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感悟
发布时间:2017-01-25 来源: 人生感悟 点击： 
心学感悟篇一：感悟、心得(读王阳明心学与稻盛和夫系列)
心得体会（心灵的感悟）
一、工作的方法；
正确和正直的思维模式，能使工作效率事半功倍，提前实现既定的目标方向，错误的思维模式能使前进的方向偏离目标渐行渐远。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决定什么样的工作结果，只有思维模式的改变才是我们公司的效率之本，还要讲究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创新做。所以在工作中我们一定要打开固有的思维模式，让自己OPEN的、多角度的、多层面的、系统的去思考问题，找到问题的根源、规律和最佳捷径，才能行之有效的去解决问题。
二、工作的效率；
在工作中我们一定要把握好两个效率，那就是时间效率和收益效率，时间效率就是向时间要效率，合理的利用时间、安排时间、压缩时间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效益最大化，收益效率就是我们投资回报的效益的最大化，努力的想方设法的把我们的工作效益做到明细化、最大化，保证我们效益的长期性、稳定性和安全性。
三、工作的心态；
每天要以饱满的热情、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我们的工作，在工作中我们还要做到今天的事情今天做，明天的事情明天做，紧急的事情马上做、快速做，难办的事情坚持做，好办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翻新做，同时还要戒骄戒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对待工作还要
做到外松内紧，竭尽全力、一丝不苟，受点苦、受点累、吃点亏都无所谓，因为吃亏是福，感恩才会幸福。一个态度与价值观错误的人，会让他的能力与努力成为公司的负担、社会的负担。要确立和践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让真诚的人生理念永远伴随在我们左右。
四、工作的责任心与职业规划；
新形势下的新的机遇，也给了我们新的挑战，我们对工作的责任心也必须随之变得更强、更坚定，我们每个岗位上的工作标准是否都做到了？我们的质量、我们的进度、我们的成本、我们的信誉是否做的足够彻底？是否做的足够的精准？我们差在那里？归根结底我们还是差在对工作的责任心和对工作的认真程度，所以在工作中我们要把握住工作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节点、每一个重点、难点，高标准严要求的去执行，用什么样的标准要求自己，我们就是什么样的人，同时还要提高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体现我们自身的价值，有了价值才有高度，我们的价值做好了我们的价格、收益也自然就来了。
大环境下市场在改变，公司在改变，我们自己也要改变，只有改变唯有改变才是硬道理，我们必须用思想的改变来带动我们自己行为的改变，同时也促使着结果的改变，我们不能光说不练，光心动不行动，只有用心动来点燃行动的导火索，高层统一思想，中层统一方法、统一执行，基层统一行动，只有行动才能有结果。我们每个人在工作中一定要制定自己的工作目标，有了工作目标才能指引我们正确的工作方向，同时我们还有把自己的职业规划和公司的战略规划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与公司同呼吸共命运共同发展、共同提高、共同成长。
五、道法自然、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回归本真；
人，生下来本是纯真的、善良的、无邪的，就像一块儿没有经过雕琢的洁白美玉，但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逐渐融入社会才慢慢感知到人世间的真、善、美、恶、丑，同时也触动了本真的心灵，内心随之也衍生了善念与恶念，但是能辨别是非，分清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才真正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去恶扬善穷究事物的原理法则总结为自己的理性知识，从而灵活的运用和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去才是我们所追求和遵循的本真。同时还要把人的“欲望、愤怒、愚痴”三毒从我们内心深处根除摒弃来净化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不以得失去判断，而以善恶来区分，彻底的来改变自己的作为、提升自己的心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做到内心强大、利他利己、上善若水、敬天爱人。
郝战勇
2013年2月20日
心学感悟篇二：王阳明心学浅谈
王阳明心学浅论
前言：先说说我为什么选择王阳明心学作为本次期末作业课题，第一次知道王阳明这个人是在高中的历史课本里，而对王阳明心学的兴趣来自于我最近在读的当年明月所著的《明朝那些事》，作者在此书中将王阳明誉为“明朝第一牛人”，并用了很多篇幅来写他，各种誉加之词让我也突然对这位王先生产生了一些兴趣。随去图书馆找来王学必读著作《传习录》，这本书是是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语录、论学书信的简集（有点类似论语），为明代阳明学派的启蒙典籍。我初读了几篇，总感觉书里说的内容有点晦涩难懂，不知道是因为个人知识阅历浅薄还是因为从小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唯物主义观念“物质决定意识”实在是深入人心啊，从内心里本能的对心学的观点有所排斥。后面我又去找了相关书籍资料来看，对心学的内容和结构有所了解后再读《传习录》才有所感悟，下面我就个人的了解和认识浅论一下王阳明先生及其心学理论。
