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的历史

关于中国的历史篇一：关于中国历史演讲稿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诗人戴望舒用残破的手掌摸索着看到了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岭南的荔枝花寂寞憔悴，而我，沿着黄河与长江的源头，漂流而下，过壶口，闯关东，走三峡，奔大海。在河西走廊，在华北平原，我看到祖国的富饶与辽阔，看到祖国千里马般日夜兼程的超越；在长江三角洲、在珠江三角洲，我看到祖国的崇高与巍峨，我看到祖国繁荣的霓虹灯日夜闪烁，灿若银河??

我想说又不愿说，我也曾看到祖国的孱弱，在圆明园烧焦的废墟之上，在“致远舰的残骸上，我听见最深处的挣扎。但我的祖国没有沉没，在小亚细亚的东部，用宽厚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将炎黄子孙揽于怀中。

一百多年中沉重而痛苦的记忆，给予了人们太多的忧伤、悲愤和思索。刻写在中国近代的镜头、侧面或片段，虽然斑斑点点但历历在目：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旅顺大屠杀到南京大屠杀；从鸦片走私到火烧圆明园。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爱与恨、和平与暴力被定格在这段屈辱的历史上，历史与其说是句号，不如说是感叹号，甚至是更多的问号。

现在，中国，因为她的地大物博，因为她的人才济济，让历史作出了选择。漫长的中国历史文化中，有太多太多的奇迹被中国人民所创造。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切都有了显著的变化，中国已骄傲的向世界宣布自己已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欺凌的弱国！成功举办29届奥运会，令全世界都领略了着一个文明古国的风采，2008年全面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也充分尽到了作为一个强国的责任。

我知道， 给我肤色的祖国，给我智慧与胆略的祖国。尽管在乡村，还有辍学孩子渴望的目光；尽管在城镇，还有下岗女工无奈地诉说，但我知道，更有改革的浪潮迭起，冲破旧的观念，旧体制的束缚，迎来新世纪磅礴的日出！ 冯友兰在撰写西南联大的纪念碑文中写道：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之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同学们，当你伫足于雄伟蜿蜒的万里长城之上，当你止步于滚滚东去的黄河之边，当你静立在烟波浩渺的渤海之滨，你准备好了吗？

关于中国的历史篇二：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

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

——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葛兆光

引言：「中国」作为问题与作为问题的「中国」

也许，「中国」本来并不是一个问题。

在我们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冠以「中国」之名的著作，仅仅以历史论著来说，就有种种中国哲学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等，在我们的课堂里，也有著各式各样以中国为单位的课程，像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文化等等。通常，这个「中国」从来都不是问题，大家习以为常地在各种论述里面，使用著「中国」这一名词，并把它作为历史与文明的基础单位和论述的基本前提。可是如今，有人却质疑说，有这样一个具有同一性的「中国」吗？这个「中国」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还是一个具有同一性的历史单位？它能够有效涵盖这个曾经包含了各个民族、各朝历史的空间吗？各个区域的差异性能够被简单地划在同一的「中国」里吗？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一部很有影响，而且获得大奖的中国学著作，名称就叫《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一个美国评论者指出，这部著作的诞生背景是因为「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国族主义情绪高涨和族群关系日趋加剧的地区」，因此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及其历史脉络，而这一问题直接挑战的，恰恰就是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1。这些过去不曾遭遇的质疑，可能使这个天经地义的「中国」，突然处在「天塌地陷」的境地，仿佛真的变成了宋词里说的「七宝楼台，拆来不成片段」。本来没有问题的论述如今好像真的出了问题，问题就是：「中国」可以成为历史叙述的空间吗？

至少在欧洲，对于民族国家作为论述基本单位的质疑，是出于一种正当的理由，因为民族国家在欧洲，确实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建构起来的，它与族群、信仰、语言以及历史并不一定互相重迭，正如福科（Michel Foucault）所说，地图上的国界只是政治权力的领属空间，而作为政治领属空间的国界也不过就是地图上的国界2，与其用后设的这个政治空间来论述历史，不如淡化这个论述的基本单位。所以，就有了类似「想象的共同体」这样流行的理论3。至于「中国」这一历史叙述的基本空间，过去，外国的中国学界一直有争论，即古代中国究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民族─文明─共同体」，还是从来就是一个边界清楚、认同明确、传统一贯的「民族─国家」？但是，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很长时期内，这似乎还并不是问题，因此也不屑于讨论。

