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60年:神话?预言?道路] 潘德的预言攻略

发布时间:2020-02-18 来源: 感恩亲情 点击:

     1950年代:“良宵”与“放逐”   放逐的诗人啊   这良宵是属于你的吗?   这新嫁娘的柔情蜜意的夜是属于你的吗?   
  这是1962年,身居青海荒原的诗人昌耀,在苦难中寻觅和体味新婚甜蜜的一首《良宵》。之所以从这里开始,来寻索60年中国当代诗歌的轨迹,是因为这样一个起始确乎更富象征的意义――对于当代诗人来说,“良宵”与“放逐”几乎是同时降临的,只是在昌耀身上体现得更集中和典型而已。不过对任何一个时代的诗人来说,也许都是如此。1950年代的蜜月般的时光,新中国的晨曦,没有留下太多的经得起岁月洗刷的诗歌痕迹。我们当然也可以开列出一长串的名字:艾青、臧克家、何其芳,这些从1930年代开始成长的诗人;还有贺敬之和郭小川,他们代表新意识形态的宏大抒情;新崛起的一代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歌手:石方禹、公刘、闻捷、流沙河、戈壁舟、梁上泉;还有许多从延安兴起的民歌运动中熏陶出来的诗人:李季、田间、阮章竞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颂歌的和声。
  当然,对于所有这个时代的诗人来说,如何在保持个体的创作自主性的同时,又完全适应时代政治与主流文化的要求,是一个难题,类似何其芳的《回答》中那种犹疑和迷茫情绪的流露,确非矫情。成功的例证略显稀少,连艾青这样具有卓越艺术功力的诗人,都不得不写了大量粗浅应时的作品,像《春姑娘》、《藏枪记》之类。倒是他在出访欧洲和拉美之后所写的一些“国际题材”的作品,如《维也纳》、《大西洋》、《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等,能够显示出他惯于使用的象征手段和大诗人的气象:“维也纳,你虽然美丽/却是痛苦的,/像一个患了风湿症的少妇/面目清秀而四肢瘫痪……”值得提到的当然还有臧克家的一首《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富有哲理,将具体的题材升华为道德和人格的箴言。1950年代能够达到一定高度和纯度的诗歌,这差不多就是范本。
  在那个时代,偶尔也有大胆而冒失的探险者,在其诗中表现出不合时宜的个性意志,以及陌生和抒情的调子,像蔡其矫的《川江号子》、《雾中汗水》,郭小川的《望星空》、叙事诗《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等等,都呈现出与主导政治趣味不同的个性化色彩和人性探索的执拗冲动。多有诗人因此获罪,沦为阶级异类,等待他们的是昌耀式的流放生活和艰难命运。
  值得稍加细说的一位是闻捷。他几乎创造了一种“浪漫主义的诗歌类型”,也创造了当代诗人悲剧人格的典型,“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由于取材新疆的边域风光、少数民族生活的题材,闻捷的作品似乎因为其特殊的政治优势而获得了一种美学优势。在书写哈萨克和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他们的劳动场景的时候,融入了在内地题材的诗歌中很难融入的情感内容、爱情心理活动,还有戏剧性情节的细腻刻画,《吐鲁番情歌》也因此一举成功。至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其他诗人,在“浪漫主义”诗歌实践方面则几乎无成功例证,除了无限的夸张和泛滥的拟喻,并没有来自美学方面的真正支撑。
  
