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谋求共同和平发展 中日和平发展

　　中日关系走出了在矛盾问题上陷于僵局､在情感碰撞中耗费精力的恶性循环,开创了增进友好感情与推动共同利益良性互动的新局面;从“解决矛盾型”关系转向“发展利益型”关系;从“破冰”以来的“恢复性发展”阶段进入了在“暖春”下的“实质性发展”阶段｡
　　
　　2008年5月6日至10日,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它已成为中日关系发展进程中的一座新的里程碑｡
　　
　　暖春之旅,规划未来
　　
　　
　　去年12月福田首相成功访华后,胡主席访日提上了日程,当时国内各界对此次访问的前景普遍看好｡孰料今年1月以来,日本一些势力和媒体在东海､“入常”､日朝关系等“老三样”外交菜单和饺子､西藏､奥运等“新三弹”涉华问题上掀起了对华施压的舆论高潮,力促日本政府对此次中日领导人会见抢设议题､规定话语､漫天要价｡国内各界对胡主席访日前景的预测也转而变得充满忧虑｡在人们的一喜一忧之中,胡主席毅然按期访日,正面回应了日方的所有关切事项,其成果之大､效果之好,超出了人们的预想｡
　　5月7日,胡主席与福田首相签署了中日间第四份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无疑是此次访日的最重要成果｡其后,两国领导人共同会见了记者,就这份新政治文件的含义做了进一步阐释｡双方还发表了补充文件――《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其中涵盖了70项合作项目,
　　通过签署新政治文件,“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正式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总体目标｡10年前,江泽民主席访日时,两国发表了第三份政治文件――《中日联合宣言》,其中提出要建设“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当时,日方曾拒绝在中日关系定位上使用“战略”一词｡据当时日本各界的反映,这是因为不能把日中关系提升到与日美关系平起平坐的地位｡
　　2001年以来,中日关系因小泉首相连年参拜靖国神社而陷于长达五年的“政冷期”,建设“伙伴关系”的进程也停滞不前｡2006年10月,中日关系以新任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为转机进入“回暖期”｡安倍首相在访华时提议两国建立“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中国领导人欣然接受｡其后,经过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对日本的“融冰之旅”和同年12月福田康夫首相对中国的“迎春之旅”,中日关系迎来了新的机遇期｡
　　“破冰之旅”着眼于实现最低目标,即给两国关系的“政冷”状态画上句号;“融冰之旅”和“迎春之旅”旨在推动中日关系逐渐升温;而这次“暖春之旅”则为中日关系回暖过程做了总结,为站在新历史起点的两国关系做了重新定位｡
　　新政治文件反映了中日复交36年来､特别是江主席访日10年来两国间关系的变化,对2006年10月“破冰”以来的一系列共识进行了概括,为中日关系确定了前进方向,抓住了来之不易的新机遇｡
　　新政治文件指出:“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惟一选择｡”基于这一精神,这份文件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体现了向前看､不纠缠于老问题的精神,着眼于推动共同利益､实现双赢合作｡关于历史问题,新联合声明的表述是“双方决心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不断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关于台湾问题,新文件采用了如下确认性表述:“日方重申,继续坚持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表明的立场｡”在这一恰如其分的原则性表述以外,这份按中文文本约两千字的声明,把主要篇幅用于阐述加强相互合作的内容｡
　　另外,中日还在其他主要问题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在东海问题上,两国领导人在会见记者时都明确表示“取得了重要进展”｡新文件还指出,“中方表示重视日本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中方对日朝间解决有关问题,实现关系正常化表示欢迎和支持”,“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强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双方还就一系列双边与多边合作领域达成了广泛共识,包括进一步扩大军事交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合作等｡
　　迄今为止中日已发表了四个政治文件,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其承担的历史使命也有所区别｡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使中日关系从长期战争和冷战状态中摆脱出来;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法律上完成了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对冷战后新环境下的中日关系做了重新定位;而本次的新《中日联合声明》,则在继承前三个文件､融进2006~2007年两个联合新闻公报内容的基础上,为今后的中日关系进行了定位与定向｡
