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公河开发的观察] 湄公河大案后各国态度

　　中国国土幅员广阔，是亚洲多条重要河流的发源地，包括湄公河、萨尔温江等大江大河，享有亚洲水塔的称号，而且与亚洲多个国家为邻。我国外交政策，除了一些边界争议，一直都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避免与邻国爆发大范围军事冲突，此外也采取务实不干预别国内政的政策。正如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说的一句名言：“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在湄公河下游国家――柬埔寨和越南老百姓眼中，对中国的冒起却有另一番滋味。
　　笔者想从最近关于湄公河开发的一些事件，尝试探索中国所面临的处境，以及可以担当的角色。在笔者看来，在湄公河问题上，中国政府近来的举措，不单显示了中央已逐渐意识到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责任，也有意识地试图建立自己在发展问题上的话语权。
　　
　　湄公河水量是人民的命脉
　　
　　1996年，云南省建成了澜沧江上的第一座水电大坝――漫湾电站，象征中国对这条跨境流域――澜沧江一湄公河的主权。往后，中国电力企业陆续在澜沧江上修建大坝，目前已建成了3座，最终会完成15座大坝。2008年7至8月间，泰国北部和老挝发生罕见的大洪灾，多个主要城镇都遭受百年一遇的洪水，泰国的民间组织便引证云南洪水的消息，指责这是由于澜沧江上的大坝排放，并没有通知下游国家之过。
　　这次大洪灾对身处下游的泰国和老挝两国的居民来说，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自从1996年漫湾电站建成以来，泰国民间组织便开始指责澜沧江的大坝使湄公河水位起伏甚大，对居民渡河构成危险，而且水位改变让他们难以捕捉鱼获，大大影响生计。
　　尽管中国与下游国家组成的湄公河委员会加强了水文信息交流合作，多次向下游湄公河流域各国保证，澜沧江上的大坝不会损害下游国家的利益，而且更计划送电到泰国，保证湄公河流域的经济持续发展。但这些保证仍没有消除下游国家对澜沧江大坝的种种疑虑。
　　2010年春季，遍及中国西南省份与东南亚大陆各国，包括泰国东北部、老挝和缅甸等国，面对半世纪以来受影响面积最大的一场旱灾。单单在中国，有超过750万人受灾，而湄公河委员会更指旱灾威胁到湄公河流域近6500万居民。澜沧江一湄公河地区的旱灾，不只影响饮水，农业生产、航运和发电都大受打击。
　　尽管官员都指出气候变暖才是罪魁祸首，但仍没法平息流域各国官员和民间的悠悠之口。他们一直怀疑中国澜沧江的大坝在旱灾时蓄水。笔者曾经在不同的国际会议场合，都有机会与下游国家民间组织的朋友和驻当地记者谈话。他们一看到来自中国的朋友，便马上过来发出投诉：“我真的不了解中国。为什么老是中国影响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生计?”他们对于中国在澜沧江筑坝充满了疑问，例如中国为何需要那么多电力和资源，中国为什么没有征询下游国家同意就筑坝，还有中国为什么不知道筑坝会影响下游民众等等……据说，这样的质疑在泰国曾经化为公开的抗议活动，在其它下游国家也成为外交话题，在国会和政府部门里酝酿。
　　其实，他们对中国的“不了解”，不只是因为一场旱灾，而是积累了多年不满的结果，也冲着中国近年的高速发展而来。事实上，主张能源开发的政府部门和企业都认为只有水电开发，不要让水白流，从水里挖掘财富，才可以解决当地的贫困，也吸引更多国外投资者来开发工业。就以在老挝、泰国和柬埔寨的湄公河干流水电开发为例，流域各国政府都希望水电开发除了满足泰国的电力需求，更可以从发电收入改善老挝及柬埔寨人的生计。
　　可是在当地的农民渔民眼中，生活只要有土地，有鱼类，已经很满足，并不想有什么大改变。大发展，在他们眼中总是遥远的，而不是头号大事。近年各国在流域上的开发，却让民众逐渐感受到影响，开始吃不消。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并不足够
　　
　　而这次旱灾，也让泰国的民间组织和媒体再次对澜沧江的大坝提出质疑。辩护之余，中国也与下游国家组成的湄公河委员会加强了水文信息交流合作，投入了超过4亿元人民币，在澜沧江源头的三江源地区进行生态治理工作，并多次向下游湄公河流域各国保证，澜沧江上的大坝不会损害下游国家的利益，及可以送电到泰国，保证湄公河流域的经济持续发展。
