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祥森:史学研究中的三大不正文风及其矫正

发布时间:2020-05-23 来源: 感悟爱情 点击:

  

  从政治高度讲,文风是党风在语言文字表达上的反映。从社会层面讲,文风是社会风气在语言文字领域的具体表现。从个人角度讲,文风是一个人的理论素养、知识水平、语言文字能力、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等等的集中体现。近年来,由于学术腐败现象的大面积存在,加之人心浮躁、急功近利等因素的直接影响,文风不正成为当前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笔者一直从事世界史编辑工作。就笔者的接触来看,在历史研究领域,文风不正集中表现在“三化”上,即西化、程式化和模式化。

  

  西化现象严重。首先是语言西化。从笔者接触较多的世界史学术论文、论著看,世界史工作者因经常性地接触西方语言,受西方语言表达方式和结构方式的影响,因此在行文时西化现象比较严重。例如,文章中较多地采用长句子,句中多修饰性词汇,喜欢使用倒装句;
喜欢使用新名词,有的文章简直成了新名词、新术语的堆积。此外,有的人为了显示自己与众不同,或者懒于去翻检工具书,想当然地翻译已经约定俗成的人名、地名,以致出现把“孟子”翻译成“孟秀斯”的经典笑话

  

  其次是问题西化。问题的西化主要指中国学者很少能够提出基于中国本土意识的原创性重大学术课题和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学术问题,而只能诠释西方学者基于西方的历史、文化和经验而提出的学术问题。由于中国学者学术原创和国际学术竞争意识的淡薄,“惟西”(惟西方学者马首是瞻)思想的严重,又不能脚踏实地地深入研究中国自己的问题甚至中国自己的历史,因此西方学者研究什么,中国学者就跟风似地也研究什么;
西方学者一提出什么新论,中国学者就一窝蜂似地抢着去介绍、诠释,或者囫囵吞枣地搬用。对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的讨论,对弗兰克提出的“白银资本”命题的讨论,对彭慕兰提出的“大分流”问题的讨论……诸如此类,都是中国史学界问题西化现象的典型表现。这些问题因其本身的重要性或直接与对中国历史上相关问题的重新认识有关,当然值得中国学者去回应和参与讨论。但是,在热烈回应和讨论之后,我们是否应该有所反省:对于自己的历史,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学家就提不出如此具有国际学术影响的问题来呢?

  

  再次,西化现象还表现在中国学者不相信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而惟西方学者所论为是。有学者在评论中国美国史研究状况时就曾经指出,有的学者撰著的美国史著作,几乎不引用中国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参考文献所列几乎都是西洋文。难道在此学者撰著美国史著作之前,就没有一个中国学者研究过美国历史?难道中国美国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全部都是垃圾?这种无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现象其实比较普遍地存在于中国的外国史研究领域。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也不乏此种现象。有些中国历史问题,中国学者已有很好的研究,但对于同样的历史研究结论,有的人只喜欢引用外国学者,而不提中国学者的同样结论或观点。

  

  文章结构程式化、模式化。近年来,许多史学刊物出于学术规范化的考虑,要求作者在行文中以适当的形式交代所研究课题的学术史。学术史内容本应有丰富多彩的表述形式:既可以在引言部分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评述,也可以采取脚注的方式、随阐述问题的需要而向读者交代,还可以在具体涉及到某一问题时进行评论,甚至通篇文章可以在评价-讨论-分析-论证交互运用中完成。事实却并非如此。虽然史学刊物明确提出重大史学课题的研究必须交代本课题和相关研究的学术史内容的要求只是近三四的事,但如今的史学论文中的学术史内容已经严重地程式化、模式化了。绝大多数作者只在引言部分三言两语地轻轻带过,或者用一个脚注罗列相关研究成果而不做任何的评论;
在正文的论证过程中,便不再涉及他人的学术研究成果或学术观点,似乎每一个具体问题的分析、论证自己都是首创,或者他人的相关研究都是学术垃圾,不值一提。有的人虽然对他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也进行了评价,但只是否定已有的研究成果,而没有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肯定。更有甚者,一方面否定他人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却又严重地依赖他人的研究成果来完成自己的研究。这种严重依赖不仅表现在大量挪用他人研究成果中的资料,而且表现在研究结论上的直接盗用。

  

  程式化、模式化在书评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相当一部分书评缺乏学术性、批评性和商榷性,只评不论。而所谓的评,也仅仅是开中药铺似地罗列若干条“优点”或“创新之处”。因此,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称这样的书评为“八股化”书评。近年来,由于一些权威性史学刊物大力提倡学术性、研究性的长篇学术评论,书评的八股化现象已经有所遏止,但远未彻底杜绝。

  

  程式化、模式化的现象也明显地表现在历史原因-历史结果的分析之中。首先是将理论公式化。例如,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理论中,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只是“归根结底”意义上的。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与由此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一定的历史结果之间存在着诸多的中介环节,经济基础并不直接决定出某一(或某些)一定的历史结果。但我们在史学论文或论著中经常可以看到,作者在罗列一堆经济发展数据之后,便直接转到了相关的历史结果的叙述。至于这些经济发展数据所代表的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或生产关系状况究竟如何发生历史作用、从而产生一定的历史结果,则付诸阙如。好像只要具备了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或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某种历史结果或历史现象就会自然而然地蹦出来。其次,在历史原因-历史结果的分析中,在罗列若干条原因之后,就以一句“在上述原因(或因素)的综合(或相互)作用下”为过渡,直接转到对结果的叙述,而不去深入地分析各种历史原因之间的关系、作用机制和作用方式。一定的历史结果是在一定的历史原因或历史因素具备之时自然而然地出现的,这其中既不需要任何的中介环节,也不需要相应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方式,更不需要作为社会和历史的主体的人的社会-历史实践,这是历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分析和叙述方式。

  

  在历史研究领域,文风不正的表现形式当然不只是上述几种。但是,以上足以表明,我们的历史研究的学术质量并不高,甚至在中国历史研究的某些领域,与西方学者的研究相比,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差距。杜绝“三化”(西化、程式化和模式化),加强学术原创性,培养强烈而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以尽快形成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中国学派,是树立优良文风、提高学术质量的根本途径。

  

  写于2005年3月14日

  作者为《史学月刊》编审,来源:史学评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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