  1960至1970年代:叛逆与反思
  
  1960年代堪称是当代诗歌最荒凉的时期,诗人的写作出现了强烈的分化趋势。一方面,在经历了“大跃进新民歌运动”之后,只有贺敬之的《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和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乡村大道》一类政治抒情诗能够作为“时代强音”而通行;个人化的抒情写作,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转入了私密的空间。除了参加劳动改造的那些早已成名的诗人的秘密创作,就是一代青年在迷茫中悄悄写下并传播开来的心声了。“文革”初期,在北京等大城市曾出现了一些活跃在青年中的“诗歌沙龙”,稍后则出现了民间传抄的知青诗歌,最典型的例证即是郭路生――即后来的食指,他在1965年前后就写下了才华出众的青春畅想《海洋三部曲》,1967年写下了表达怀疑和失落情绪的《鱼群三部曲》,1968年则写下了传抄大江南北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等诗。他的诗句激励了这时代无数的迷茫青年,以混合着青春叛逆、红色幻想、政治质疑和启蒙理性的朦胧而纷杂的思想,见证了一代青年人的精神历程,成为那个时代最富诗意的精神肖像。
  食指后来的经历也表明,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他显示了持续的意义与光彩。他在1970年代到1990年代中不但又相继写下了《疯狗》、《愤怒》、《人生舞台(系列)》、《我的祖国(系列)》、《诗人命苦》、《在精神病院》、《想到死亡》、《归宿》等等脍炙人口感人至深的诗篇,还以他自己身患精神分裂的悲苦遭遇、在病痛中坚持写作理想与人生信念的生命人格实践,见证了他的创作,成为当代诗歌中一个不可多得的“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范本。
  上述分裂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在上世纪70年代早期,最值得提到的是被称为“白洋淀三驾马车”的三位抒情诗人――根子、芒克和多多。1971年,十九岁的青年,插队白洋淀的根子写下了一首才华横溢的《三月与末日》,宣告了他的青春成人仪式的完成和对极“左”政治气候的厌弃与反思。以这首诗为标志,一代青年开始了理性的思想,以及拒绝与背叛的道路,甚至说它是“(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荒原》”也绝非夸张:“……我看过足足十九个一模一样的春天/一样血腥假笑,一样的/都在三月来临。这一次/是她第二十次把大地――我仅有的同胞/从我的脚下轻易地掳去,想要/让我第二十次领略失败和嫉妒”。“心是一座古老的礁石,十九个/凶狠的夏天的熏灼……/十九场沸腾的大雨的冲刷,烫死/今天,暗褐色的心,像一块加热又冷却过/十九次的钢,安详、沉重/永远不再闪烁”。这是精神在废墟中成长的见证,从思想和艺术上这首诗都应该是上世纪70年代诗歌真正的巅峰。根子随后又写下了《致生活》、《白洋淀》等共八首长诗,可惜这些作品今大都散佚。
  在1970年代末期,随着极“左”政治走到了末路,“文革”终于宣告结束,强大的社会情绪集中到了诗歌和文学之中。就在许多被迫害和下放的诗人再度复出,用节制的创伤哀诉和依然如故的强者姿态,书写着“归来”的故事、抒发着“恶梦醒来是早晨”的欣悦的时候,一群年轻的写作者则以传抄和油印的方式,交换着他们对时代的真实思考、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变革的期待。1978年末,以由贵州诗人群落抄写的《启蒙》和北京青年诗人刻印的《今天》两份诗歌出版物的问世为标志,蕴蓄于地下十多年的新诗潮终于浮出了冰山的一角。舒婷、顾城、北岛、江河、梁小斌……这些名字一夜间传遍大江南北,《回答》、《一代人》、《纪念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些作品也很快变得家喻户晓,作为历史的创伤记忆和现实的真实写照,这些作品在聚拢和疏散社会情绪、建立新的人本主义价值观、召唤社会生活与政治的变革方面,可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80年代:诗歌的青春期
  
  1980年代是当代诗歌历史上第二个青春期,这是迟来的、充满激情与挫折的、充溢着巨大能量并且表现为运动式景观的一个时期。它历经了早期的乍暖还寒以及春潮涌动的澎湃崛起。从1980年到1984年,以谢冕、孙绍振、徐敬亚为代表的“崛起论者”几乎是以前赴后继的姿态,为新诗潮推波助澜摇旗呐喊,但也招来了诗歌界保守力量的猛烈反击。在大环境的摇摆与进退交替中,新诗潮在理论上似乎并未占到便宜,但“朦胧诗”却在一片质疑与谩骂声中风行于读者之中,成为了1980年代整体性艺术变革的营养与力量之源。在广大的青年中,朦胧诗的主要诗人们差不多成为了时尚符号和青春偶像,受到崇拜和追捧。到1985年之后,当社会改革的步伐加快,观念的变革提速之时,朦胧诗也终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经历了“从绞架到秋千”(朱大可语)的历史玩笑。随之以1960年代出生者为主体的“第三代”,在1986年发动了一场蓄谋已久的艺术政变,喊出了“Pass北岛”的口号。他们以更为靠近现实、靠近普通人生活的更低姿态、以更为多元的价值观念和美学趣味,标明了一个新的诗歌潮流的出现,其中最富有玄学意味和诗学思想深度的“非非”、“整体主义”,最具文化与观念冲击力以及平民诗学意味的“他们”、“莽汉”、“大学生诗派”等等,是最具代表性的群落。他们的美学主张也在1990年代持续深化,并演变出了后来的“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之争。这场诗歌事变使1980年代的新诗潮运动得以进入到诗歌艺术的内部。
  说1980年代是一个诗歌的青春期,有两个富有象征意味的例子:一个是顾城,一个是海子。顾城是一个天才的忧郁型浪漫诗人,也是一个至死未走出“精神童年”的撒娇者,他拒绝社会化,一直以“童话”的方式来书写忧郁、梦幻、孤独和死亡的意绪,这些在移居海外之后也没有改变。在遭受了个人的婚姻和爱情的挫折之后,他最终在1993年秋,在新西兰的希基岛选择了杀妻后自尽的暴力方式来结束自己的一切,结果遭到广泛的谴责,使诗人自1980年代以来所建立的精神与道德神话蒙羞破产,同时也以矛盾的方式,书写和完结了他自己的脆弱童话与悲剧传奇。
  与顾城不同,海子是毕生致力于建立他“伟大诗歌”王国的一位求索者和工匠。他的短诗创造了汉语新诗诞生以来最为瑰丽的景象,留下了一份与时间同在、并且日益闪现出不朽的汉语之光的遗产;而他的长诗则留下了一个未完成的、也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巴别塔式的巨大废墟。它在空间上横跨亚欧与非洲大陆,结构上横贯黄河、恒河、巴比伦河、埃及和希腊等几大文明,在语言上则尝试寻找“史前”和“洪荒”式的原始情境,所以在修辞方式上便具有了苍茫、辽阔、原始、神秘,甚至晦涩难解的特点。由于这一伟大诗歌理想的不可实现性,海子最终也选择了自杀。在笔者的理解中,固然海子之死有其具体诱因,但在生命与艺术的逻辑上,他其实是将自己的死当作了其创作的一部分,是以殉身的方式来完成自己诗歌献祭的仪式。这一点也同样具有寓言和命运感,一切都像他在作品中预言的那样:
  大地,盲目的血
  天才和语言背着血红的落日
  走向家乡和墓地……
  