　　2010年4月初，由湄公河下游四国政府组成的湄公河委员会，自1995年成立以来举行首次高峰会，并邀请了中国政府派代表出席。而中国也派出副外长宋涛出席，解释中国在湄公河上游澜沧江建坝的立场。国家更首次主动向湄公河委员会披露旱季时澜沧江上其中的两个水电站――漫湾和景洪电站的水文信息，并邀请湄公河委员会的四国代表实地视察澜沧江上各水电站。上述举动正显示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这一系列信息公开的做法，下游各国以至国际舆论都予以高度肯定。不过，也有论者建议中国把披露水文信息的做法延伸至全年及所有已建成的水电站，而且让下游民众直接与中国官员对话，例如在泰国北部的民众坚持认为当地湄公河水量九成是来自中国，又有越南专家认为湄公河流域在旱季时澜沧江来水量占四成，而非中国专家所说的13％～16％，这些观点都必须通过直接交流来辩证和澄清。
　　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坝在澜沧江建成，同时下游国家政府也不甘人后，即将在自己的湄公河河道上兴建大坝，下游民众对大坝建设的疑虑，不论在澜沧江还是在湄公河，看来只有不断积累。近日，世界自然基金会再一次发表报告，指出湄公河的水电开发会让水里的濒危生物，包括巨型野生鲶鱼灭绝。近年，像这样的调查报告隔一段时间都会发表，都是要提醒政府和开发者，要减缓大坝的负面影响。
　　这样的局势发展不利于中国在区内的和谐发展，尤其是在跨境流域上开发的流域各国并未能有效互相协调。作为最上游国家，在这个信息发达的年代，只搬出一贯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说法显然并不足够，而是需要更具体的、更主动的确立一个让流域各国一同参与和商讨全流域开发规划的机制。设立执行机关，共同落实相关问题的调研计划，并达致成文的协议和解决方案，最后让上下游人民了解开发水源的规则和水源分配，及生态和受影响居民的补偿措施。如此才不至于引起国家之间的矛盾加深。
　　
　　对话与研究有助了解发展观差异
　　
　　当今大国外交已不仅限于国防和经贸等议题，随着气候危机逐渐威胁人类的生存，环保也已经成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能否在具有争议的环保议题，尤其是跨境流域开发和对外投资项目上，制订好各国都认同的标准和机制?
　　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对于区域性对话日益重视。中国可以本着与邻国共荣的精神，促进区域科学、和谐发展，在参与区域对话的同时，继续聆听区域民间的声音，让上下游国家的专家，共同分享信息，研究区域内迫切的环境问题，比如气候变化对区域水文的影响等。
　　我们可以预期外交途径与对话如果能够顺利发挥效果，是可以基本上平服各方利益的矛盾，摆平受影响群体的不满。从深一个层次说，当民众提出为什么要如此这般发展，也许各方专家会举出无数的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证明发展是硬道理，能解决国家的贫困。可是，在一条跨国河流上，中国的水电开发已无可避免地改变邻国人民的生活，不论是好是坏，都已引发出相关的舆论。这种发展观的深层次矛盾，需要我们更深入更广泛地对话、讨论和研究，拿出证据，实事求是，逐渐把矛盾缓解。
　　中国的开发与投资如何在国际社会面前，持续改善项目投资所带来的环境和人权等社会问题?事实上，近年环保部、商务部以及相关部门已经开始注意有关情况，并着手拟定有关守则。而国际上的一些案例和标准，例如欧洲多国都同意遵守的奥胡斯公约Aarhus Conventionl，可以帮助流域各国确立跨国环境事件通报和信息公开，以及把相关要求变成法规，我们是否可以借鉴?此外，中国又能否援引国外流域管理的成功经验：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或澳大利亚的墨累-达令河流域等?中国在参与多边事务上，已经开始积累经验，尤其在外交谈判上，比方上海合作组织会议，都是针对地区事务。这些经验都值得让中国在湄公河事务上借鉴。可以肯定上述这些都需要全方位的、史无前例的国际合作模式，也将是湄公河流域人民持续关心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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