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盛:十万照片记录十年】 李振盛本人

发布时间:2020-03-18 来源: 感悟爱情 点击:

  2011年,71岁的李振盛开始在微博上登出自己拍摄的“文革”系列照片。二十多年前,他的“文革”系列照片第一次获得摄影大奖时,在党报工作的同事说:你拍了一个完整的历史,我们只拍了一半。
  
  •一•
  1967年7月16日这天,哈尔滨20万军民云集在松花江畔,举行“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群众游泳活动。下水前,游泳健儿们站成一排,先诵读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以免在水中“迷失方向”。
  一年前,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于是,全国各地都“紧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游泳者们簇拥着漂浮在水面的巨幅毛泽东画像和大标语,在水中奋力划动着。船上,有人手拿扩音喇叭带领着呼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这个口号完整地喊出来,少了七八秒,多了有十秒,一些泳技差的人没等举手呼完便往下沉,呛了一肚子水。有人被收容船送往岸边抢救,还没有缓过劲来,就懊悔地责怪自己“没有做到无限忠于毛主席”。
  《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李振盛在船上拍照片,他有点看不下去了,他建议身边的领喊口号者换个短一点的口号。
  “这是领导规定的专用口号。”那个人不同意。
  “改成高呼‘毛主席万岁’不是一样嘛?”
  领喊者无奈接受了这个建议,总算没人再沉下去呛水了。
  “于是,所有人都‘无限忠于毛主席’了。”忆及往事,李振盛充满了戏谑。
  
  •二•
  1960年,李振盛作为大连考区唯一一位中榜者,考入新创办的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作为班长,他将一幅大标语贴在了教室后面,“把青春献给党的电影事业”。
  然而,两年后,随着“大跃进”的失败,一批仓促上马的院校,开始了“大下马”,长春电影学院也在其中。李振盛不甘心,趁国家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来视察,他和两个同学出任学生代表,一块儿去招待所上访,希望把学校保住。
  约定的时间到了,另两个同学都没出现。李振盛单独面见了陈局长,最后,无功而返。
  院领导对此次“越级上访”事件火冒三丈。第二年夏天毕业分配,新华社派人来摄影系,选了李振盛进京培训。院领导此时却给李振盛扣了顶“帽子”:“这个学生一向不听党的话,不能分配到新华社当记者。让不听党的话的人进中央,我们不放心。”一句话,断了李振盛的进京之路。
  一番辗转,1963年8月15日,李振盛在《黑龙江日报》社正式报到,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愤然写下了两句话,“决不老死黑龙江”、“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
  他试图大干一场,证明自己,却发现依旧太难。那时在报社,他这样的毕业生被称为“三门干部”,意思是“从家门进学校门,从学校门进机关门”,没有“工农兵干部”那样的社会经验。这也意味着,别人可以将任何自己不愿意干的活儿扔给他,美其名曰,“给你锻炼的机会”。
  于是,李振盛先当了三个月的人口普查员,后来被报社安排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访贫问苦,排查摸底,每天去不同的老乡家吃饭,都是清水炖菜,有时菜也吃不着,只有一锅高粮米粥。几个月洗不上澡,虱子起了一身,苦不堪言。
  “我要努力表现,要回报社去做摄影记者。农村虽然很苦,但有利于摘掉‘三门干部’的帽子,可是后来我才知道,这顶帽子是怎么也摘不掉了。”
  那个年代赋予人们的,除了激情,还有一股侵入骨髓的无力。
  
  •三•
  1966年,一场以防止“党变修,国变色”为口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迅速席卷全国。
  李振盛兴奋极了。“当时有一首歌,唱道‘毛主席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烈火把我们百炼成钢’,我心想我总当这个‘三门干部’心有不甘,参加这个运动的话,我们就百炼成钢了,炼不成钢炼成铁也好啊!”
  后来又听说,毛主席发话了,“‘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就要来一次”,李振盛一盘算,这辈子至少能赶上三四回,“那时候确实有一种幸福感”。
  几天后,李振盛跟着报社的一辆解放大卡车,去黑龙江大学散发“五一六通知”的号外。大家一边发,他一边拍照,不过,净拍后脑勺――人们拿了报纸转身就走,抓不着正脸。
  李振盛心生一计,他散发一把号外,紧跟着就领头喊口号,趁着人们振臂高呼的时候,端起相机,稳稳当当地按动快门。
  后来,他反复对着镜子练习,总结出一条规律:“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不能喊,“喊这个口号好像是闭着嘴巴,拍的照片只见举拳头却没张口,肯定是不能发稿的。”要喊就得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最后那个字抻长了,可以让人把嘴巴张得大大的,连拍两张没问题。
  他把这些“经验”拿出来分享,老同事们一高兴,好活从此总有他一份。
  “文革”在改变李振盛,李振盛也在观察“文革”。那天,在采访回来的路上,他发现南岗区的圣尼古拉教堂正在被红卫兵捣毁,这是哈尔滨最负盛名的建筑。此时,“破四旧”运动刚刚开始。
  “我当时就觉得,‘文化大革命’应当是促进文化大发展的,现在却要拆毁著名的建筑,我觉得怪可惜的,但在那种形势下没有人敢去说什么。”
  第二天,哈尔滨极乐寺遭遇红卫兵的打砸抢,在李振盛的镜头里,一群僧人站在寺庙山门前,举着标语:“什么佛经,尽放狗屁”。
  全国上下,正从兴奋走向癫狂。
  