  1990年代至今:多元与分化
  1989年3月海子的死可以说结束了一个时代,它提升、完成并且也彻底终结了1980年代的诗歌神话与浪漫精神,也引领了1990年代诗歌在美学与文本上的深刻变化。迄今为止,关于上世纪90年代诗歌的讲述都并不清晰,有人用“从青春写作到中年写作”、“从非专业写作到专业写作”、“写作身份的知识分子化”等等说法来描述一个转折性的过程,还以“叙事性”、“个人化”等等说法来概括其总体特征,这些都有道理。我想说的是,外部环境的压力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起到了几个重要的作用,一是使第三代而下诗人身份的人文性得到了强化,这一点与1980年代初期朦胧诗人的境遇有相似处,这在客观上大大帮助了他们;二是促使他们在写作上“向内转”,这是使1990年代诗歌在文本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与建设性趋向的原因;第三是因为“出口转内销”的效应而使他们迅速获得了经典化的机遇。当19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生活更加开放和宽松之际,身受压力的诗人们摇身一变,成为了国际知名身份显赫的公众人物,不但作品被大量翻译出版,物质生活条件也发生了质的改变。这些都导致了原来美学与艺术趣味上的分歧演变为利益的分歧,终于导致了1990年代末的纷争。以1999年的“盘峰诗会”为标志,第三代诗人之间的分化便以“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为名,变得公开和白热化了。
  在1990年代留下了重要的或标志性诗歌文本的诗人大概有这样一些: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于坚、翟永明、周伦佑、钟鸣、李亚伟、伊沙、张曙光、陈东东、柏桦、臧棣……这很难是一个全面的名单。在先锋诗歌阵营之外的其他诗人群落中,当然也有大量值得记取的作品。但那些对于时代的转折具有特别的启示甚至命名意义的诗人,则是我们最应该记取的,欧阳江河的《傍晚穿过广场》、《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伊沙的《结结巴巴》、《车过黄河》等等,都可谓是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它们迅速而准确地预示了时代精神与价值转换的氛围,透露出美学与文化趣味转换的敏感信息。
  1999年的盘峰论争之后或“世纪之交”以来的诗歌格局,目前还很难予以清晰的描画,但愈趋多元与分化是不争事实。随着“70后”、“80后”诗人的相继崛起,随着网络媒介传播作用的日益扩张,随着大众文化与消费娱乐趣味的不断弥漫,反智性、粗鄙化、口语化、喜剧与娱乐化成为了诗歌写作的显在特征,诗歌生产也通过网络与民间印刷品获得了空前的解放,问题虽然很多,但写作的平权化与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则是必须要承认的。
  回顾六十年的诗歌道路,确乎很难在这样一篇短文中完成。宏观地看,如果我们要将其归纳为一个“进步论的历史修辞”也许并不为过,毕竟诞生过那么多感人的或者重要的作品,出现过那么多标志性的或者可以作为历史痕迹的文本符号。但六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也仍只是短短的一节,汉语新诗的道路仍然漫长,虚无主义的或过分乐观主义的、成功论的或者末日论的看法,在更长的时间坐标中都显得不可靠。因此在本文结束的时候,我还是想以海子的诗句来想象它的过去和现在,这也许更有诗意,因为历史仍在继续,诗歌的道路苍茫无尽――
  大风从东吹到西,从北刮到南,无视黑夜和黎明
  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
  ……
  (摘自9月14日《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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