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历史

发布时间:2017-02-14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佛教历史篇一:佛教在古代中国的发展史

佛教在古代中国的发展史 佛教是由公元前6-前5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

达摩·悉达多所创,因为他属于释迦族,人们又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在当今世界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从信仰的人数上说,佛教位于印度教之后,为世界第四大宗教。

佛教是在印度起源后在中国发扬发扬光大,并且逐渐流传到亚洲各地的

宗教。流传入中国的多数为大乘经典,流传入泰国缅甸越南等东南

佛教历史

亚国家的多为小乘经典。随后中国又将佛经传往日本朝鲜等国。现在全世界的大乘佛法主要集中在中国。

公元前后,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两汉、三国、西晋时期,是佛教

初传中国并在中国社会扎根发展的重要时期;之后历朝历代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多数尊崇佛教,极大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且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影的不同,于是形成了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

佛教的传入,史书上都是以汉明帝时代为开始的。由于汉明帝夜里做梦梦到金人,遂派遣蔡愔等十八人作为使者去西方求经。遇到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位法师,便把他们迎回到洛阳,安置在白马寺,并且翻译出《四十二章经》收藏在兰台石室,这就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白马寺就被后世佛门弟子尊为“祖庭”(祖师之庭院)和“释源”(佛教的发源地)。汉明帝“永平求法”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次“西天取经”。因此,白马寺的建立是我国佛教史上的一大盛事。此后佛教在中原地区逐渐发展。

在汉光武帝刘秀建立的东汉初年,佛教只是作为当时流行黄老方术的一种,用于祭祀活动当中,只是受到统治阶级上层中极少数人的信奉,但是还没有在民间产生广泛的群众影响。三国时期,佛教以佛经翻译活动为主,大量的佛教典籍被翻译成汉文,培养了许多佛教理论人才,极大促进了佛学理论的发展,为后世佛教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西晋的佛教与前代相比较有相当大的发展。佛教虽然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但是与国内固有的思想文化,和儒、道两家的学说,有过激烈的竞争。但是民间自由信仰佛教的人数,却日益增加;知识分子也逐渐在将近百年间,接受了佛学思想,并结合实际便形成了两晋时期的玄学。致使南北朝六代之间,将近两百年来,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命运一样,都在支离破碎中,度过漫长的岁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那个时期并不是佛教文化影响中国历史局面的转变,实在是因为政治的转变和战争的影响,使佛教文化变成那个时期中国人主要的精神寄托。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分裂战乱,现实的苦难使普通群众希望在求神拜佛中获得安慰;由于佛教的教义宣传“造业轮回说”使南北两地的多数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又大力提倡佛教:都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佛典的大量翻译,僧俗两众佛教著述的大量出现,民间信仰者剧增,这一切汇成了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这些因素使佛教在整个社会生活

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随之而出寺院经济占田夺人,影响国家的徭役和赋税的实行。因而也引起一些统治者对佛教采取某种抑制性的政策和措施,历史上“三武一宗”法难中的两次(北魏道武帝,北周武帝)就发生在这个时期。但是并没有减缓佛教发展的历史趋势。

由于自然、人文环境以及其它各种条件的差异,形成了南北佛教各异的风格。一般说来,这种风格呈现为南文北质:南方偏重理论,以玄思拔俗为高;北方崇尚实修,禅风特盛。两晋之际,中原不少名僧为避战乱而南下,在江左一带传播佛教,逐步形成了京城建康(今南京)和庐山两个佛教中心。 慧远的佛学理论成果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成功范例。他的功绩是调和儒家名教和佛教教义的矛盾,强调儒佛的一致性,提出“佛儒合明论”。既认同于儒家的道德观念、服从于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封建国家礼制,又保持佛教自身的特点、发挥儒家思想所不足甚至没有的独特作用。慧远大师净土宗的建立,可以说是形成中国佛教的真正开始,也是佛教富有宗教精神最显明的一面。

佛教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无论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条件。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复了在北周禁佛时期所破坏的寺佛像。炀帝继文帝的保护佛教政策,在扬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场等,作为传播佛教的据点,并且继续发展前代的翻译经文的事业,种种措施使得这一时期的佛教十分兴盛。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武装割据、平息地方骚乱时,曾经得到僧人的帮助;他在即位后,便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请国内外名僧进行翻译经书、宣传佛教的感化事业,并且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官寺,祈愿国家安泰和人民安康;武则天更令各州设大云寺。但是,到了会昌五年(845),由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

