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人生

文化与人生篇一：文化与人生

文化与人生

冯之浚

前 言

文化是人造的第二自然。人类的实践创造了文化，文化塑造了环境，反过来，文化和环境又影响了人类，因此，本质意义上的人，实际上就是文化意义上的人，文化与人生在本质问题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关系密切，相得益彰，有着共通的探索领域。

文化可以分为纵向、横向结构。从纵向来看，文化包括了器物层、制度层、意识层。文化的器物层由人类加工自然创制的各种器物构成，是整个文化创造的基础；文化的制度层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社会组织构成；文化的意识层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絪蕴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从横向来看，文化包括了三大研究领域，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讲的是人要知天，最终目标是实现天人和谐，解决人类的生态危机；人与人的关系，讲的是人要知人，最终目标是实现人际和谐，解决人类的人文危机；人与自我的关系，讲的是人要知己，最终目标是实现身心和谐，解决人类的精神危机。

人生是个大学问、大智慧，人生智慧所关注和研究的同样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也是探索知天、知人、知己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人生智慧的关注和思考。中国人生智慧极富特色，究其根底也是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对此，儒、道、佛三家从不同角度给予了阐释，它们为中国传统人生智慧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化图景。“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修行处世之道。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上，儒、道、佛各有侧重，儒家着重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道家着重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佛家着重处理人与自我的关系。

中国传统人生智慧融儒、道、释为一体，互补相融。儒家讲入世，强调刚健有为，以天下为己任；道家讲忘世，强调清静无为，以柔克刚，安时处顺；佛家讲出世，强调万物看空，排除烦恼，自度度人。

儒、道、佛三家在人生智慧问题上虽然有所差异，但各有特色，又互相融合，总的精神都是提倡和谐，从自我的修炼和完善做起，进而扩展到社会、世界、天地和宇宙，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智慧的人、快活的人、有趣的人，成为一个与自然、与人、与自我和谐的人。“才分天地人总属一理，教有儒释道终归一途”[1]，儒、道、佛从不同视角出发，最终能达到共同的目标，这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和谐人生。

中国历朝皆以儒家治国，兼用道佛安定人心。汉代提倡儒学，兼用道家思想的黄老之学。?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史记·太史公自序》），即是诸家兼用之写照。汉代既有崇尚道家的?文景之治?，也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期，更有汉明帝崇儒佛兼备，既以儒家治世，又派人求佛法，造佛寺，译佛经。唐代20多个帝王，除唐武宗一人崇道外，其余都不同程度地尊奉佛学，在以儒治国的同时，对佛道二家均予支持。唐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更是利用道家始祖老子（李耳）同姓的巧合，宣称自己是道家始祖后裔。同时，支持玄奘取经、译经，张扬佛学。宋元明清各代，绝大部分的帝王，均支持佛道二家。宋代排佛，仅宋徽宗一人。宋代崇奉道家，以唐代的?恭奉玄元皇帝?为例，把当时的道家代表奉为?玄朗?。元代以佛家为本，明代朱元璋当过和尚，清代顺治?半路?出家，康熙、雍正、乾隆对佛道积极支持，雍正更是总结儒、道、佛三家的特点，认为儒家主入世、道家主忘世、佛家主出世。乾隆自称?十全老人?，称自己为五百罗汉之一的转世。中国文化后来存有?三教同源?、?三教同流?、?三教合一?的说法，儒、道、佛三家相互激荡，相互交流，相互补充，为世人的乐生（儒家）、长生（道家）、来生（佛家）提供了不同的精神需求。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不择细流，故成其大?，中国的人生智慧更是博采众长，融合各家，凝炼出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取向，人与人群己关系的定位取舍，人与自我的精神境界的追索，为愉悦人生、和谐人生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

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有“为学”与“为道”之分。老子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第四十八章）“为学”是知识问题，“为道”是见识问题。“为学日进”，是说求知识需要日积月累，用的是加法，一步步积累，每天学习，知识不断增多；“为道日损”，是说逐渐减少个人的私欲、武断、偏执，用的是减法，一步步否定，最后达到“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老子》第四十八章），不断提高个人修养和人生境界。文化与人生的问题多属于“为道”的范畴。

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有“为人之学”和“为己之学”之分。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意思是说，古人是为了自己修身的需要才读书的，而今天的人是为了他人才读书的。“为人之学”，是为了求生存，找职业，表现自己，而取得他人肯定，追求的是外在的；“为己之学”，是为了修身，为了闻道明理，提高自身修养和人生境界，实现自我的内在价值，其追求是内化的。文化与人生的问题多属于“为己之学”的范畴。

