心其一旦掌权，将会在埃及推行伊斯兰化道路。因此，自2月份以来，世俗派坚持认为应先制定民主宪法，推迟9月的议会选举，以便为世俗力量增长留出时间。而穆斯林兄弟会自恃胜券在握，坚决主张如期进行议会选举，反对更改权力过渡时间表。这种政治较量从侧面说明，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势力已经成为埃及政坛变革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回顾历史，中东政治变迁就像“翻烙饼”一样，不停地在“强人政治”与“弱势民主”之间转换徘徊。至于这种转换带来多大进步意义，则鲜有人关切。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没有先进理论指导，尤其没有生产关系变革的前提下，任何看似“凯歌行进”的政治变革，最后都难免落入窠臼，使许多人的热切期待最终变成一场空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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