隋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创立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北宗和南宗;法藏创立的华严宗;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这些宗派创立后,随着隋唐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不久即传播海外。终唐之世,佛教僧人备受礼遇,赏赐有加。唐朝时期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因此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创造了通俗的俗讲、变文等等文艺形式。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建树很大,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在唐时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义净)不辞艰辛去印度游学。中国佛教宗派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商业

的关系。寺院经济的高度发达,一方面使皇室与僧侣地主之间的矛盾加剧,导致了部分僧侣生活奢侈,结交权贵,甚至干预政事,从而引发了国家政权对佛教的打击;另一方面,也为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提供了强大稳固的物质基础。

宋明理学借助佛教发达的本体论学说,对儒家思想重新诠释,建构了影响深远的新理学体系,这无疑是这段历史时期最有色彩的思想。宋朝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恢复了中断达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同时,西域、古印度僧人携带经文赴华者络绎不绝,翻译经书的规模超过唐代,但是成就稍逊。宗派以禅宗特别是临济、云门两派最盛,天台、华严、律宗、净土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供“教(天台、华严)禅一致”、“净禅一致”,因而广为流行华严禅、念佛禅等等。天禧五年,天下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4万所,成为北宋佛教发展的高峰。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从而丰富了经文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斥佛教。徽宗时(1101~1125),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佛教一度受到打击。 面对这样的排佛浪潮,佛教内部采用了一贯的调和态度,倡导三教融合,儒释一致。

南宋政府偏安长江以南一带,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以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而且北宁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土,故能绵延相续,一直到近世,仍然盛行。

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使佛教的组织和活动更加规范化。因西藏密宗势力随元朝军事统治力量的推展,普遍渗入全国各地,具有宗教的特权,喇嘛们幻想政教合一的局面,全国各宗派的佛法,元气大伤,几至一蹶不振,只有禅宗在丛林制度的庇翼下,尚能存其微弱的传统命脉。净土宗因其平易近人,而为民间普遍的信仰,因而始终还能存在。元朝的统治者之所以给予喇嘛僧如此的厚遇,除了信仰本身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试图利用喇嘛教稳定西藏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加强对汉民族的精神钳制。元代诸帝虽崇奉喇嘛教,但对其他宗教也一并提倡,并不排斥。元代佛教有了自宋以来最大规模的发展,据宣政院至元二十八年统计,全国寺院有二万四千余所,僧尼合计约二万一千三百人,加上私度僧尼,至元代中叶时,僧尼总人数约超过百万。

明太祖朱元璋早年曾出家为僧,后跟随白莲教徒郭子兴,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这种经历使朱元璋认识到宗教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力,因此对佛教采取了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对于喇嘛僧,明太祖和明成祖的态度都十分明确,一方面废除了喇嘛僧在内地的特权,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封王赏赐。

明代承元朝,到永乐年间,虽然放逐密宗,但因两宋以后,理学家的思想,已深入知识分子的阶层,又因朱明政权提倡儒学与朱注经疏,将它们定为士大夫进身的范本,在明代三百年间,作为佛教唯一权威的禅宗,也难与理学相抗衡。晚明垂末,理学家的王学大行其道,佛教人才衰落,僧众良莠不齐,难以重振唐、宋时代的声威。到万历时期,先后产生佛教四位名僧,

憨山(德清)、紫柏(真可)、莲池(袾宏)、蕅益(智旭),佛教界称之谓“明末四大老”。他们都是深习儒家学说,后来宣扬佛教的思想,也都是佛儒同参,互为依傍。他们进一步发展了对内融会禅、教、律等宗学说,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的风气,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国的特色。明朝末年佛教的命运,也随帝室的衰弱而日趋没落。在明清交接之间,还有一位有名的诗僧苍雪大师,为明末志士遗老们的方外密友,以阴助他们匡复明室的活动。