应当承认，超越简单的、现代的民族国家，对超国家区域的历史与文化进行研究，是一种相当有意义的研究范式，它使得历史研究更加切合「移动的历史」本身。而且，也不能要求欧美、日本的学者，像中国大陆学者那样，出于自然的感情和简单的理由，把「中国」当作天经地义的历史论述同一性空间4，更不能要求他们像中国大陆学者那样，有意识地去建设一个具有政治、文化和传统同一性的中国历史5。所以，有人在进行古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描述时，就曾经试图

以「民族」（如匈奴和汉帝国、蒙古族和汉族、辽夏金和宋帝国）、「东亚」（朝鲜、日本与中国和越南）、「地方」（江南、中原、闽广、川陕）、以及「宗教」（佛教、回教）等等不同的观察立场（当然，也包括台湾目前的「同心圆」论述），来重新审视和重组古代中国的历史。这些研究视角和叙述立场，确实有力地冲击著用现代领土当历史疆域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做法，也改变了过去只有「一个历史」，而且是以「汉族中国」为「中国」的论述。但是，需要问的是，这种似乎是「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方法和立场本身6，是否又过度放大了民族、宗教、地方历史的差异性，或者过度小看了「中国」尤其是「汉族中国」的文化同一性？因为它们也未必完全是根据历史资料的判断，有可能也是来自某种理论的后设观察，比如现在流行的后殖民理论的中国版，那么，它背后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如何理解？特别是，作为中国学者，如何尽可能地在同情和了解这些立场之后，重建一个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

这是本文要讨论的中心话题。

一 从施坚雅到郝若贝：「区域研究」引出中国同一性质疑

1982年，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在《哈佛亚洲研究》上发表了题为《750-1550年中国人口、政区与社会的转化》（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的论文，他认为中国在这八百年来的变化，应当考虑的是（一）各区域内部的发展，（二）各区域之间的移民，（三）政府的正式组织，（四）精英分子的社会与政治行为的转变，他把唐宋到明代中叶的中国历史研究重心，从原来整体而笼统的中国，转移到各个不同的区域，把原来同一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分解为国家精英（Founding elite）、职业精英（professional elite）和地方精英或士绅（local elite or gentry），他特别强调地方精英这一新阶层在宋代的意义，这一重视区域差异的研究思路，适应了流行于现在的区域研究，并刺激和影响了宋代中国研究，比如韩明士（Robert Hymes）、Richard Von Glahn、Richard Davis、Paul Smith、包弼德（Piter Bol）对抚州、四川、明州、婺州等区域的研究7。

当然，对于中国的区域研究或者地方史研究，并不是从Robert Hartwell开始的，而是在施坚雅（William Skinner）那里已经开端，施坚雅在他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非常强调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8，不过，这种具有明确方法意识和观念意识的研究风气，却是从八九十年代以后才开始「蔚为大国」的。公平地说，本来，这应当是历史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研究确实在很长时间里忽略地方差异性而强调了整体同一性，这种研究的好处，一是明确了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差异，二是凸现了不同区域、不同位置的士绅或精英在立场与观念上的微妙区别，三是充分考虑了家族、宗教、风俗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尤其是近来包弼德提出的超越行政区划，重视宗教信仰、市场流通、家族以及婚姻三种「关系」构成的空间网络，使这种区域研究更吻合当时的实际社会情况9。

这一区域研究方法，在日本学术界同样很兴盛，不止是宋史，在明清以及近代史中，也同样得到广泛使用，领域也在扩大，除了众所周知的斯波义信在施坚

雅书中关于宁波的研究，以及此后关于江南经济史的研究外，在思想史、文化史以及社会史研究中，也同样有相当的呼应，这一类研究成果相当多，正如冈元司所说的那样10，尤其是1990年以后的日本中国学界，对于「地域」的研究兴趣在明显增长，这种区域的观察意识在很大程度上，细化了过去笼统的研究。举一个例子，比如在思想文化史领域，小岛毅的《地域からの思想史》就非常敏锐地批评了过去沟口雄三等学者研究明清思想，存在三点根本的问题，第一是以欧洲史的展开过程来构想中国思想史，第二是以阳明学为中心讨论整体思想世界，第三就是以扬子江下游出身的人为主，把它当成是整体中华帝国的思潮11。这最后一点，就是在思想和文化史研究中运用了「区域」的观察视角，它使得原来朦胧笼统的、以为是「中国」的思想与文化现象，被清晰地定位在某个区域，使我们了解到这些精英的思潮和文化活动，其实只是一个区域而不是弥漫整个帝国的潮流或现象12。