21世纪人类面临着一项共同的挑战和冲突，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冲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态危机、人文危机和精神危机，如何解决这些冲突、化解这些危机，关系着人生的完整与圆满，关系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为探寻人类文化与人生的出路和前景，东西方学者从各个层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和设想，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把视角投向博大深邃的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认为发掘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瑰宝，寻求可资借鉴的深刻启迪，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冲突和危机是十分有益的。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五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古今传承的优秀文化传统，深深影响着中国人民基本的人生理想和价值取向，成为维系民族生存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柱。当前，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和谐发展，也要从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中汲取营养，传承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的合理内核，特别是知天、知人、知己之道，并使之成为新时期(来自:www.zhaoQt.NeT 蒲公英文摘:文化与人生)社会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

文化与人生关注的第一个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讲的是人要知天，最终目标是实现天人和谐，解决人类的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人应当怎样对待自然是文化的重要课题，也是人类安身立命的重要命题。汉代著名思想家司马迁曾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几乎是中国古代所有学问家、思想家的共同心愿。?天?含义多样，一般是指自然界，?人?指人类，?际?，就是关系。自古以来，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学问，也称为天人之学，与义理之学、会通之学并称为三大学问。天人关系是研究知天的问题，也是探索人生意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一致，以及由此而达到的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完满和谐的精神追求。

一、人类在天人关系认识上的发展

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和协调自然，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不断深化，人类的文化积淀不断增加，以及人类素质的提高和人生境界的升华。

崇拜自然。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原始人群在生产中软弱乏力，因而，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狭隘的。他们看到有些自然现象给人们带来意外的享受，同时，有些自然现象却给他们带来灾害和恐惧。人们虽然想尽办法企图克服自然界带来的灾难，可是所能办到的却极其有限。在这种背景下就产生了一种对自然界崇拜的原始宗教。人们将大自然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土地山河、凶禽猛兽等，无不加以神化并对它们崇拜。祈祷日神、月神、雷公、电母等神灵以及各种图腾保佑平安，帮助人们战胜无法预料又无力抵御的灾祸，其实质是对大自然的恐惧和依附。

就在崇拜自然的人类社会早期，先民们已经开始凭简陋的工具、坚韧的意志和不断增长的智慧与险恶的自然环境搏斗。人们在生产斗争中获得了驾驭自然的能力，这些知识鼓励人们作进一步的尝试。在漫长的石器时代，火的使用和农耕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的两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创造。人类先后又发明了青铜器和铁器，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飞跃，社会发展速度逐渐加快，人类的生存、发展能力也不断增强。当人类的历史进入16世纪时期，揭开了近代科学的帷幕，人类逐渐以大自然的征服者的英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征服自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出现，西方主客二分、主客对立的哲学思维的主导，人类进入了大规模征服自然的阶段。征服自然的阶段近400年来，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不断发展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从蒸汽机时代进入电气化时代，继而又步入以电子计算机、核能开发、空间技术、生物技术为标志的高科技时代。若从历史的跨度进行比较：人类的历史约有300万年，人类的文明史约有6000年，科学技术的历史约有2500年，近代科学的历史约400年，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还不到100年，然而，这短短的四五百年中，人类社会发生了迅速而巨大的变化。有学者估计，今天社会在3年内所发生的变化相当于本世纪初30年内的变化、牛顿以前时代的300年内的变化、石器时代的3000年内的变化。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片面、单纯地把科技作为征服自然的利器，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绝对人类中心主义蔓延，忽视了人文精神，导致了蔑视自然、虐待自然思想的抬头，把自然界当作取之不尽并可肆意挥霍的材料库和硕大无比的垃圾桶，巧取豪夺，竭泽而渔的大规模征服自然的做法，终于导致了自然大规模的报复，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粮食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日益严重地困扰着人类。《红楼梦》有言，?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事实警告人类片面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类的对立物或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随着人口的持续增加，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传统的生产模式带来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迫使人类进行深刻的反思。

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中进行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他在代表作《历史研究》中向世人公布了关于世界文明发展的研究成果：世界古往今来共有26个文明，并断言在这26个文明中，5个发育不全，13个已经消亡，7个明显衰弱。而在其最后一部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汤因比十分重视并着重论述了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地理、气候、水利、交通条件等外部环境。汤因比深刻地注意到人类物质技术力量的进步对大自然的毁坏所造成的恶果，他关注着人类将与自然环境建立怎样的关系。在汤因比所论述的26个文明中，衰落的特别是那些消亡的，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协调有关，由于人口膨胀、盲目开垦、过度砍伐森林等造成的对资源的破坏性使用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举其要者，诸如玛雅文明、苏美尔文明和复活节岛上的文明的失落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判断的正确性。

196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了代表作《增长的极限》，在收集大量数据、资料以及架构模型的基础上发出了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警告，令人震惊，发人深省，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形成。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两次世界性能源危机，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刻反思。1972年，联合国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强调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迫切性。80年代，人们开始探索走可持续发展道路。1987年，时任挪威首相的布伦特兰夫人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里，第一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并较系统地阐述