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采取限制的政策。康熙时禁令稍微

松弛一些,迎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出现活跃的气象。雍正虽重视藏传佛教,但主张儒佛道异用而同体,并行不悖,提倡佛教各派融合。乾隆时刊行《龙藏》,并编辑《汉满蒙藏四体合譬大藏全咒》,对佛教的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清代佛教中,居士弘扬佛法成为当时的一大特色。清代入关之初,西藏密宗黄教的祖师,第五代达赖,已经在明末时期,潜与满人有了默契,同时满人为了牵掣蒙占,联合满蒙的力量,也极力崇敬章嘉呼图克图。所以满人入关之初,便册封达赖、班禅,又尊奉章嘉十四世为国师。自顺治至康熙,都与蒙藏两地的密教,有息息相关之妙。顺治虽然也从玉琳国师学过禅宗,但并不因此而改变其羁縻喇嘛,推崇密教的政策。无论为政治的需要,或宗教的信仰,初期的满清,是偏向佛教的密教的。到了雍正年间,因他本人在藩邸期间,曾经与逝陵性音禅师等相往还,有过一段不算短的时间,专志参究禅宗,自己以为已经大彻大悟,认为迦陵性音的禅是不够的,倒是推崇章嘉十四世国师,说他是一位真知灼见的见道者。等到他就职登位的时候,以一代帝王之尊,在深宫内院领导和尚道士参禅,自称为“圆明居士”,也是一代禅宗的大宗师。并且屡下诏书,大弘禅宗的临济宗派,废除明末以来密云圆悟禅师旁门的汉月法藏禅师法统。命令天下禅师,可以随便找他谈禅论遭,决不以帝王的尊贵自恃。同时又下诏书,训诫和尚们不可学作文章诗词,要以专心修道为务。据传,中国佛教徒的出家僧众,受戒时在头顶上灼烧戒疤,便是他的杰作。因为他信仰佛教,大发慈悲,准许天下士庶,自由出家。但又恐明末的志士遗老,混迹其间,难免掀起匡复的工作,便在出家人的头上烧疤,以资辨认,同时也是防止乱源的办法。是有意或无意的作为,一时还难考证,但是佛教徒出家的滥觞,确从清初开启厉禁,为始阶,可谓“爱之适以害之”了。乾隆一代,承皇室传统习惯,也笃信佛教,他是专修密宗法术的专家,到了他退位为太上皇时,更加虔诚,临死前还口念咒语不绝。乾隆时期,正式废止度牒制度。这样,实行了近千年的度牒制度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嘉庆以后,因欧风的东渐,西洋文化思想,随之教会以俱来,佛教的命运,也随时势的推移,而大有转变了。

清末以来,杨文会、欧阳竞无等在日本和西欧佛学研究的推动下,创办

刻经处、佛学院、佛学会等,为佛教义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家如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都受过佛学的影响。佛学思想曾是谭嗣同所建立的《仁学》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闲、圆瑛、太虚、弘一等也都奋起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清代佛教宗派主要有禅宗、净土、天台、华严、律宗、法相等。其中禅宗最为兴盛,净土为各宗共同信仰,其他则相对微弱。

佛教是世界上不参与政治、军事的宗教,是世界上不与其他宗教信仰的

地区和国家发生冲突和争端及战争的宗教。佛教是主张平等慈悲和最早提出因果报应的宗教。佛教是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以修行成佛的宗教。佛教在历史上曾对世界文化传播做出了很多巨大的贡献,至今依然深深的影

