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婚进行时_深化税改进行时

　　 　　在财政收入增幅下滑和宏观经济的“微妙”时期,要使税改的“正效应”最大化,在时机和策略上要考虑周全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出通知,废止了2002年以来实行的“年底双薪单独计税”的计税方法。对此,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表示,这意味着,个人所取得的多出来的一个月工资将与当月工资合并后计征个税,而不是单独作为一个月的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办法对普通百姓影响不大,但对一些工薪高的个人来说,合并后适用的税率可能会提高。”
　　这一计税方法引来不小反响。结合近期深圳市“欲语还羞”地表示将率先开征物业税,业内有关税改的讨论再起。其中,既有对燃油税改革和增值税转型的功效探讨,更有对资源税改革、环境税和物业税推出时机的猜测。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运行及财政收入产生严重冲击,也使一些长期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矛盾更加凸显,改革的迫切性大大增强。来自高层的信息强调“目前是推动改革攻坚的较好时机”。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透露,“资源税改革现在可以逐步推出,环境税正在研究阶段,物业税正在研究之中。”
　　
　　燃油税改革初见成效
　　
　　当国际石油价格处于较低水平时,去年底国务院及时果断地推出成品油税费改革。
　　今年1月1日实施的成品油税费改革规定,取消原在成品油价外征收的公路养路费、航道养护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六项收费,逐步有序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同时规定,将价内征收的汽油消费税单位税额每升提高0.8元,即由每升0.2元提高到1元;柴油消费税单位税额每升提高0.7元,即由每升0.1元提高到0.8元;其他成品油消费税单位税额相应提高。
　　刘桓指出,由于征收燃油税的想法早已有之,而且其基本特点仅仅是在原有税种之下赋予一些新有功能,对税负进行一定调整,因此,实施的难度并不大。
　　“今年8个月以来,燃油税改革的政策效应已经显现。”刘桓说,燃油税改革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增加财政收入,但是由于2008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已逾5.4万亿元,因此,这方面目的并不明显;二是对环境、资源、能源进行调控。由于我国以石油为主的能源进口依赖性较高,制约了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通过税收来提高价格,从而唤起全民的节约意识非常重要。
　　基于此,刘桓认为,征燃油税的目标“初步还是能达到效果的”。
　　
　　增值税转型改革尚待检验
　　
　　为适当拉动投资,增值税转型改革正逢其时。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和行业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至此,我国实现了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过渡,企业当期购入固定资产所付出的款项,在计征增值税时,计入征税基数从而准予扣除。
　　在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看来,所谓的增值税转型,就是对企业当期购入固定资产所付出的款项,在计征增值税时,计入征税基数从而准予扣除。因此,和生产型增值税相比,消费型增值税体现了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一种激励。
　　根据最新数据,目前,这项改革能减轻企业上千亿元的负担。以山东济南为例,今年上半年,增值税减收8.44亿元,其中市级以下减收2.74亿元;预计全年增值税减收25.92亿元,其中市级以下减收8.41亿元。
　　“增值税向‘消费型’转变,从长远来看肯定是好事。”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分析指出。不过,由于政策效应最终要取决于企业对政策安排的反应,对企业的积极影响还需要观察。原因在于,企业只有真的购置新设备了,真的着手技术改造了,真的增加投资需求了,才能最终享受到增值税转型的好处。
　　对此,高培勇认为,由于当前金融危机的一大特点是产能过剩,不少企业缺乏足够的投资热情和动力,因此,对增值税转型减税效应的预期,“不能不有所保留并备有预案”。
　　高培勇表示,如果减税效应不能如所期望的发挥出来,并且,经济形势的变化需要在税收上采取更有力的扩张措施,可将房屋、建筑物投资纳入抵扣范围,允许抵扣全部的固定资产投资,从而实行完全意义上的消费型增值税。
　　
　　资源税改革择机而发
　　
　　今年以来,资源税改革的话题被政府有关部门数次提及。5月25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研究制订并择机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6月17日,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强调“将资源税改革类建议提案确定为今年重点办理建议提案”。