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王阳明先生的生平。王守仁，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王阳明曾在会稽山阳明洞筑室，因此自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
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
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配享孔庙。他的粉丝如张居正、汤显祖、李贽、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蒋介石等，无不从其学说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
以上介绍为我从百度百科里查找而来，我们从简介中不难发现王阳明在研究学问、开创心学的同时也做了许多的了不起的实事（例如平定宁王叛乱和两广剿匪），文武双全的大儒称其也不为过
中国的传统文化，首推儒家。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儒家思想占据了官方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而王阳明则继承了孔子衣钵，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心学。
当时的明朝官方学说为程朱理学，据说王守仁曾经也是朱熹的忠实拥护者，“格物穷理”是朱熹的主张，为了读书学圣贤，王阳明曾经苦苦钻研程朱理学，对“格物”、“致知”等功夫依次身体力行，由此引发了“守仁格竹”的著名典故，不过很可惜，王阳明并没有从七天的“格竹”中发现圣人之道。反而因此生了一场病。在对程朱理学的探索无果后，王守仁苦心冥想，后经龙场悟道最后的结论是“其格物之功，只在心上做”。用王阳明的话说就是“心即物，心即理”，由此创立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心
学”。由于与统治阶层的冲突，“心学”遭到排斥。可是不得不说，王守仁的理论足以使他与孔孟并列。
综合来看，“心即理”是阳明心学的基本观点，“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的基本方法，“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基本目标。
一、心即理
心即理是指“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这是王阳明思想的出发点，也是被称为心学的重要依据。心即理主要是针对朱熹心与理二分而发的。在王阳明看来，朱熹虽然主张心与理统一，但其中一个“与”字仍表现出心和理之间的区别，因为此心指主体之心，而理是事物之理，由于外心而存在于事物之中，也即客观之理。心虽然能认识客观事物之理，但此理不在心中，从道德认知角度说，这容易造成疲于追逐外在事物而忽视主体自身的道德建构。王阳明所谓的心即理，心即人之本心，理实际上是心对事物的主观认知或概括而非纯粹客观事物，因此理与事物是不同的。
程朱理学崇尚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欲是恶的根源，天理是善的本源，只有“灭人欲”、“去私心”，方可“明天理”，而王守仁则认为认为“天理”就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提倡从自己內心中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也就是人人皆可为圣人。
在他看来，从理论上说，天心是完美无缺的，同样由天赋予人的本心也完美无缺或者说是纯粹至善的。就实际而言，内在于人的本心随着人出生以后，其肉体受到社会环境的习染，遮蔽了
原有的本心，或者说本心被埋没退居幕后，人心堂而皇之的登上前台，本来人心存在的理（天理）转变成外在于人心的物质上面之理，造成心与理一分为二的局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朱熹与王阳明都提出自己的格物说，也可视为一种道德修养工夫，但他们对格物的理解有所不同。
朱熹认为的是“格物致知”，而王阳明则强调的是“格心”而非“格物”。 王阳明曾说“先儒解释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所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义，物作事字义”。按照王阳明的观点，格物就是“格”心中之物，正（证）万物的不正，以便万物归于正，因此去明白“物”中之“理”。
二、良知与致良知
王阳明讲的良知有如下特点：良知是先天的人的本能，本来自明。此一“明”字是自己明白而非他明，是内在而非外在。在现实中，良知的展开需要致良知，也就是说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由内在到外在必须通过致，致良知则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具体地说，良知既然是心本身固有，就不必外求；既然本身有不足之处，又必须扩充发展，对于私意障蔽本心，致良知至关重要，它是良知实现不可或缺的工夫。致良知是良知工夫的突出表现，是良知的自我展现。
王阳明的思想重在“致良知”三个字，教育人们将伦理道德融入到日常行为中去，以良知代替私欲，就可以破除“心中贼”，就
可以“各得其心”。王阳明认为 “只有疗救人心，才能拯救社会，只有每一个人去掉内心世界的“恶欲”和“私欲”，才能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与程朱理学相比，王阳明的“心学”肯定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使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有了更为准确的定位，他讲求在实践中来运用真理，比传统的“理学”更贴近现实生活，更具有人情味。