响着世界各地的很多人。同时,佛教对人文社会也有着一定的优良的影响。 佛教没有排他性。世界上大部分的宗教 ,都只承认他们自己所信的宗教教义才是唯一的“真理”,而排斥他教教理为“邪说”。而佛教认为一切宗教,只有教义深浅的区分,很少有好坏邪正的差别的。任何一种能够存在世上千年以上的宗教,一定对世道人心有着或多或少的裨益的,否则这个宗教早就被人类的“智慧”所唾弃,同时也被时间的浪涛所冲失了。在佛法传世的近二千五百年中,佛教一直与其他宗教和平共处,历史上为了传教而与其他宗教发生流血冲突的事,在佛教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印度阿育王遵照释迦牟尼的宽大慈悲、兼容并蓄的遗教,有一段至今原文尚存,被雕刻在岩石上的诰文:“不可只尊重自己的宗教而菲薄他人的宗教。应如理尊重他教。这样做,不但能帮助自己宗教的成长,而且也对别的宗教尽了义务。反过来做,则不但替自己的宗教掘了坟墓,也伤害了别的宗教。”“因此,讲和谐才是最好的。大家都应该谛听,而且心甘情愿地谛听其他宗教的教义。”从这一段文字看来,这种宽容和诚意,正是佛教文化中最珍贵的遗产之一。 “真理”在佛教看来是没有国界的,它不须任何宗教的“商标”,它也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教,或属于任何时代中的任何一个人。因此佛教认为一切合理的、具有永恒不变的道理的都是“佛法”。所以佛经上说:“一切法皆是佛法”! 回首过去,历史上佛教曾对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从哲学思想方面来说,佛教思想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伦理道德的规范,对心理活动的分析,形成了深刻独到的见解和完整严密的体系。在教化社会方面,佛教传入中国,潜移默化地融入日常生活,并改善着社会的风俗习惯,表现在对人生观的改善,和对孝道的扩展上。佛教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孕育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文艺家、教育家、旅行家等,西行取经的玄奘、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鉴真等名人,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从文学方面来说,佛典的翻译,实为开中国翻译史之先河,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从艺术方面来说,现存佛教寺塔有许多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一些宏伟的佛教建筑已成为各地风景轮廓的标志。敦煌,龙门、云冈、大足等地的石刻成为人类艺术宝藏的一部分。佛教音乐的四个特点“远、虚、淡、静”,已达到了很高的意境。至于它的流弊所及,有许多地方可以被社会所指谪,都是积非成是的佛教末流,对于真正佛教的教义,和它的伟大精神,并不相涉。

参考书目:

《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作者:南怀瑾

《中国佛教简史》主编:方立天 宗教文化出版2001年7月第1版;2004

年5月第2次印刷

佛教历史篇二:佛教历史

第二编:佛教的起源和发展

第一章, 佛教的兴起

佛教是“世界性宗教”中最早见诸于世者,它在亚洲诸民族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兴起和发展,有其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

第一节、 佛教产生前的印度

一、 年代: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这是许多专家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在佛教传说中,人们对佛陀的出生年代说法不一,主要是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的经典记载中有很大的出入。南传佛教记载佛祖出生于公元前6世纪,而北传佛教则执着于强调一个虚构的年代——公元前25世纪(前2420年)据南传佛教可信的传统说法,佛陀生卒年代是可以推算的:当佛陀乔达摩去世(涅?)100年后,比丘第二次结集;此后118年,阿育王即位(前

628年)。如是推算,佛陀之没约在公元前485年。如是推算,佛陀之没约在公元前485年。按照佛家传统廉洁,佛陀29岁出家,苦修六年于35岁成佛,先后传道说法40余年。如此推算,其出生年代约为公元前565年;约同孔夫子(前551-前479年)同时,有些学者注意到,在公元前7-5世纪,不仅在印度出现了佛教、耆那教及各种派另的宗教探索活动,而且在中国,有孔夫子创立儒家学派,在波斯有琐罗亚斯德(前628-前551)创立祆教;在希腊,赫拉克利特(前540-480年)最早奠定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础。因而有人把公元前六世纪概括为“人类思想的大繁衍时代”。尽管上述各派思想、理论与宗教 产生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创这毕竟是人类历史文化发展中的一个什得注意的现象。

目前。一般历史学者和宗教学者都确定,佛祖之生卒年代为公元前565-485年。

二、 佛教产生的历史条件

公元前6-5世纪,北印度摩竭陀王国悉苏那伽王朝时期,北印度诸王国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一方面是富有的奴隶主、婆罗门、刹帝利、王公贵族穷奢极侈,养尊处优,广大农村公社社员与低贱种姓处于艰难竭蹶之中;另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内部两大种姓——婆罗门和刹帝利种姓的明争暗斗为权势而角逐。这种状况表现在宗教思想领域,就使婆罗门至上主义的原则受到了动摇,许多人开始寻求其他的宗教解脱途径。因此,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在印度兴起了各种非婆罗门思想。它们的代表人物大多出身于刹帝利种姓,其教派兴起和传播的地区主要是在恒河流域。这些非罗婆门的宗教哲学思潮被称为“沙门”学派。沙门(sramana)本意为“努力修行者”。他们围绕着世界和人生的重大哲学问题和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精神解脱等宗教理论总是进行思考,辩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哲学理论和宗教实践方式。按佛教经典的说法,此类沙门学派被称为“外道”“异学”。据称,在佛教产生