　　中日关系走出了在矛盾问题上陷于僵局､在情感碰撞中耗费精力的恶性循环,开创了增进友好感情与推动共同利益良性互动的新局面;从“解决矛盾型”关系转向“发展利益型”关系;从“破冰”以来的“恢复性发展”阶段进入了在“暖春”下的“实质性发展”阶段｡
　　在访日期间,胡主席与日本各界展开了超密度的交流活动,以致在宫中晚宴时特意减少了两道菜,以便省下时间出席更多的活动｡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胡主席出席的活动多达55场,包括与日本天皇三次会面,与福田首相举行会谈,会见众参两院议长､朝野主要政党领导人及老朋友,并与日本经济界领导人､友好团体负责人以及青少年和民众进行了广泛接触｡
　　
　　新一轮发展周期已开启
　　
　　1972年实现复交以来36年间,中日关系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周期,其中包含着各交往领域之间既同步又非对称发展的周期｡
　　一是政治周期,即和平友好――政冷低谷――新的暖春｡1972年,中日两国高层抓住中美和解的机遇,妥善处理历史､台湾等敏感问题,在两国舆论的热情支持下一举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其后,中日和平友好关系经历了20年的“蜜月期”｡冷战结束后,美国转向“扶日抑华”,日本倒向“挟美制华”,加上日本否认侵略历史的势力抬头以及日本经济萧条与中国经济腾飞形成反差等因素,中日围绕历史问题等矛盾的摩擦全面升级,相互关系于1995~1996年陷于“政冷期”｡经过几年的“回暖期”后,两国关系于2001~2006年再次陷于更加寒冷的“政冷期”｡2006年10月以来,中日关系重新“回暖”,直至迎来生机盎然的“暖春”｡
　　二是经济周期,即日本拉动中国――中国拉动日本――中日对等合作｡在上世纪70~80年代,政治周期推动经贸周期的作用十分明显｡90年代以后,两国经贸关系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政治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大为减弱,“政冷”也未能完全阻挡“经热”势头,但也确实令人担心“经凉”局面的出现｡
　　70年代末,“文革”后的中国百废待兴,日本成为中国改革所需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的主要来源国｡1979年12月5日,大平正芳首相来华访问时,宣布对华提供带有政府援助性质的日元贷款｡当时日本决策层的考虑,一是欲促进中国成为改革､稳定的邻国,二是要扩大对华进出口贸易,三是出于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回报心理｡日本政要和财界人士纷纷表示:中国连战争赔偿都放弃了,我们提供日元贷款难道不应该吗?
　　在中国极度缺乏资金与技术之际,日元贷款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这种贷款利息率低､偿还时间长,还有10年缓付期,中国利用日元贷款建设了大量经济基础设施,包括全国各地的发电厂､电气化铁路､城市通信网､港口､机场､公路桥等,北京地铁､首都机场､浦东机场等大量项目都使用了日元贷款｡从1980年到2008年,日本共向中国提供了约3.2万亿日元的日元贷款和约3千亿日元的无偿援助与技术合作｡2008年,中日将全部结束围绕日元贷款的成功合作｡200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3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同时,日本提供对华日元贷款也接近30周年｡这30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也有日本的一份功劳｡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腾飞和日本的经济萧条形成鲜明对照｡以这一变化为背景,中国经济“特需”对日本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而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日贸易额曾占中国贸易总额的20%以上,而日本方面却只占其贸易总额的不到10%｡而今,“谁更依赖谁”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中日贸易在日本贸易总额中已上升到17%,在中国贸易总额中的份额却下降至12%｡日本是中国引进外资的第二大来源地,而今中国的对日投资也已起步｡中日经贸关系结构正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化,由主要是日本促进中国发展转向中日相互促进彼此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曾孤独地推动东亚合作,但孤掌难鸣,动辄受到欧美各国的牵制｡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中日两个东亚经济大国共同推动本地区合作的历史机遇｡
　　三是心理与舆论周期,即友好氛围高涨――相互感情恶化――重新认识对方｡在复交后20年的“蜜月期”中,中日关系进入了以友好感情为驱动力的发展阶段｡双方都认为,经过了长期的热战与冷战,这个邦交正常化与和平友好局面实在来之不易,理应倍加珍惜｡但是,这种热情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消退,加上两国围绕历史认识等问题频繁发生摩擦,两国间的民众情感和舆论氛围也不断恶化｡民意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政冷期”严重滑坡,在2001~2006年的“政冷期”更是降至10%以下｡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也由上世纪80年代最高时的约80%降到了近年来的30%~40%｡