文化与人生篇二：历史文化与人生修养

历史文化与人生修养

在座的大家，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有，现在知识学习越来越专门，我觉得所有的学科都重要，但是有一门学科，就是历史学，不管工作多忙，都应当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了一句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我个人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话不是说其他科学不重要，而是说历史科学重要，每个人都要学。为什么历史科学这么重要？每个人都要学？我想至少有四点理由。

第一点，读历史可以资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头讲，“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就是从历史兴替成败的经验教训里面，来考察当今得失，不断调整当今得失，起一个资治的作用。我想这个对公务员、知识分子来说，大概都很重要。这是一层原因，就是资治。

第二点，读历史可以提高文化素养。对所有有阅读能力的人来说，都有一个文化素养问题。特别是我们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以及文学艺术的，大概历史知识越丰厚，文化的涵养、文化的素质要好一些。前不久，我和于丹老师去了台湾，她讲《论语》，我讲历史，陪同我们的是一个搞出版的发行人，大体相当于我们出版社的社长。我们吃饭，于丹背一段，他就接一段，不断地这么说，一会儿唐诗一会儿宋词，一会儿汉赋，一会儿优秀的散文。我们就觉得那些发行人很有文化，传统的文化经史子集的知识绝对很丰富。

第三点，读历史可以励志。不光二三十岁的青年人有这个问题，各个年龄段都有，七十八十这个年龄段都有。我在外地有一次演讲，主持报告会的是一个省的常务副省长，完了以后他跟我说，阎老师，我生命当中碰到几次大的挫折，我早听你的报告，早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可能这些都可以避免了。他说我管业务，我就光低头抓业务，好多大的事情没有思考，结果生活的道路当中碰到了很多麻烦。他已经是常务副省长了，回过头还谈这些问题，说明各个年龄段都有励志跟修养问题。

第四点，读历史是学术功能的需要。对史料、事实不断进行考据，不断否定一些错误的东西，这个主要是历史学工作者的责任。但是其他人能力所及，做一点也可以开阔视野。我跟不同行业的朋友进行过交流，都觉得历史重要。

我今天不说世界历史，就说中国历史。中国历史，文明史是5000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3000年。我们就说有文字记载的这段历史。我个人想，是不是可以分三段。

第一段我把它叫做古世史，主要包括商周两朝。我们知道，商有甲骨文，夏朝的文字尽管有人说绳文，陶器上有点绳文，但是还没有得到完全证实。肯定证实的就从商朝甲骨文开始。《三字经》说：“东西周，八百年”，加上商，合起来算1000年，这是我们中国第一段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第二段的历史就是自秦王嬴政开始的2132年的历史。嬴政自以为功高三皇、德盖五帝，自称始皇帝，这年是公元前221年。也就是从这年开始，中国开始有皇帝，直到公元1911年，就是宣统三年，这2132年历史有很多的特点，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有皇帝，这段历史过去把它叫做封建社会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这一段，又把它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封建这两个字，史学界很有争议，而且争议很激烈。为了避免争议，我说把这段历史叫做皇朝历史，就是有皇帝朝代的历史。这2132年多少个皇帝？有的书统计说是492位皇帝，还有的书说是349位皇帝。康熙皇帝对他的大臣说，你们数一数，从秦始皇算起到康熙，一共有多少个皇帝？他的大臣就数，数来数去，数得不一样，最后就给康熙报告说，大约211位皇帝，就没有个准确数。为什么没有准确数？原因就是取样不同，有的皇帝就坐了一天，有的是自称，但是没有正式的一个年号，情况很复杂。取样标准不同，所以统计数字不同。现在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算法，就是349位皇帝。大体按《辞海》附的年表这么来算，多几个少几个无所谓了，我们不管它。这个阶段，就是皇朝历史，也叫中世的历史。

第三段就是近世史。是辛亥革命以后一直到现在。

中间那2132年的历史，简明一下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一段大约一千年，后一段大约一千年。前一千年中国的政治中心主要在西安，当然也不固定，是摆动的，但是主要在西安。这时候中国政治摆动有一个特点，就是东西摆动。大家知道，秦在咸阳，西汉在长安，东汉在洛阳，是一个东西摆动，个别情况也有例外，南北朝时也有例外。前一千年为什么在东西摆动呢？当时主要一个民族的问题是在西北，秦时的匈奴、汉时的匈奴、后来的突厥主要在西北。同时，也由于当时经济的发展，因为唐末以前，长江、珠江流域的开发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那时候经济中心主要在黄河、渭河、洛河流域。还有交通，当时的交通主要通过河运。洛阳到长安是靠河运。那个时候水比现在大一点，船从洛阳一直可以开到长安。现在不行了，渭河基本上没有水了。

