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母亲韦君宜 韦君宜

　　母亲逝世于2002年1月26日，享年85岁，比我的父亲多活了近17年。这17年中，她患脑溢血后遗症在床榻上整整度过了16年。母亲的一生历经4次大劫难，每次都使她几乎丧命，能活到这样的高龄，实在是个奇迹。
　　在生命的最后16年，她从一个健康人到扶着健步器行走、颤抖着写作，及至完全瘫痪在床，依靠鼻饲，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最后的4年，她的语言功能逐渐丧失，直至一个字都吐不出了，但是那双眼睛却日见清澈，贴身护士说，像刚出生的婴儿。
　　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我为她找来曾经激励她一生的抗战歌曲，在病榻旁放给她听。全身瘫痪、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母亲，激动得热泪盈眶，睁大眼睛长时间地凝视着我。我站在她的病床旁，母女二人无言相对，只有那昂扬的歌声在病室里淌漾。
　　1998年3月至6月，我到美国进修，临行前没敢告诉母亲。听家里人说母亲好像知道了，半夜里多次叫我的名字，一定要护士把我找来。护士实在没法，就告诉了她实情，从此她就神情黯然，不再言语了。在美国，我向医院打直线电话问母亲病情，一次在护士的帮助下母亲与我通话。我听见她在电话那头“啊啊”地想说什么，但是说不出，只听得话筒里传来沉重的喘气声……护士怕她太激动对病情不好，以后就不让我们直接通话了。待我回到北京去看母亲，她的表情显然淡漠了许多，甚至故意不理我，以示惩罚。很快地，她就再难说出一个字了。
　　母亲过世后，团中央托儿所的老所长苏哲阿姨告诉我，解放初期团中央托儿所的婴儿中，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孩子是喝母亲的奶长大的。当时托儿所要求每日6次，，每隔4小时喂奶一次。从我0岁到1岁的整整365天中，无论酷暑严寒、黑天白夜、下雪刮风，母亲准时准点到托儿所来给我喂奶，一年间只破了一次例――开国大典那天。
　　文革期间，爸爸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弟弟成了精神病，母亲得了精神忧郁症整整4年，最厉害时天天想自杀。可就在1966年冬，当她得知我要步行串联到延安时，还手把手地教我打行军背包和绑裹腿。1969年5月15日，北京知青3000人赴云南农场的前一夜，因为一个好友变故，我向学校撤回了报名。母亲和我谈到半夜，责备我的行为是临阵逃脱。结果，硬是连夜帮我收拾行装，第二天一早送我登上南行的列车。列车开动时，瘦小的母亲脸上绽开了笑纹，向我招手示意，而专门照顾她的老阿姨张大妈，却在一旁跺着脚大哭：“天下哪有你这样狠心的娘啊!”
　　我40岁时，遇到了一次严峻的人生考验，被所在的机关停职反省。母亲那时已经患脑溢血卧病在床，看到我终日受煎熬，专门请来她的一位故友为我排忧解难。若干年后，我再次见到那位长辈，他告诉我，母亲当时感慨良多，“没想到这种经验也得代代相传，为什么我们受过的，这一代还得接着受。”
　　1991年5月，我终于又有可能做出独立的人生抉择的时候，母亲兴奋地与我长谈多次。她的意见是要我投身一项艰难的事业，抢救“历史”――她们那一代革命者的“口述史”。没想到，那之后，我的工作又发生些变故。母亲见我忙起来，没空做这份母女间郑重约定的工作，就自己动笔，以病残之躯完成这个目标，记得她颇抱歉地对我说“我动不了了，不能搜集资料了，脑筋也不好使了，只能写一点零碎印象吧。”这些被统一标识为“我的同时代人”的十几篇散文后来被编人了“我对年轻人说”的文集。
　　在此之后，我走过了国家体改委研究所、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1998年底进了中国社科院。
　　母亲过世的那一年春末，我随中央党校社科院考察团到了延安，特地在杨家岭、清凉山父母住过的窑洞前凭吊。我的父亲母亲，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生命中最宝贵的9年。延安，是他们人生的重要驿站，如同塞外北国和蛮荒南疆之于我们这一代知青。39年前的1966年，我曾步行串联从北京走到延安。再次来到延安，我的人生已经过了大半。回想父母那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心头难平，感奋、惆怅，更有对往昔岁月深深的思索。
　　母亲曾说：“人生的道路是各式各样的，人的心思、志量、感情，也是各式各样的。”我想，我会选择走我自己的路，这也是对母亲所走的路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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