　　中日民众感情碰撞的背后,既有政治关系波动的影响,也有两国交往增加､相互信息增多的原因｡在上世纪70~80年代,中日人员交往十分有限,两国民众主要是从文学影视､媒体报道､政府主张等渠道间接地了解对方｡随着政治摩擦频发和人员交往的增多,双方都把望远镜换成了显微镜,“友好心理”被“敢说‘不’”的冷酷心态所取代,陷于相互批判对方缺点的恶性循环｡然而,这个阶段是跳不过去的｡相互间直接对话与碰撞,甚至有时在互联网上对骂一下,这也许是两国民众走向相互理解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最近两年,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和情感互动,已开始呈现出趋向冷静､理性和客观的成熟化趋势｡
　　
　　以共赢代替零和竞争
　　
　　近年来中日矛盾的深层症结,归根结底就在于缺乏政治互信或相互猜疑｡中日双方究竟是把对方视为21世纪的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选择后者,是中日真正走向战略互惠的关键｡此番中日达成的重要共识是: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中日作为两个负责任的大国,决定为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增进政治互信,加强互利合作,是这个共识的核心所在｡中日决心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就意味着双方都准备以平常心来接受对方的“和平崛起”｡这显然是中日关系相互定位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如能始终贯彻下去,势必对东亚合作和世界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中日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已经有了走向双赢的目标｡但就目前而言,这还仅仅是个目标｡如何把“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落实到各自战略调整中,是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其各自国内都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政治见解,两国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还十分脆弱,今后两国间还可能泛起政治风浪｡对未来的中日关系,既要看到可以乐观的条件,也要充分考虑到不确定因素,未雨绸缪,趋利避害,争取实现可持续的共同和平发展｡
　　中日间存在矛盾是一个客观现实,关键就在于能否控制矛盾､发展共同利益｡中日双方不能总是在如何分割一块面包的“零和游戏”上使劲,而应该把主要精力转到如何把面包做大的“正和游戏”或“共赢游戏”上来｡
　　在东海问题上,把划界问题与“共同开发”区分开来同时加以推动,是一个双赢的选择｡在日本关切的“入常”问题上,中日将在联合国改革得到进展､中日关系健康发展､两国舆论持续升温的过程中,继续扩大共识｡在军事交流和国际合作等以往合作步伐相对缓慢的领域,中日有望转变观念,继续提升相互关系｡中日经贸关系已到了升级换代的转折点,对此两国的合作思路已日趋清晰,那就是要在节能､环保､大型互利项目以及国际经济合作上加大力度｡
　　中日关系应立足于理智与情感的良性互动之上｡缺乏共同利益基础的友好感情是脆弱的,而建立在单纯利益计算之上的物化关系也不会是稳固的｡一旦民众感情严重滑坡,舆论氛围极度恶化,两国政治关系的基础就会发生动摇｡
　　
　　胡主席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曾参与领导对日青少年交流工作｡在这次访问中,胡主席为增进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开展了密集的活动,如会见新老朋友､在早稻田大学做演讲､与福原爱打乒乓球､访问松山芭蕾舞团､参观法隆寺和唐招提寺等｡今后,中日双方如能持之以恒地推动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不断增进友好感情,那么中日新目标的实现就会指日可待｡
　　日本政局变幻无常,给中日关系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目前福田内阁的支持率已下降到20%左右的危险水平,其主要原因在于其国内民生问题上,而不在于外交｡福田首相积极推动对华关系,得到了各界的广泛支持,但也被以麻生太郎､中川昭一､安倍晋三等为核心的“真保守”势力指责为对华软弱,一些对华强硬的媒体和人物也在煽动不满情绪｡日本政治素称“一寸前面是黑暗”,其政局动荡随时都可能发生｡但是,在已经迎来“暖春”的中日关系大环境下,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异质论”等负面话语体系已摇摇欲坠｡因此,不管日本政局如何演变,中日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局有望得到维护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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