如果在这种区域研究基础上，对宋代到明代中国的进一步论述，这应当是相当理想的，至今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仍然需要大力提倡。但是，有时候一种理论的提出者，其初衷与其后果却并不相同，理论与方法的使用，并不一定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区域研究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却意外地引出了对「同一性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与中国思想是否存在」的质疑。

二 从亚洲出发思考：在亚洲中消融的「中国」

如果说，作为区域研究的地方史研究，蕴涵了以地区差异淡化「中国」同一性的可能，是以「小」溶解「大」，那么，近年来区域研究中对于「亚洲」或者「东亚」这一空间单位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大」涵盖「小」，也同样在淡化中国的历史特殊性13。

对于「亚洲」的特殊热情，本来与日本明治时期的亚洲论述有关，那是一段复杂的历史，我在另一篇论文里面已经讨论过了，这里不必去讨论14。其实，对于「中国」作为一个历史叙述空间的芥蒂，也不始于今日，而是在明治时代就已经开始，而在二战前后的日本历史学界形成热门话题，举一个例子，二战之前的1923年，矢野仁一出版了他的《近代支那论》，开头就有《支那无国境论》和《支那非国论》两篇文章，矢野认为，中国不能称为所谓民族国家，满、蒙、藏等原来就非中国领土，如果要维持大中国的同一性，根本没有必要推翻满清王朝，如果要建立民族国家，则应当放弃边疆地区的控制，包括政治上的领属和历史上的叙述15。194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他更在广岛大学的系列报告中，便提出了超越中国，以亚洲为单位的历史叙述理论，此年以《大东亚史の构想》为题出版16。当然这都是陈年旧事，但是，近年来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日本、韩国与中国学术界出于对「西方」即欧美话语的警惕，接受后殖民主义理论如东方主义的影响，以及怀著摆脱以欧美为「普遍性历史」的希望，这种「亚洲」论述越来越昌盛，他们提出的「东亚史」、「从亚洲思考」、「亚洲知识共同体」等等话题，使得「亚洲」或者「东亚」成了一个同样不言而喻的历史「单位」，从宫崎市定以来日本习惯的「アジア史」，突然好像成了「新翻杨柳枝」17。

应当承认，近年来日本、韩国、中国的一些学者重提「亚洲」，在某种意义

上说，有超越各自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重新建构一个想象的政治空间，对内消解「国家中心」，向外抵抗「西方霸权」的意义，但是从历史上看，亚洲何以能够成为，或者甚么时候可以成为一个可以互相认同、有共同历史渊源、拥有共同「他者」（欧美或西方）的文化、知识和历史甚至是政治共同体？且不说亚洲的西部和中部现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民族，也不说文化和历史上与东亚相当有差异的南亚诸国，就是在所谓东亚，即中国、朝鲜和日本，何时、何人曾经认同这样一个「空间」，承认过一个「历史」18？我在前引文章中就提出，「亚洲」究竟是一个需要想象和建构的共同体，还是一个已经被认同了的共同体，却还是一个大可考究的事情，特别从历史上看尤其有疑问。

不必说「亚洲」或者「东亚」本身就是来自近代欧洲人世界观念中的新词，就说历史，如果说这个「东亚」真的存在过认同，也恐怕只是十七世纪中叶以前的事情。在明中叶以前，朝鲜、日本、越南和琉球对于中华，确实还有认同甚至仰慕的意思，汉晋唐宋文化，毕竟还真的是「广被四表」，曾经让朝鲜与日本感到心悦诚服，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也就在这种众星拱月中洋洋得意。可是，这种以汉唐中华为历史记忆的文化认同，从十七世纪以后开始瓦解。先是日本，自从丰臣秀吉一方面在1587年发布驱逐天主教教士令，宣布日本为「神国」，一方面在1592年出兵朝鲜，不再顾及明帝国的势力，其实，日本已经不以中国为尊了，不仅丰臣秀吉试图建立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大帝国，就是在学了很多中国知识的德川时代的学者那里，对于「华夏」和「夷狄」，似乎也不那么按照地理学上的空间来划分了，从中世纪佛教「天竺、震旦、本朝（日本）」衍生出来的三国鼎立观念，到了这个时候渐渐滋生出一种分庭抗礼的意识，他们开始强化自我认识，1614年德川秀忠发布「驱逐伴天连之文」中，自称是神国与佛国，「尊神敬佛」，在文化上与中国渐行渐远19，特别是到了满清取代明朝以后，他们更接过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20，使日本形成了神道日本对儒家中国，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21。接著是朝鲜，毫无疑问，在明帝国的时代，朝鲜尽管对「天朝」也有疑窦与戒心，但是大体上还是认同中华的22，然而，本身是蛮夷的满清入主中国，改变了朝鲜人对这个勉强维持的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所以，他们一方面始终坚持明代的衣冠、明代的正朔、明代的礼仪，一方面对他们眼中已经「蛮夷化」的满清帝国痛心疾首，反复申斥道：「大抵元氏虽入帝中国，天下犹未剃发，今则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23。