前,有96种(或95种)外道,也有的甚至讲有“四十九千邪命外道,四十九千外道出家”。耆那教的经典则称其为“三百六十三见”,这种种外道围绕一些宗教哲学问题提出了多种不同见解,形成“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在沙门思潮中,除佛教外,著名的有顺世论及耆那教等六大派别,他们都试图解释如下问题:

1、 世界和人是如何形成的?决定人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有的归于“大梵”,自在天创造世界和人;有的从地水火风及其它的物质的或精神的因素来解释物质世界的形成;有的鼓吹一切人事现象均属命定;有的则指出“无因无缘”论。此外,关于世界永恒(常)还是暂短的(非常),有限(边)还是无限(无边)等问题进行争论。

2、 人有没有灵魂,有没有业报轮回现象?如果有灵魂(命想),那么,人死后灵魂是否泯灭(有想,无想?断灭)。人死后魂归何处?支配灵魂

转生的力量是什么?这实际指出了业报轮回问题,而在婆罗门教中,直到后期奥义书时代才开始接触到这个问题。耆那教是主张有业报和轮回的,但佛教对此问题论述得最为系统。

3、 人们应怎样摆脱现实的苦难,达到精神解脱?婆罗门教的最高修行目标是回归大梵,其次是通过业扫转生为神;有些沙门主张通过苦行和持来达到解脱,有的强调苦行以求解脱,有的认为自由自在的生活就是达到涅般解脱,有的强调修持禅定所能达到的精神状态就是涅般。

于是,出现了许多沙门的自我折磨修行方法。佛教《中阿含经》卷四《狮子经》记载了佛陀在世时“外道”的种种苦行,有的裸体不穿衣服,称为“天衣派”,有的以树叶蔽体;有的不吃鱼、肉,甚至不喝水;有的一天只喝一、二口水;有的六七天吃一餐饭,有的只以野果树根充饥;有的倒悬于树上,有的以火焚烧自己的肢

佛教历史篇三:佛教历史详细系统介绍

历史 佛教由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在西元前6世纪以前创建,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1]“佛”-佛陀的简称,其意思是觉悟者[2],而“教”可以理解为宗教或教育,意为佛陀对大众的一种普遍而传承的教育。佛教一般注重人心灵的进步和觉悟,佛教认为世界是遵循因循环。只有达到顿悟,才能成为佛,超越生死轮回。释迦牟尼入灭后,佛教出现数次集结,慢慢衍生了不同的部派。随着阿育王时期,佛教不断向外传播,主要分为北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北传佛教,以大乘佛教为主,经过印度北部,新疆传入中国腹地,再传播到韩国、日本及越南;唐朝时期传入西藏,成为藏传佛教,再流传到中国东北。南传佛教则以上座部佛教为主,则通过斯里兰卡,传播到缅甸、泰国、印尼、老挝、柬埔寨、越南南部。到了现代,北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

历史背景

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次大陆,雅利安人占统治地位,婆罗门教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婆罗门教奉行种姓制度。因为种族等级、社会分工、文化教育等的长期巨大差异,古印度社会分化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及首陀罗等四种非常不平等阶级,婆罗门掌握宗教领域,尤其是祭祀活动,刹帝利袭军政,吠舍经营商业和手工业等,首陀罗为贫穷的自由民,但是接近奴隶的地位[3]。

创教历史

创立佛教的释迦牟尼出身于释迦族,迦毗罗卫国(Kapilavastū),父亲净饭王,母亲摩耶夫人。在母亲摩耶夫人返回娘家的途中,生于兰毗尼园无忧树下。降生七日后,母亲过世,由姨母大爱道抚养成人。29岁时,当他视察子民的时候,深感人间生老病死的苦恼。虽然不断沉思,但不得离苦之道,于是离开皇宫,遍访名师,苦修6年。35岁,在菩提树下禅定49日,战胜天魔的威胁、诱惑而悟道,成为佛陀。