　　“现行资源税制已不能适应国有企业上市以及民营企业大量介入资源开采和生产的现实。”杨志勇指出,资源税自1984年成为一个独立的税种以来,所提供的税收收入规模相当有限。几经改革,资源税税收收入占税收总收入2008年仅为0.56%,2009年上半年略有提高,也只占0.61%。另外,资源税征收范围偏窄,只对原油、天然气、煤炭等少数资源征收。
　　杨志勇接着分析,资源税开征的初衷是为了调节贫富矿之间的级差收入,但是,近年来,资源价格暴涨,较低的税额导致资源价高税低、近乎无税局面的出现。幅度较小的资源税税额调整,根本无法达到调节级差收入的目的,也不利于资源的节约利用。
　　基于此,杨志勇认为,资源税改革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扩大税率,另一个则是扩大征收范围。
　　“资源税在我们国家刚开始征收的时候只限于七种。其实资源的构成很多,这就使得资源税开征的范围和标准应该有所变化”,刘桓补充说。
　　“不过,由于宏观经济还处于‘微妙’时期,在改革的时机上必须考虑周全。”刘桓表示。杨志勇对此表示认同。“资源税改革还是在经济相对比较景气的阶段推行较好。”
　　刘尚希则持另外一种观点。他告诉记者,当前,经济正处于“平稳爬坡”的过程之中,“是推出资源税的一个较好的时机,可以逐步推出。”
　　
　　环境税掣肘在技术难题
　　
　　另一个颇受业内关注的是环境税的推出。尽管它也列为今年税改的六大重点之一,但是其复杂程度却远远超过资源税改革。用刘尚希的话说,“推出环境税,要比资源税改革更难。”
　　“环境税并不是一个税种,而是一类税,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行为税。”刘尚希说,环境税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使用的角度不同,内涵也不太一样。
　　狭义的环境税是指国家为了限制环境污染的范围、程度,而对导致环境污染的经济主体征收的特别税种,比如针对排污单位排放的污染物征收的环境污染税,也包括目前排污收费的费改税等。而广义的环境税,是政府为实现特定的环境政策目标,筹集环境保护资金,调节纳税人环境保护行为而征收的一系列税收政策的总称,比如国家在所得税、消费税、资源税中更多地体现环境保护的要求等。
　　杨志勇将环境税的狭义和广义内涵分别称之为“环境税”和“绿色税收”。对于环境税,现在环保部门已经收取排污费之类的费用,相对较容易;但是对于“绿色税收”,实施起来则难度较大。
　　“核心问题是标准难以确定。”刘桓表示,有关税收政策制定者、税务工作人员不太懂自然科学,比如燃一吨煤能排放多少二氧化碳及其他有害物质,环境的修复需要多少资金才够,很难得出准确的结论。“这就需要配合各部门,有个相互磨合的过程。”
　　“另外,还要考虑企业、纳税人接受的程度。”刘桓表示,针对目前存在的技术难点,要一个个突破,并借鉴成熟的国际经验。
　　针对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苏明提出的研究开征碳税,刘桓认为,二氧化碳的排放对环境造成较大破坏,因此,碳税应该在环境税里第一个出台,随后,“对水的污染、其他有害气体造成的污染,恐怕在下一步改革中会提出来。”
　　
　　物业税“应该先创造条件”
　　
　　8月5日,备受各方关注的物业税开征被写进了《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三年(2009-2011年)实施方案工作安排表》。消息一出,立刻有媒体将其解读为,“深圳将成为国内首个开征物业税的城市。”但是,仅在两天之后的8月7日,深圳市地税局就出面“澄清”,表示“深圳不会成为首个开征物业税的城市,但或许会成为全国多个(开征物业税的)试点城市之一。”
　　近年来,开征物业税的声音时常响起。民众对物业税的讨论也各说各话。其中,有的认为物业税将导致房价下降,对买房人有利;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买房人不仅要继续高房价买房,还要承担高昂的物业税。
　　对此,杨志勇认为,这是国内对物业税概念模糊的一个反映。刘桓介绍道,在美国,物业税指的就是房地产税。但是,由于中国的房地产的产权是分开的,房子和地的产权归属不同的人,因此,“在中国,物业税是在房屋保有过程中,刨去土地,对它的保有期间征收的一种财产税。”
　　具体而言,物业税的征收对象包括两种:一种是商用地产,一种是民用地产。刘桓表示,由于商业地产保有期间本身就需要交土地使用税和房地产税,因此对物业税习以为常。目前“探讨比较多、分歧比较大的是,对民用住宅要不要在保有期间征物业税,这是问题的核心。”
　　刘尚希认为,将物业税扩大到民用住宅,存在较大的难度。“从技术上来看,在对房地产进行评估时,有的人收入不高,但是房产在核心区,其物业价值较高,这些人未必有能力支付物业税;另外,北京有的别墅在五环以外,单价比较低,但是总价较高。因此,按市场价格来计算价值是否合理?”
　　“而且,对物业进行征税,首先要求房产信息的公开透明。”刘尚希表示,房产信息公开本身就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广的制约问题。“当前,要创造物业税的推出条件,光靠主观能动性是不行的。我们不仅要讨论要不要推出物业税,还要讨论当前能出不能推出物业税。”
　　“目前,对于推出物业税,理论界的看法基本一致。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怎么征才能更加合适,更加公平?”刘桓表示,“这些问题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那么宁可动作慢一点。”
　　(《望》新闻周刊2009年第36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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