近来，为了破除那种把现存民族国家当作历史上的「中国」的研究方式，也为了破除试图证明历史上就是一国的民族主义历史观念，「亚洲」被当作历史研究的一个空间单位，但是问题是，当「亚洲」成为一个「历史」的时候，它会不会在强化和凸现东亚这一空间的连带性和同一性的时候，有意无意间淡化了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差异性呢？从中国历史研究者立场看，就是从亚洲出发思考，会不会在亚洲中淡化了中国呢？

三 台湾的立场：同心圆理论

关于台湾历史学的讨论，最麻烦的是政治化问题。我的评论不可能完全摆脱两岸立场的差异，但是，我试图尽量从学术角度讨论而不作政治价值的判断。对

于「中国」这个议题，台湾方面当然一直有相当警惕，他们对于大陆用现在的中国政治领土来界定历史中国，有种种批评，有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如一个叫做吕春盛的学者，对大陆流行的四种关于「中国」的论述，都作了尖锐有力的批评，他说，要界定一个完整意义的「历史上的中国」，恐怕也几近是不可能的事24。

避免界定一个包括台湾的「中国」，避免一个包含了台湾史的「中国史论述」，试图超越现代中国政治领土，重新确认台湾的位置，这一思路当然掺入了太多现时台湾一部分历史学家的政治意图25。不过，在历史学领域，确实也有人从台湾本土化的愿望出发，借著区域研究和超越民族国家研究历史的东风，重新检讨中国史的范围26。其中，一些台湾学者提出了「同心圆」的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杜正胜。在一篇相当具有概括性的论文中，他说，「到1990年代，此（指台湾代表中国）一历史幻像彻底破灭觉醒了，新的历史认识逐渐从中国中心转为台湾主体，长期被边缘化的台湾史研究，已经引起年轻学生的更大的兴趣。我提倡的同心圆史观扭转『中国主体，台湾附属』的认识方式，也有人深有同感」27，他觉得，这是反抗文化霸权，因而试图瓦解传统的「中国」论述，代之以一个以台湾为中心，逐级放大的同心圆作为历史论述的空间单位，即第一圈是本土的乡土史，第二圈是台湾史、第三圈是中国史，第四圈是亚洲史，第五圈一直到世界史28。

在杜氏的理论背景中，除了依赖区域史与世界史论述，分别从「小」与「大」两面消解「中国论述」之外，把「中国」这个国家的政治整合与文化认同分开，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支柱29。由于杜氏的论述是建立在把「台湾」从「中国」认同中拯救出来的基础上，因此他强调，所谓「中国」是在战国晚期逐渐形成的，「此『中国』与以前具有华夏意味的『中国』不同，它进一步塑造汉族始出一源的神话，汉文化遂变成一元性的文化，这是呼应统一帝国的新观念，完全扭曲古代社会多元性的本质」，这种依赖于政治力量的整合，使被强行整编到中国的文化，又随著政治力量进入「中国」的周边地区，改造土著，因此，「汉化」这个过程，并不像过去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文明化（华夏化）的过程，而是一个政治统合的历史，在强势力量的压力下，土著只有汉化，因为「汉化是取得社会地位的惟一途径，坚持固有文化者遂被主流价值所鄙视」30，因此，按照他的说法，台湾是被迫整编进中国论述中的，要增强台湾的族群认同，当然就要破除中国文化同一性神话，这种所谓同一性，不过是在政治权力的霸权下实现的。