  •四•
  不久,李振盛亲眼目睹了批斗省委书记任仲夷的情形。
  那天,在一场几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随着一声高喊,两个大汉站起来,将任仲夷架上了批斗台。
  正在台下拍照的李振盛一阵揪心。他熟悉这位领导,为人亲和,是个好人。
  任仲夷被喝令站在一张木质折叠椅上,椅面是拱形的,很难站稳。这是红卫兵刻意准备的,另外准备了一顶长达三尺的高帽,上面写着“黑帮分子任仲夷”的字样。帽子是用纸糊的,往任仲夷头上一戴,撑破了,怎么也戴不住,又来不及做新的。一个红卫兵出了个主意,在高帽后面系上一根长绳,让任仲夷自己用背在背后的手拉住。
  接下来“抹鬼脸”。一个红卫兵端着一盆臭烘烘的墨汁上台,让任仲夷自己抹。任仲夷用手指往盆里蘸了两下,在脸上一边各划了三道。红卫兵不满意,端起墨汁往他脸上一泼,顿时满脸漆黑。还不满意,干脆端起剩下的半盆,顺着他衣领子灌进去。
  李振盛眼看着墨汁顺着他的后背、腰带、从裤腿滴滴答答地渗出来,对眼前的一切都产生了怀疑,“毫无人道可言,如此对待向来亲和的任仲夷,我心里在疑问,有错误可以批判,该这么残酷吗?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五•
  李振盛也曾加入“造反”的行列。
  他说,那时出去采访各类造反集会,几乎天天“被抓”。“任何人都可以问你是哪儿的,我说我省报的,拿出记者证一看,好,你是黑省委派来的黑探子,你来这里收集整革命群众的材料,秋后算账。”
  “当时的中国,只有党中央是红的,省委都是黑的,正好《黑龙江日报》还带着‘黑’字。记者就都成了‘黑探子’了。”
  时间一长,乱哄哄的革命场面,资深摄影记者哪个也不愿意去了,去了多数也发不了照片。但不去也不行,说明报纸对不同派别的红卫兵组织没有“一碗水端平”。
  李振盛发现,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只要戴上红袖章,工作中遇到的阻挠就能减少很多。
  他找到领导,要求加入报社唯一一个造反组织“红色造反总队”,报社不批准。想临时借一枚红袖章去采访也不行。
  一气之下,李振盛决定,自己成立一个造反组织。他在报社找了七个“根红苗正”的年轻人,组成一支“红色青年战斗队”,他花了一夜时间写了公告,第一句话是 “革命的路靠自己走,革命不要谁来批准”。
  1967年1月,李振盛的造反组织还在报社掌了权,他本人也当上了革委会的常委。他批斗过别人,后来别人也批斗过他。
  “现在有一个怪现象,很多人说‘文革’的时候自己是保守派,我说,如果大家都是保守派,就没有‘文革’了。”
  但是,“革命的动力是什么?就是为了获得一个红袖标。”
  
  •六•
  “文革”中,李振盛去过一次刑场。
  那是1968年的一天,公安局一位摄影通讯员来到报社,说过段时间他们要处决8名犯人,问有没有人想去拍照,别人一口回绝,都说拍了也见不了报,李振盛趁那人走时跟了出去,悄悄对他说,那天你们的车来接我一下。
  八名死刑犯中,六人是刑事犯,两人是政治犯――他们在油印小报上刊登的毛主席语录中多加了一句话,被打成“反革命集团”。
  清明节这一天,到了刑场,李振盛完整地拍了一组行刑枪决的画面,包括对尸体近距离的特写,他说,那种脑浆迸裂后的血腥味,自己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忘不了。
  这种无法见报的照片,李振盛拍过很多。有人曾为此打小报告,主管摄影的领导就跟李振盛讲,你总拍这些没有用的照片干啥,总批评你,你总是不改,你傻不傻啊你?“我说傻,我傻,我以后不拍了没有用的照片了。但是说完了,还是照样拍。”
  他不认为自己那时肩负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只是赞同摄影家吴印咸的一句话,“摄影记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另外,“我对于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都有强烈的好奇心”。他笃定地觉得,不敢异想者,永远看不到“天开”。
  这更像是一场政治与人性之间的周旋。
  当时,黑龙江省里规定,抄家、批斗、游街、处决等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照片,一律上缴。李振盛不认同这种做法。“自己拍的照片来之不易,怎能轻易上缴毁掉呢,我想不能白忙活啊。很多人交出就一把火烧了。”
  他在自己的资料柜和办公桌抽屉里设计一个夹层隔板。拍完“负面照片”,就把底片藏进去。1968年10月,随着政治气氛更加严峻,他开始把底片从夹层里面拿回家,每天下班拿一点。不过,放在家中的柜子里也觉得不保险,怕抄家的时候被翻出来,夫妻二人决定,把地板锯开,埋在底下。
  地板很厚,锯断的声音很响,容易引起注意。李振盛让他的妻子放风,“有人走过就马上示意我停,没人了就接着锯,锯了很长一段时间,起码有一两个礼拜,才锯开一个书本大小的洞口。”然后,用油布将底片包好,放进去,上面压上一张书桌。
  整个“文革”时期,他保留下了近十万张底片。
  