后一千年中国的政治中心主要在北京。都城来回摆动，特点是南北摆动。比如说辽、金、元、明、清，辽在上京，现在的内蒙巴林左旗菠萝城；金是上都，就是现在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后来金迁都，迁到现在的北京，也叫燕京；元也是，由上都到南迁到大都，即北京。明开始在南京，永乐以后迁到北京。清的都城先在沈阳，南迁到北京。所以辽、金、元、明、清，都城摆动一个特点是南北摆动，摆动有个中心，中心就是北京。后一千年主要的民族问题在东北。譬如说辽、金、元、明、清五代，辽是契丹、金是女真、元是蒙古、清是满洲。这五代政权有四代是少数民族建的，就有一个明朝是汉人建的。

明朝朱元璋起兵有个特点，叫“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打一个民族的旗号。清也打着民族旗号，取代了明朝，建立了清朝。结果孙中山的口号又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他建立了民国政权。所以后一千年的历史，以北京为中心。民族问题是辽、金、元、明、清五代一个突出的问题。如果把两宋算上，北宋是汴京，就是现在的开封。南宋是临安，现在的杭州，也还是个南北摆动的情况。

北宋和南宋都是半壁山河，没有统一起来。北宋碰到辽契丹，南宋碰到金女真，所以，这后一千年的民族问题是太突出了。

北京的历史，大家都做了很多研究了。没有民族问题，北京可能就成不了中国的政治中心。这个民族问题是几种文化在这里交汇。第一种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中原的农耕文化。第二种就是草原的游牧文化，特别是蒙古。第三种看看怎么说好，满洲算什么文化？有很多书把满洲也算在游牧文化里，它也养马也放牧，但不是经济的主体。满洲经济主体是不是一个森林文化？它以狩猎为主，不是游牧为主。这么三种文化在北京交汇。

满洲这个文化，过去很多书都说它是游牧文化。因为满洲的先人是女真，女真的先人他们自己叫“白山黑水”，就是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地带。在辽金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大片的森林，所以那个时候，满洲的先人女真人不是以耕牧为主，是以狩猎为主，兼捕鱼。后来逐渐南迁，从黑龙江迁到现在的吉林，再往南迁，迁到现在图们江、牡丹江流域。他们在岸两边走，再往南迁，迁到辽东，现在辽宁省的怀仁。完了之后，沿着呼伦河、辽河往辽河腹地迁，迁到赫图阿拉，再往下迁，迁到辽阳、沈阳，再往下迁，就迁到山海关、迁到北京。它是这么一个迁徙顺序。

它迁徙的时候，有一个特点，一般人不怎么太注意，就是为什么满洲人能够把中原统一了？他光马上打天下能够把中原统一起来，铁是一条，血是一条。光靠这两条，肯定不行，暂时统治住了，时间一长，必然要反抗你，推翻你清朝的政权。清朝能把中原统一，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文化的多元性。

满洲的文化多元性。第一，它迁到辽东之后，以农耕为主，有农耕文化。它的牛怎么来？牛是从朝鲜和辽东地区的汉人那里买，耕地的铁农具也是从朝鲜和辽东汉人那里买来，用什么交换呢？用人参、貂皮、蘑菇、木耳、榛子等等一些土特产进行交换。它这个农业，汉人的记载很少。明朝有个大明朝主义，认为你满洲女真是蛮夷小丑，不值一顾。朝鲜不是，朝鲜派了使节，实际上就是文化的

间谍，到了后金去刺探情况，留下了详细的记载。我们今天研究那段历史，重要是根据朝鲜人记载的，满人记载了点什么呢？它就记载一个农牧，就是一个个小的庄田，牛就在野地里头牧放、耕地，而且那个地方土壤肥沃，气候比较温和，籽撒到地里之后，数倍的粮食可以收获回来。感觉像在江南，树木葱绿，而且还有蛇。你看在关外那么冷的地方有蛇，这几年当然少了一点。

这样，它到中原地区能够很快地和中原地区融合。蒙古不行，蒙古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固守游牧的草原经济，到中原地区之后，不许种庄稼了，让地长草、种树、牧马。把农耕经济破坏了，用游牧经济去取代农耕经济，这样必然引起中原人的强烈反抗。蒙古开始的时候，执政者用游牧的草原文化来取代中原的农耕文化，当然引起两种文化的冲突，受到汉人的反抗。满洲人不，到了中原地区之后，你照样种地。因为它原来有农耕文化，所以可以和中原文化接轨。它还经常讲满蒙联盟，满蒙联盟不光是婚嫁，文化上也有共同点。满洲有游牧的经济，家家都养马，小的贵族、有钱的人家养大概四五十匹马，完了放牧。所以，它那个战争，没有后勤，要打仗了，一声号令，就把各村的官兵集合起来了。马是自己的，刀枪是自己的，弓箭是自己的，带的干粮是自己预备的，因为他自己有游牧的经济。而蒙古本身就是游牧民族，满语和蒙古语都属于阿尔泰语系，而且又都信奉萨满教，宗教也共同，所以他们有共同的文化。