在鹿野苑开始以四圣谛之说,口传佛教,在45年内度化了众多弟子。80岁时,入灭。 印度佛教

主条目:印度佛教

早期印度佛教

参见:原始佛教、第一次结集及第二次结集

印度佛教史上曾经有四次(或三次)集合僧团共同诵出佛经,确定正式经典的情况发生,称为四次(或三次)“结集”。

佛教经典的第一次结集发生在佛灭后不久,有大迦叶主持,在王舍城集合了五百名被认为已

经证得罗汉果位的僧人(五百罗汉)确立最初的佛经体系。此次集结由迦叶主持,阿难负责诵出经藏(修多罗藏),优波离负责诵出律藏(毗尼藏)。[4][5]

佛教经典的第二次结集据记载发生在佛灭后百年。[5]根据南传佛教《岛史》的记载,是由于毗舍离比丘违反十种戒律的规定(十事),为此集合了七百名比丘讨论十事是否符合佛法。讨论的结果为“十事”非法,七百比丘并在此后合诵经典。同时,毗舍离僧人为代表的人数众多的僧人也集合了一万人,并进行了自己的集结,称为大集结。由此,并引起了佛教上座部和大众部的分裂,由于是佛教僧团的第一次重大分裂,故称为根本分裂。以上大众部和上座部的前身所进行的集结一并被称为第二次集结。

部派佛教时期

自从第二次结集后,佛教分化为大众部与上座部两大部派,史称“根本分裂”。[6]上座部是一些长老所支持的学说,属于正统派。大众部则是众多僧侣所信奉的。[7]后来随着教徒对戒律、教义见解的差异,两大部派又再度分化,大约持续到西元一世纪前后,佛教主流慢慢形成大乘佛教为止,此即所谓的“枝末分裂”。[6]大众部先后发展成为一说部、出世部、鸡胤部、多闻部、说假部、制多山部、西山部和北山部等。上座部则分裂出一切有部、雪山部、犊子部、法上部、贤胄部、正量部、密林山部、化地部、法藏部、饮光部和经量部等。[8]

阿育王时期

阿育王在佛教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以巴利文在石柱上雕刻的阿育王法令的碎片

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放弃了传统的婆罗门教,把佛教定为国教。[9]为了扶持佛教,他投入了大量金钱,派遣大量僧人到印度各地传教,并修建了许多佛教寺院和佛塔。这些佛塔都供奉著舎利。百姓都认为兴建这些佛塔是积德行善,造福百姓。后来,阿育王子女相继出家,佛教也开始传播到斯里兰卡与缅甸。[10]

第三次结集的记录仅保存在南传佛教的文献中,没有其他资料可供印证,故有许多学者对这次集结持怀疑态度。根据南传佛教的资料,这次季节发生在阿育王时代,由目犍连子帝须主持,集合了一千名阿罗汉,历时九个月,并成立了《论事》这部典籍。根据平川彰《印度佛教史》,这次集结的成果可知的仅为《论事》的成立,故即使在历史上存在这次集结,其范围也仅在部派内部,且根据对《论事》的研究,若存在这次集结,其时代当在公元前二世纪。 根据玄奘在《大毗婆沙论》二百卷末所附录的诗,佛灭后四百年在迦湿弥罗,以迦腻色迦王为施主,由肋尊者主持[11]召集五百阿罗汉集结三藏,即为《优婆提舍论》注释经藏,为《毗奈耶毗婆沙论》注释律藏和为《阿毗达磨毗婆沙论》注释论藏,其中论藏部分(对法)便是《大毗婆沙论》。完成后迦腻色迦王以赤铜为牒,以梵文镂刻笔录,建塔珍藏,另外把手抄本远送各地以作流传。这次集会,有学者称为第四次结集。[12][5]

巽伽王朝时期

希腊化时期

贵霜时期

佛教在印度的衰落和灭亡

佛教的传播

北传佛教

北传佛教,又称“汉传佛教”,现存佛教的三大分支之一(另外两个为藏传佛教与上座部佛教)。佛教经由两条路径传入中国,一支由古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尔后传入朝鲜半岛、日本等处,故汉传佛教又称北传佛教。另一支则由南印度经海路传至中国南方,为“南传佛教”。大乘佛教的主要发扬者,为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二者。因为中国的影响,汉传佛教将大乘佛教的教义传播至朝鲜半岛、日本与越南等地,并且影响了藏传佛教。在实质上,汉传佛教可以说是形塑大乘佛教面貌的主要力量之一,但有别于藏传佛教之显密并重,汉传佛教的宗派以显宗为多。