  •七•
  李振盛最担心的一幕,终于发生了。
  他的日记被一群“支左”师生偷看,当初他进入报社时发下的“决不老死黑龙江”和“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两条誓言,成为了莫大的罪状。
  1968年12月26日,毛泽东75岁生日这天,李振盛被押到全社职工大会上,弯腰低头被批斗了长达六个多小时。“3200万人民居住在这里,你李振盛为什么就不能老死黑龙江?”“李振盛所说的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就是你这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在梦想叛国投敌!”主持人声嘶力竭。
  “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当革命张开了血盆大口要吞下自己儿女的时候,儿女还会热爱这革命吗?”李振盛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1969年9月,李振盛和妻子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行前,他们将最信得过的老朋友李明达请到家里来,搬开书桌,掀开地板,亮出洞里暗藏的底片。气氛顿时凝重了。“这里埋藏的都是我拍的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我们俩万一出事了,你知道这个东西在这儿,你设法把它拿走,留起来,将来会有用的。”
  在干校,李振盛亲眼看见一个“五七”战友使用电锯时,被飞出来的木头打在脑门上,当场死亡。后来大家提议给他开一个追悼会,教导员说不能开,因为他是“右派”。
  “他首先是一个人啊,是为一个‘五七’战友开追悼会,又不是为一个死去的‘右派’开追悼会!”李振盛近乎悲愤。
  后来,他在劳动中特别注意保护眼睛和手指,他相信将来一定还能继续摄影。
  “真正倒下的人,都是被自己打倒的,我总是顽强地活着,我觉得生命无限美好。”
  
  •八•
  林彪坠机事件后,政治气氛缓和了许多,1972年5月,李振盛又回到报社,还担任了摄影组组长。
  粉碎“四人帮”以后,李振盛的报社举行了一场会餐。
  那天下班时,李振盛迈着酒步,和妻子带着4岁的女儿一起回家。过马路时要把孩子抱起来,“我习惯于把孩子抱起来往上一抛,落下来的时候就搂住她。我抱起我女儿往上一抛,却抱了个空――不对啊,孩子哪儿去了?她妈妈就喊起来了,孩子摔到我身后去了!你想这得多大的劲啊!”
  孩子没事,李振盛的酒也吓醒了。“‘四人帮’粉碎了真是高兴得不得了,我第一次醉酒啊,把孩子都扔了。”
  1988年,李振盛的20幅“文革”组照,获得“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最高奖。报社老同事看到照片就跟他说,“你这小子啊,你是三心二意听党的话,你拍出了一部完整的历史,我们是一心一意听党的话,只拍了历史的一半。”
  2003年,他的《红色新闻兵》“文革”摄影集,名列当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榜首。近年来,他的《让历史告诉未来》环球摄影展览,已在四十多个国家和城市巡展,观众数超过100万人。
  他说,自己只不过是在向全人类讲述中国曾发生的那场灾难,让人们汲取历史教训,历史悲剧绝不能重演。
  “在墨西哥展出的时候,有几位老太太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是她们也来看我的影展了,她们跟我说,我们很热爱中国,看了你的展览,我们更爱中国了。我问为什么,我这些照片在我们有些同胞看来,就是家丑外扬啊。她们说这不对,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因为他有优点你才爱他,但你想知道他会有什么缺点,当你掌握了他的优点和缺点的时候,就会更加爱他了。”
  2011年,李振盛开始在新浪微博上陆续发布自己的部分摄影作品。他觉得微博传播面广,传播力度强,就达到了“让历史告诉未来”的目的。
  现在,在李振盛的《让历史告诉未来》环球影展中,迎门第一张照片,就是他戴着红袖标的自拍像。他说,自己当年拍这场照片的时候,是看着镜头自拍的。策展人罗伯特•普雷基对他说,“现在是谁看着你的这张自拍像,就等于你在看着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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