那他对另外一些民族，比如说对赫哲、鄂伦春等乌苏里江沿岸那些以渔猎为生的民族，满人怎么跟他们结合，文化上怎么沟通？满洲人，先是女真人迁到辽东之后，有一个特点，就是捕鱼经济发达。他去弄个小船，撒网捕鱼。一直到康熙的时候，入了关了，康熙派使臣到尼布楚和俄罗斯谈判。谈判队伍还有兵护卫着，那给养怎么解决啊？那么一大支队伍，吃的怎么办？因为这有个特点，他们就赶着一群牛羊，走一段路以后，就杀牛羊。带一些用牛皮做的小船，带上网，到湖里头打鱼来改善生活，东北平原雨量充足，当时鱼很多。他原来有这个经济基础，才想到这个问题。它的渔猎经济和乌苏里江沿岸的以至黑龙江下游地区的所谓使犬使鹿部（使犬就是用狗拉爬犁，使鹿用鹿拉爬犁）这几个部，经济文化上有共同点。

文化与人生篇三：哲学、文化与人生

目录

一个思想工作者的生活，全在于他的思想（代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应当慎用

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与逻辑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西方世界推崇马克思的原因探究

何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种经济学一哲学思考

列宁论科学发展观

一个把物理的直觉、政治的远见与哲学的思辨融于一身的创新巨匠—纪念爱因斯坦逝世五十周年

心灵的纯洁与科学思维的深刻

苏共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与新的社会民主主义

“德本财末”的是非辨析

由一句台词所想到的

我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强调及其伟大意义

了解现代西方思想大师最好的人门著作—推介《现代思想的冒险家们》

波普尔“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产生影响的原因探析

关于构建创新型国家的几个问题

以民为本是都市永续发展的前提

沟通同时性、零距离与当代国际关系

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基础

论实践唯物主义的科学含义

从“实践标准”到“构建和谐社会”——改革开放过程中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

中国思想界对当下中国社会的不同界定

《现代世界十大思想家》前言

《历史唯物主义概论》中译者序

《欧洲文明的历程》序

论新思维

一个思想工作者的生活，全在于他的思想（代序)

我之所以喜欢哲学，这还得从中学时代的老师说起。

高中二年级，记得教导主任杨思德教我们辩证唯物主义常识，他讲到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可能性与现实性、必然性与偶然性这一系列对立统一规律时，感到当时帮了我很大的忙，从而感到学习马克主义哲学非常有用，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非学好哲学不可。这主要是有两条原因促成的：一是，中学时代是一个人世界观形成的时代。这时哪个教员、哪门课讲得好，往往决定一个学生将来学什么，从事什么职业。二是，当时我们班正好出了一件事，同学们迫切需要有人出来，特别是班干部出来给一个理论上的说明。我作为主要班干部，正好利用杨思德老师所讲的这些原理在班上作了分析，大家觉得听得很过瘾。就是这些坚定了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决心。

一

后来，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就拼命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另外，由于我的俄语是在农村中学学的，学得也少，老师在课堂讲的口语，我一点儿也听不懂，不像大城市出身的同学。每次老师提问，我都一个大红脸。因此，当时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这两门功课上。为了

集中精力学好这些功课，我坚决辞掉了原来担任的团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我又认真读了唯真译校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两卷本），九评和李卜克内西与拉法格写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等著作。参加工作后，特别是后来到了《承德日报》工作，又系统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和《列宁选集》（四卷本）。从此，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崇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更深的理解。当时，《承德日报》的工作人员觉得自己有这些知识应付工作足够了，平时就把学习放松了。而我觉得有这么好的条件太不容易了，于是更加拼命学。晚上，别人都打牌、下棋、散步，而整个报社常常是我一个人的办公室灯亮着。

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当时有读完了大学的人，有我们这些没有读完大学的人，有工农兵新学员，还有自学成才的人。这些人有的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有的是想学到更多的知识，现在得到了一次考试机会，报名的人很多。而我一下就考上了。

十多年很难集中读书，考取研究生之后能坐下来好好读书了，觉得太不容易了。于是我拼命学习专业和外语。三年后，我留校，从此，进人了教学和专业研究阶段。

二

过去我总有一种认识，认为我们的哲学研究因“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多年，比哲学研究队伍，尤其是马克思哲学队伍最大的苏联，要落后得多。于是我把学俄文与学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我知道，要读懂并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除了深刻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外，还必须学好俄文，如果研究苏联哲学，光靠看翻译的东西是不行的。