他们觉得，这是?除台湾文化认同与历史叙述的「混乱」的良方，但是，且不说这种论述的历史依据如何，从历史论述上看，台湾的清晰，带来的是中国的残缺，原来似乎没有问题的中国论述，在这种「离心」的趋向中，也发生了同样的「混乱」。2003年底，在庆祝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五周年的会上，作为原所长的杜正胜，又发表了一篇相当重要的讲话，其中提到当年在大陆时，傅斯年等人一方面提倡近代性的历史学，即「不该有国情之别，只有精确不精确，可信不可信」的学术，但是一方面又由于内心关怀和外在环境，有很浓烈的「学术民族主义」，这种「学术民族主义精神使史语所扮演另一个爱国者角色」，可是，如今却不同，他在第六节《期待新典范》中他提出，「史语所在台湾，客观情境让它跳出『中国』这个范围的拘限，让它走出与人争胜的『国』耻悲情」，这个时候，他提倡的是「超越中国的中国史」，是「从台湾看天下的历史视野」31。

关于中国的历史篇三：关于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调查报告

《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调查报告》

调查时间：暑期

调查组员：彭秀娟，胡新彩，杨琴，姚静文，韦祖勇

调查方式：图书，网络等

前言：

中国近代社会处于剧变的历史时期，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伴随西方列强的侵略，西方先进，开放的工业文明和思想文化涌入中国，中国社会由此发生了各种变化。20世纪50年代后，人民的生活面貌焕然一新，但同时受到政治生活的影响而显得单调，呆板。改革开放使得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经济快速发展，广大群众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科技成果也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20世纪末，互联网的影响迅速增大，在改变民众的社会生活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为了增进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迁，我们做了以下调查报告

一：服饰习俗的变化

1. 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

2. 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

3. 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还曾出现过“洋装热”。

4. 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来自:www.zhaoQt.NeT 蒲公英文摘:关于中国的历史)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服饰民俗中，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

戊戌时期，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服装五花八门，有西服，有粗布大衫，有旗袍，学生装在青年人中成为文化教养的象征，而仿照欧洲风格的裙子也流行于大城市中。

7.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把实现小康作为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人们的服装颜色从灰蓝色调为主变为五彩缤纷，从单一款式走向多样化。

二：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进步

1、铁路与公路：在中国，传统的交通运输工具，因地区而异。南方多水路，船是主要运输工具；北方多旱路，人们以乘坐马车为主。平民百姓外出，

多以步行为主。19世纪70年代，外国商人擅自修筑吴淞口到上海的淞沪铁路，不久就被拆除。80年代初，清政府修筑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已建成多条铁路，奠定了中国近代铁路网的基本格局。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建成宝成、兰新等铁路，加强了内地与西南、西北地区的沟通。到“九五”期末，中国铁路营运总里程已跃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四位。20世纪初，汽车开始出现在上海等大城市。民国时期陆续修建了一些公路，但公路交通发展受到很大限制。新中国成立后，建起汽车制造厂，公路运输获得较快发展。全国建立起比较密集的公路网，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许多偏远闭塞的山区也通了汽车。

3. 水运和航空：鸦片战争后，轮船进入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统一管理的轮船运输业，获得较快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铁路、公路和民航事业的快速发展，轮船运输业开始萎缩。1909年，旅美华侨冯如制成中国第一架飞机，标志着中国航空事业的开始。1920年，中国首条空中航线—北京至天津航线开通，中国民航拉开了序幕。新中国成立初期，乘飞机有种种限制，民航发展有限。改革开放以后，逐步放宽并最终取消了这些限制。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民航大国。

三、通讯工具的变迁

19世纪70年代，丹麦的电报公司私自把电报线架设到上海，建起一个电报机房。随后，福建巡抚在台湾主持架设中国第一条有线电报线。从此，清政府开始在各省架设有线电报线。20世纪初，上海崇明装置无线电台，设立无线电报局，无线电台在各地陆续开设。当时有线电报主要用于军事，无线电报则官商通用。1875年，上海招商局架设电话线，开通第一部电话。19世纪80年代，外国开始在上海设立电话公司。20世纪初，清政府在南京开办第一个电话局，开通第一部市内电话。到1949年，全国电话普及率仅0.05%。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形成全国电讯网络。改革开放以后，电讯产业快速发展。到2003年末，中国拥有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数量跃居世界第一位。电话由奢侈品变成日用品。人们还通过互联网，发送电子邮件。通讯工具的变迁和电讯事业的发展，使信息传递变得快捷

和简便，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四．居住习俗的变化

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结语： 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变迁的重大意义

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我国社会生活和习俗发生了重大变迁，这些重大变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鸦片战争国门洞开，动荡中的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开始向世界文明靠拢以来；新中国的诞生使得人们有了新生活和新风尚，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衣食住行发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这些变化说明开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

民的生活质量才发生了质的变化和重大飞跃，中国才会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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