三、知行合一
阳明心学的基本目标就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而实现的基本途径就是实践，就是知行合一。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的弟子徐爱曾向他讨教知行合一的功夫，徐爱举例说如今的人都能够知道对父亲当孝，为兄当弟，可现实中却不能“孝”和“弟（悌）”，这是不是说明“知”和“行”是两件事呢？看到这我发现这个问题也同样是我的疑惑，我很好奇他是怎么回答的。但是王阳明没有正面回答，却用“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作为例子来说明。人对外界之事物有好恶之别，这是人的基本特性，是知的载体。然而明白“知”之后就必须去“行”否则就不算真知。如贪恋好色，厌恶恶臭等杂念乃至行为都是人之恶习劣行。只说明了知没有价值判断，而行有善恶之分。因此君子欲修其德，必须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不能口是心非，满口仁义道德，私下却做着见不得人的恶行。所以回答门生徐爱的疑惑同理，某些人知道“孝和弟”必然是已经行孝、行弟，不可能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
心学感悟篇三：真知的回归——王阳明《心学》读后感之三
真知的回归——王阳明《心学》读后感之三
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如今、已经没有太多的争议，总体来说，她的三个主要来源是：一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宋明时期的程王心学（这里的王，就是王阳明）；二是马列主义；三是西方现代思想。
年轻时代，尚没有接触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受他的恩师、《心学》大师杨昌济的影响，成为王阳明最忠实的信徒，他曾以一篇《心之力》震撼了长沙第一师范。即使在他接受了马列主义之后，王阳明的《心学》的思想方法，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他，贯穿在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整个过程。
《实践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而这篇光辉著作的副标题，是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命名的，由此可见，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是多么深刻地影响着已经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的第三个中心思想。
这种思想方法，影响了中国明清时代、近代和现代几乎所有的伟大人物，其中包括：明朝的铁腕首辅张居正、清朝的中兴大臣曾国藩、戊戌变法的君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共和革命推翻满清统治的孙中山，结束军阀混战、统一中国的蒋介石，领导中国共产党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毛泽东，甚至于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袖邓小平、第三代领袖江泽民、胡锦涛。 至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依然毫不含糊地倡导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和认识论，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他的著名的《把当前的创新理论变成干部群众的思想武器》一文中，号召全党的领导干部坚持知行合一、内外如一,把德与行统一起来,把学习与改造统一起来,把"立言"与"立行"统一起来。
毫无异议，传承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认识论，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一面鲜红的旗帜！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包含那些内容呢？
在这里、首先要明白的，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与他以前的儒家思想的不同之处。
宋儒论“知”、“行”多主“知先行后”说。
如程颐曰：“不致知，怎生行得？免强行者，安能持久？”
陆九渊云：“吾知此理即乾，行此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太始?；行之在后，故曰?坤作成物?”。
朱熹亦明谓：“论先后，知为先”。
王阳明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如何分得开？”他尤以其“心即理”说为理认前提，批评朱熹“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是导致“知、行之所以二也”的原因，而如果人们“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则势必在理论上失却“知行本体”，在实践上则造成“终身不行，
亦遂终身不知”的流弊。
所以，王阳明针锋相对地提出“知行合一”说，谓：“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知”，认为知行之体本来如一，“圣贤教人知行，正是安复那本体”在他看来，“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功夫”。