早在毕业前夕，我就参与了翻译苏联著名哲学家费?多?谢耶夫主编的《唯物辩证法理论概要》，那时是1983年，中苏关系还没有正常化，翻译后还不能公开出版，还是内部出版的。通过对这本书的翻译我们深深认识到，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在体系还是原理的表述上，已与苏联过去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我国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大不相同。这从他的每一章的标题上即可看出来：作为发展学说的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自然界和社会的辩证法；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客体与主体的辩证法；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历史主义是辩证地认识并改造世界的原则；现代科学认识中系统性的问题与辩证法；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原则。毕业后，我还继续参与翻译出版了列?尼?苏沃洛夫著的《唯物辩证法》、格?姆?达夫里扬著的《技术、文化、人》和苏联科学院哲学教研室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概论》，这是他们为具有一定哲学知识的人，具有副博士学位考试的人用的教材。《历史唯物主义概论》出版后曾作为我国教育部规定的研究生主要参考书。这些书的出版为提高大家的哲学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毕业后，教研室给我安排了上“列宁《哲学笔记》”课，“列宁《哲学笔记》”是哲学系最难讲的一门课。要不是有黄楠森先生主编的《哲学笔记》注释和张翼星先生讲授的列宁《哲学笔记》课，我是不可能完成讲《哲学笔记》任务的。

黄先生是我国哲学界最知名的人，是我考人北大时研究生指导小组负责人。他主编的《哲学笔记》注释给一切研究列宁哲学的人以极大的帮助。他思想深刻，知识面宽，对英文和俄文都有很好的把握，但对一些原则问题从不迁就。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讲课时就提出，我们向苏联学习，实际上是向斯大林学习，这里有错误的成分；无数有限之和仍是有限，永远也达不到无限，等等。当时我即认识到，要全面达到他的水平，像我这种人怎么也不可能。

张翼星先生一生坎坷，但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始终不改。他为人率直，知识面很宽，既有马哲史又有西方哲学史的著作问世，还有现代史上一些人物的回忆，如他写的《难以消失的烟云》，写到最智慧的人受到不应有的政治迫害；他一生著作等身，至今仍笔耕不缀，是我最敬重的一个人。他的课讲得极好，我讲列宁《哲学笔记》的框架、思路全是他的。他研究非常细，如运动和变化的思想，应当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非书本上所注释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再如，当讲黑格尔的矛盾展开思想时，他指出，这里讲的对立统一规律思

想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讲的不是一回事，等等。后来我们出版《列宁〈哲学笔记〉研读》不仅运用了张翼星先生的讲课成果，还吸收了勃?姆?凯德洛夫的思想，如他对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的解释和他关于辩证法要素的解释。此外，我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真理的定义、“统一相对，斗争绝对”含义的探讨等。

1989年，当时中苏两党关系还没完全正常化。组织上决定派我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到苏联学习进修一年。出发前，我给自己定下了这样几个目标：一是在苏联使自己的俄语再提高一步。像我这样人，过去虽然学过外语，但十多年不用，想再捡起来时，年岁已偏大。后来通过努力，外语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看专业书还是离不开辞典。这是不行的，特别是靠它搞专业，吃专业饭。二是争取在专业上有一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在唯物辩证法和列宁《哲学笔记》方面。三是交一些学术界的朋友，建立一些学术联系，为日后进行学术交流打好基础。我认为这完全可以做到。因为我校刚请T.U.奥伊则尔曼和列克托尔斯基来校讲学。奥伊则尔曼当过世界哲学学会的主席，苏联科学院院士，在我国翻译过来的书就有15种之多，还有大量著作没有翻译过来，是苏联具有最大影响的大学问家。他九十多岁后还是每年出版一本书。他知识面很宽，特别是对马列著作读得熟极了，而且记性又好，这是一般的人都无法相比的。另外，他头脑也活，我到莫斯科后，请我第一次到他家吃饭，他戴着各种勋章站在门口，其他家庭成员依次列后，然后，请我人座。我拿出送他的礼物，两幅竹帘画，他们全家都十分满意。人座后，他对我介绍这是法国厨师做的拿破仑最喜欢吃的千层饼，那是??然后又介绍起了酒，记得他一下子拿出十七种酒，这都是那些国家的名酒，要我每一种都尝一尝。后来他很有感慨地说，很可惜，就是没有我国名酒茅台。他说，不能想象，一个教授一个月的工资还不能买一瓶酒（当时一瓶茅台300多元）。2005年我去莫斯科开会，到他家去拜访他时，他还把两幅竹编画挂在正厅中央。另外，他从北京回去以后，还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其中讲到中国一个副教授请吃饭，居然搞了18个菜。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哲学家之间的深厚友谊，两国学者之间的深厚友谊，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列克托尔斯基当时也是苏联科学院的通讯院士、《哲学问题》主编、认识论研究所主任。后来我就由他领着见了他们所长，他们所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所的全体同志，其中特别是格里戈里扬，苏联著名的人学专家，还有凯德洛夫的夫人。

到莫斯科大学后，我被分到曾在我国担任过复旦大学陈望道校长顾问的卡西切夫当指导老师。他给我们开两门课：一门是苏联改革，一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另一门，就是我们跟着听俄语课。在这种情况下，我比较集中精力地学习俄语和专业。