佛教传入越南的时间最早大约在汉献帝初平年间。根据《佛祖通载》卷五说,“会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牟子常以五经难之。”根据《梁高僧传》卷一的《康僧会传》:“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终,至孝服毕出家。”“笃至好学,明解三藏。”[13]

藏传佛教

中国藏传佛教开始于西元七世纪中叶。当时西藏的松赞干布藏王先后娶了尼泊尔毗俱底公主(布里库捉,藏名尺尊或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贞观十五年(641年),江夏郡王、礼部尚书李道宗护送女儿文成公主入吐蕃,以释迦牟尼像、珍宝、经书、经典360卷等作为嫁妆。[14]在他的两个妻子共同的影响下皈依了佛教。他派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和佛经,回来后创造了藏语文字并开始翻译了一些佛经,并且在拉萨兴建了大昭寺与小昭寺。到了八世纪中叶藏王赤松德赞迎请寂护大师及弟子莲花戒入藏,逐渐奠定藏传佛教的基础,但此时仍有许多人反对。后寂护大师返印,敦请莲华生大士由印度入藏,传入密宗,折服了原来盛行的苯教,佛教于是得到了弘扬。

寂护与莲华生大士入藏之后,首先建立了桑耶寺,度僧出家,成立僧伽,并请译师从梵文翻译大批佛典,同时也从汉文翻译一些佛经,据现存的登嘎尔目录(布敦认为是赤松德赞王府所编),当时译出的大小显密经律论有738种(内从汉文转译的32种),故当时佛教流传是很兴盛的。此时建立的,称宁玛派,又称旧派。

当时又有唐朝禅师摩诃衍(Mahayana),藏文称其为“和尚”(Hva-san)或“大乘和尚”(Mahāyāna Hva-san)入藏宏扬,后与辩论失败,赤松德赞下令不得再修顿门法。 在九世纪中叶,西藏佛教曾一度遭到破坏,即朗达玛灭佛,曾有一段时间(公元842-978年)佛教沉寂了。后来由西康地区再度传入,藏传佛教又得复苏。在朗达玛灭佛后,因经典散失,开始有人发掘编辑旧有保留的佛经,称为伏藏,根据前弘期旧译经典及伏藏所建立的教派称为宁玛派,又称旧派。而在朗达玛灭佛之后,重新由印度取回重译的经典,称新译。西藏史上称朗达玛灭法之前为前弘期,之后由大译师仁钦桑波重兴的佛教为后弘期。此后印度的佛教学者,特别是遭遇变乱时期的那烂陀寺、超岩寺等的学者,(印度比哈尔邦省的佛教各大寺庙在1203年被入侵军全部毁坏),很多人前往西藏取经,传译事业因而兴盛,著名的译师有马尔巴等人。

十一世纪时有孟加拉佛教大师阿底峡尊者入藏(1042年),又大弘佛法,重建僧伽,传播中观应成派大义,同时藏族比丘仁钦桑波(宝贤)等翻译了很多的经论。

印度传入西藏的佛学,主要的称五大部,就是‘因明’,‘戒律’,‘俱舍’,‘中观’,‘现观庄严论’。藏文大藏经(包括《甘珠尔》和《丹珠尔》)近六千部中绝大多数是直接由梵文翻译的,少数是从汉文转译的,因此,印度后期佛教的论著丰富保存在藏文大藏经里,尤其是因明、声明、医方明等论著数量庞大,这些译著都非常重要。

喇嘛教传播的另一高潮是在明神宗时代,俺答汗与索南嘉措在青海仰华寺见面殿下在蒙古传播的种子,蒙古源流说,俺答汗的从孙切尽皇台吉是第一位信仰喇嘛教的皇族,到十七世纪

中几乎所有蒙古人已信仰喇嘛教。[16] 南传上座部佛教

西传佛教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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