王阳明所说的“知”，主要指对“良知”本体的内在体认和感悟，而“行”则主要指对这“良知”的实践，或指“良知”本体外在的显露。
他说：“如知其为善也，致其知为善之知而必为之，则知至矣。……知犹水也，人心之无不知犹水之无不就下也。决而行之，无有不就下者。决而行之者，致知之谓也。此吾所谓?知行合一?者也”。
他又具体言道：“温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精粗知温清定省之仪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可见，“知行合一”注重的乃是“行”，所谓“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换言之，王阳明要求人们通过“知行合一”的功夫，加深对“心即理”、“良知”的认识，并更重要的是将这种认识外化为具体行动。
在范畴的使用上，宋儒所说的“知”与“行”既有知识同实践的区别，又分别指求知与躬行两种不同的行为，而王阳明所说的“知”仅指主观形态的“知”，其范围显然较宋儒小；王阳明所说的“行”，则包括着人的实践行为与心理行为，其范围显然较宋儒大。就此而言，由于对“知”、“行”的了解和使用有别，王阳明对宋儒的批评在学理上显得并不太有力。但宋儒所主张的“知先行后”说又确易造成崇尚空论、不重践行之弊。这种流弊反映于社会生活之中，便形成了人格虚伪、道德水平下降的习尚。
王阳明竖起“知行合一”的旗帜，乃是“吃紧救弊而发”，“正是对病的药”，是要扭转当时浅薄的士风，要人们“克服不善的念”，从思想、言论到行为，尤其是行为都符合封建道德的规范，从而使“圣贤之学”真正大明于天下。
王阳明进而指出，“知行合一”虽是针对时弊而发，但绝非只是一种权宜性的说法。他说：“某今说知行合一，虽亦是就今时补偏救弊说，然知行休段亦本来如是”。又说：“此虽吃紧救弊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也”。
他以为人们之所以会了解社会通行的道德准则而并不依照这种准则去行动、明知为道德律令所禁而仍然违背禁令去做，这乃是由于宋儒、尤其是程朱理学家知行观的错误引导。
他说：“今天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凭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有一个。若不会偷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又强调指出：“知行合一之说，专为近世学者分知行为两事，必欲先用知之功而后行，遂致终身不行，故不得已而为
此补偏救弊之言。”
显然，王阳明更为注重的是通过对宋儒、尤其是程朱理学家“知先行后”说的理论批判，使人们真正知晓“知行本体之宗旨，从而纠正知而不行之弊。
对于王阳明来说，他既注重“知”、“行”概念本身的联结，但更重视“知行合一”内涵的实践精神。他反复指出：“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并不是说“知”与“行”是一回事，而是为了强调“不行不足谓之知”。换言之，所谓“一个工夫”，就是要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毫不间断地进行有意识的道德修养、从事从伦理活动的实践，从而北朝鲜意向的道德性转化为现实的道德性。这样，道德要求与实际行为、理想人格与现实人生便沟通了起来。从儒学发展史角度看，正由于有了王阳明的这种“知行合一”说，儒家伦理才真正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在“知行合一”立场上，善的动机只是完成善的行动的开始，绝非善的完成，甚而言之，不付诸实践而仅有善的意向，就不是真正的善。问题的关键无疑在于“行”。
据此，统治者就应将其“良知”贯彻到政治实践中去，如在“簿书讼狱”中，不可由一己之私念而有喜怒之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而应禀从“良知”执法，一出于公。所以，王阳明认为：“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
他不仅将参与君主政治的具体活动视为体认、实践“天理”和“良知”的理想途径，而且还以一生之力“事上磨炼”，以其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训练民兵及“行十家牌法”、颁布“乡约”，兴办乡学等事功将维护君主政治的道德原则融贯于实践之中。至于对下层民众来说，“知行合一”则意味着要求人们时时处处自觉遵行封建道德规范，“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恕，毋得轻意忿争；不甘落后中要含忍，毋得辄兴词讼。见善互相劝勉，有恶互相惩戒，务兴礼让之风，以成敦厚之俗”。
毛泽东在他的《实践论》中，用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继承和发展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他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然而、现实生活中，理论与实践，“知”和“行”严重脱离的事情比比皆是！ 试想一下，我们党内那些腐败的处级以上干部，哪一个不是经过市委党校、省委党校、甚至于中央党校培训的？又有哪一个不懂得马列主义，不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又有哪一个不晓得贪污受贿是党纪国法锁不容的？甚至、这些被关进大牢的腐败干部，其中何尝没有资历高深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家？他们何尝缺少“知”,而他们“行”的却都是些什么玩意？！
“知”与“行”的分割，理论与实践的脱离，过去是、现在是、以后依然是所有
人、甚至于整个社会，最危险的悬崖！
学习王阳明和毛泽东知行合一的思想的目的，就是要求我们的干部，切忌一切的理论的夸夸其谈！切忌一切生硬、死板的教条主义！切忌一切的空洞的、浮夸的作风！把我们理论的学习、良知的修炼、工作能力磨练，在实践中验证、在实践中提升！