在俄罗斯学习外语主要是跟着老师学，二是结合专业学。结合专业学我主要看了凯德洛夫的书，《列宁〈哲学笔记〉的伟大实验室》《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三个伟大的设想》《辩证法的对话》等。《辩证法的对话》这本书较之我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更符合马克思所构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多次批评过工人哲学家狄慈根写的唯物辩证法的著作，说他因修养不够，本来只要两三个印张就足够了。根据恩格斯的指示，随着自然科学的每一个重大进步，哲学也要改变自己的形态，不仅在文字上更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在内容安排上还有发展的思想及其对科学的渗透、科学与哲学等许多新的东西。《列宁〈哲学笔记〉的伟大实验室》和《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一三个伟大的设想》思想之深刻，观点之独到都是我们不可望其项背的。我的“评苏联哲学家对意识不仅反映世界，而且创造世界的研究”就主要是肯定他的思想。而这篇文章在俄罗斯《哲学问题》上也发表了。我之所以如此敬仰凯德洛夫，由于在这之前我看过他的一本翻译过来的书一《论自然辩证法》，这是一本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具有统一的辩证法规律的书。把一本学术著作写得如此生动而又准确，实在不多见。他研究的领域与我一致，更重要的是他的高尚的人格力量。我到俄罗斯时，他已去世，他夫人告诉我，“文革”前他应邀到我国来讲学，一方面，对中国知识分子评价很高；另一方面，对中国人说的都是一种

声音，他感到中国非出什么事情不可。X才他这种哲学家的敏感和预见性，我感到由衷佩服。更叫人敬佩的是，他一直从事列宁《哲学笔记》研究，对斯大林关于列宁的《哲学笔记》受黑格尔的影响，一直对《哲学笔记》评价不高，始终很有意见。斯大林死后，他立即发表了关于《哲学笔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峰的观点。从此始终以研究列宁《哲学笔记》的最高权威活在苏联哲学家与世界哲学家的心中。说来惭愧，由于对他老人家的这一成果不了解，我还和其他两位同志把这个观点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安徽大学学报》上了。想起来就感到汗颜。虽然从未谋面，可他老人家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导师。我无论治学还是做人，都以他为榜样。这些年来，无论哪一次去莫斯科，我都要到靠近赫鲁晓夫墓地的新圣女公墓他的墓上去献花，以寄托哀思。

一年的进修时间，收获是比较大的。首先通过跟老师学俄语，自己看书，外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最突出的表现是，看书比原来快多了，专业词汇比过去有了很大的丰富。

在科学研究方面，我历来认为，真正的科学研究应该是革命的批判的，主要真对发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即使不正确，亦可引起争论，起到推动真理发展的作用。这一认识，后来通过系统读凯德洛夫的书，更坚定了自己的这种信念。我毕业后不久发表在《学术月刊》上的第一篇文章“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表述问题”，获得了不错的反响：《文摘报》作了报道，《新华文摘》作了摘登。我在考研究生时，我们党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总觉得这个口号不完全周延，于是我通过长期、反复研究，指出这一提法存在的十一方面问题以及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法上的不一致，并在它发表十周年的时候在《求是》杂志的《内部文摘》上刊登了我关于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一致的地方的部分论述。此文的发表在理论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收到了大量读者的来信。后来随着理论界的思想解放，在公开杂志上包栝我在文章中提到的对这一提法的十一方面不周延的问题都全部发表了。此外我还提出了“统一相对，斗争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的质疑”“对抗与非对抗性矛盾不是一回事”等大量不同观点。这些观点后来都收集在我的哲学文集中。

另外，关于苏联和俄罗斯哲学研究，我还在《哲学译丛》《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上先后写了《凯德洛夫》《奥伊则尔曼》《列克托尔斯基》《施威列夫》等，详细介绍了他们的主要学术成就。

还有一些值得一提的事：早在苏联还存在时，在它的《共产党人》杂志“伟大的转折”一文中就提到黄楠森及其同行易杰雄等人在中国确立了研究列宁哲学的总体方向。我还在世界各国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近二十篇，有的还发表在世界著名的刊物（SSCT&AH)。

正当我精力充沛全力投人我的科研与教学任务时，突然接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交给我的一项任务，担任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的哲学分支学科的主编，负责主持修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部分。除开会外，仅讨论词条就十多次。我们搞出的词条都得由总编黄楠森先生审定，为此我们花了大量的精力。好在我的创新和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如凯德洛夫等词条都顺利通过了。

三

我觉得我们国家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缺乏创新，科学技术落后。一句话，缺乏理性。 西方哲学的创始人及其后继者，除苏格拉底外，都是大科学家，都出身于名门望族。他们可以以学术为乐趣，以求真为旨归，把人生的意义归结为求知，把求知当作人性的表现，人格高低的象征，把做知识分子看作最高尚的人生道路，把能否在知识的大海中为人类作出最大的贡献看成人生的最大幸福。据说，柏拉图曾在他的学院写了这样的标语：“不懂几何学的人不得入内。”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完成完全归功于柏拉图学派。近代西方科学家就变化无穷的自然现象探求其不变的规律，揭示其数学结构，终于造成人类知识的不朽伟业，其最初的灵感都是受毕达哥拉斯与柏拉图的启发。古希腊的哲学家每于天文、数学、物理都有很高的造诣。亚里士多德集西方古代学术之大成，其生物学的研究差不多是西方实验科学之范

型。他曾把数学、物理学这些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伦理学、政治学）和创制科学（诗学、修辞学、辩证法）作为科学的总称。近代西方哲学之创始者也绝大多数为科学家。如笛卡尔发明了解析几何，并于光学及解剖学俱有创获；斯宾诺莎为光学家；莱布尼茨首创微积分；洛克长于生物学、医学；康德早年在大学讲授数学、物理学、自然地理与人类学等。西方哲学与科学同源，最早的问题为天地万物之根源，“一与多”“变与不变”遂成为思辨、争论之中心。希腊哲学家从普遍好奇心出发，目的是为求真。因此，希腊哲学特别富于探究与批评精神，故能“为知识而知识”，能不囿于传统，不囿于权威，推陈出新，抒己之见，“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为了找到一条真理，宁可不要王位”，遂成为不朽名言。所谓辩证法，就是对话的艺术。你说一通，我再讲一通，把你驳倒了，我就感到很愉快。

后来发展到培根，经验论要求科学与实验结合。这样西方就不仅有了科学，而且注意了它的应用。

而我们中国的文化创始人，皆为士人出身，家庭鲜有恒产。孔子少贱，庄周家贫，孟子的母亲尚需自己织布维持生活，家境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学了比一般人多一些东西，但他们又不能像西方文化奠基人那样，完全不问生计而潜心于思辨探究。因此学有小成，就要考虑挣钱补贴家用，孝顺劳苦的父母，至少自主自立，不再增加双亲的经济负担。又不愿再走他们父母那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苦不堪言的生活道路，怎么办呢？学好了，就去当官，实在当不上官，就做人家的幕僚、食客，学以干禄。因为在中国，从来都是有权者生活最好，不仅可光宗耀祖，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得到普通老百姓难以想象的好处。于是，“学而优则仕”就出来了。这就使中国知识分子有了严重的依附性，缺乏独立人格。他们说什么“三日无君，则皇皇如也”，或“弟子虽饥，不忘天下”。这里既有自利成分，又有一种人文关怀。

这就使中国哲学重世用而不重玄想。不仅重世用不重玄想，还不问真假。只要顶头上司听了高兴，就大加发挥；上司听了不高兴，就不说，也不问自己说的对上司有没有好处。重世用，达到“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地步。

这样，就使中国哲学抽象思维始终没有发展起来，而使“看人下菜碟”的“感性直观”特别发达，从而导致中国科学特别不发达。拿现在的话说，创新特别少。

说中国对逻辑研究的人少，并不是就没有。真正对逻辑作过较多研究的就是先秦名家和后期墨家。先秦名家是中国历史上最先对知识、概念作逻辑研究的。惠施的“十大辩题”及公孙龙的《坚白论》《白马论》《指物论》等著作都是以纯粹的知识、概念为主，很少涉及政治、伦理内容。但这种纯粹以分析概念、范畴为主的名辩思潮，从其一产生就为中国传统思维所不容，遭到了来自儒、道两大派的尖锐批评。道家说它“弱于德，强于物??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连对中国式的形式逻辑的建立作出过贡献的荀子，由于受到的毕竟是儒家的教育，也批评名家是“弊于辞，而不知实”。这使以分析概念、范畴的名辩思潮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一个短暂时期，而影响极为有限。

在中国文化史上X才形式逻辑研究得最多、贡献最大的要数以《墨辩》为代表的后期墨家。他们根据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对时间、空间和运动等作了哲学概括。他们不仅注意到概念的准确性，也注意到了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并提出了“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的判断和推理原则。他们强调使用概念要反映客观实际，判断要正确，论证要充分。他们还把概念加以分类，提出“达、类、私”三种概念，为进一步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创造了条件。从思维方式上看，它完全不同于儒家和道家，抽象层度高，逻辑性强。但它同样也没有发展起来，特别是秦汉以后，随着儒学经学的发展，后期墨家的学说很快被淹没，成了绝学。在中国文化史上，比较重视概念逻辑分析推理规则研究的名辩思潮和后期墨家都未能能进人中国文化的大流，他们的学说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就夭折了。

到了明清之交西学东渐第一波时，我们翻译了利玛窦等人带来的西方天文、历法和几何学。这时，明朝大臣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就敏锐地认识到中西在思维方式上的根本不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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