一切的“真知”、只会、也只能在“行”的实践中回归！
自然的回归——读王阳明《心学》读后感一
王阳明的《心学》，是他成为圣人理论依据，哲学家们将他的《心学》归纳为主观唯心主义的范畴，直接的根据，就是《心学》中三大中心思想的“心外无理”。
王阳明《心学》中的三大中心思想是：
一、心即理。
二、致良知。
三、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心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而“心即理”是他所有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为了这个理论的完整和系统，王阳明将抽象的心和显见的理柔和在一起。
什么是心？
王阳明依据陆九渊“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的观点，指出：“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
也就是说：人、是天地万物的中心，心、不是一块血肉”，即非人体内的心脏，是“人之主宰”、“人之知觉”，是支配、控制、统率人的感官及运动器官的中枢，是人的各种知觉的综合。“心”，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本体。所以、人的心就是天，只要人的心明白了，天地万物就都可以解释了。
什么是理？
王阳明说：“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耶？”“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然后知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
也就是说：世间万物的道理都在心中，心本来就是性情、性情就是道理，有忠孝之心就有忠孝之理，无忠孝之心就没有忠孝之理。天下的事情无论多少，天下的事情无论怎样变化，无非是一个道理，是事物本来的客观规律。人心只要归于自然，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因此，在王阳明看来，“心”即是世界产生与存在的根源，又是其发展变化的归宿。天地间举凡纲常伦理、言行举止、成败荣辱乃至花草树木，万事万物无不根于吾心而森然毕具、神圣本然的“天理”流行。
“心”，在王阳明思想体系中无疑据于核心地位。但他强调物、事、理、义皆归宗于吾心，并非要否定或割裂“心”与外在世界的联系。对于王阳明来说，其目的乃是要确立“心”即人之主观精神的本体地位，并无限扩大“心”、“物”的同一性，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否定外部世界与人之与世界的差别。
根据这个道理，王阳明提出“万物一体”说，他认为：“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
这样，凭藉着“人心一点灵明”或“人的良知”的沟通，天地
王守仁“心即理”之说，是其“知行合一”论的基础，它充分肯定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相信自我的道德力量和自我成圣潜在能力，反对迷信外在权威，否定用现成规范和书本教条来禁锢人的身心，而主张依靠自我的“心之本体”（良知）来主宰和支配一切行为，在道德实践中努力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哲学家们批判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说，他们认为：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说，把人类的主观意识和客观存在等同起来，断然否定了有离开心而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王守仁所谓“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就是把人类认识的能动作用片面夸大和过分神化，以致用吾心之主观精神吞并了客观存在之物理。
从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这些批判，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在人类不能客观地解释和反映物质世界的时代，追求主观的完美，自然是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别无他求的唯一出路。
王阳明的伟大，就在于他开辟并指引着这条道路！
王阳明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他所有的理论都是为政治、军事、教育服务的。毫无例外，作为《心学》的理论基础，“心即理”的学说，自然，有他鲜明的政治目的。
那么、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学说，政治目的何在呢？
阳明认为："大学之道"的核心性难题和机会在"亲民"二字。别的都是主观性的指标，能亲民与否才是区分真伪的实践性的标准。只有在亲民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你是否知行合了，才能将三纲五常等"明德"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做不到"亲民"所有的说教都会沦为滑舌利口的恶谈。有了亲民的境界，才会老我老以及人之老，才能有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心态，这样才能"尽性"。"尽性"与"止于至善"不是两张皮，而是一体化。而且既不能独善也不能空谈，必须在"亲民"的过程中"实修"，开放性的"修"。这才能找到"吾性自足"的正确门径。
热点文章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