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立国际外交舞台】新中国外交舞台的拓展

　　【推荐理由】 　　读史须重细节。细节是最生动的,也是最能打动人的。从细节中,往往能够发现许多重大事件的真相…… 　　这是一部由细节构成的国史。与一般大部头、粗线条的国史书不同,本书力在挖掘细节,用细节反映共和国六十年的风雨历程。本书选取了共和国历史上五十个重大事件,五十个重要的关节点。可以说,这些事件和关节点,影响着历史,改变着历史,也创造着历史。而这些事件和关节点中的许多细节,曲折生动、真实鲜活,看似微小、意义重大。
　　
　　初露锋芒日内瓦
　　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性会议,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决定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参加。
　　
　　中国高度重视日内瓦会议
　　根据朝鲜停战协议,1954年1月在柏林召开了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于2月19日发表公报,建议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以期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
　　3月3日,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中国接受苏联根据柏林会议发来的邀请,“同意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2月底至3月,为了开好日内瓦会议,周恩来做了大量准备工作。3月31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情况。会议批准周恩来报告的意见,并委托周恩来先期赴莫斯科同苏共中央商谈出席会议的有关事宜。
　　4月1日,周恩来一行人起程飞莫。在莫斯科,周恩来同赫鲁晓夫等人进行了多次圆桌会议形式的商谈。双方达成了一致的看法,由苏联方面草拟具体方案。
　　4月中旬,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式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另外,为了锻炼新中国的外事工作人员队伍,代表团还吸收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专家近200人。
　　
　　朝鲜问题的讨论形成“僵局”
　　4月26日,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在日内瓦国联大厦开幕。
　　日内瓦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朝鲜问题。参加会议的除五大国和朝鲜双方外,还有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等12国。会议由泰国、苏联、英国三国首席代表旺亲王、莫洛托夫、艾登轮流主持,后期同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平行进行。
　　朝鲜问题的讨论,正如周恩来在会前预计的那样,形成了一个“僵局”。
　　会议一开始,朝、中、苏三国代表为公平解决朝鲜问题作了巨大努力。4月27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提出实现朝鲜和平统一的三点方案:一、举行全朝鲜自由选举,以组成朝鲜统一政府;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六个月内撤出朝鲜;三、对维护远东和平具有最大关心的相应国家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并为朝鲜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第二天,周恩来发言,完全支持南日提出的这个公平合理的方案。
　　但美韩顽固坚持不解决问题的立场。这样,会议开了三天,周恩来就在致电中央的电报中作出初步判断:“根据三天会场情况看来,朝鲜问题的讨论形成敷衍局面,因美国不打算解决问题,法国对朝鲜问题又不便发言,英国也表示不想发言。”
　　日内瓦会议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吵了整整一个半月,除小组会外,先后举行了15次全体会议,美国自始至终没有提一项积极性的建议,会议没有取得丝毫进展。
　　
　　周恩来舌战群雄
　　6月15日,日内瓦会议举行讨论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艾登担任会议主席。南日首先发言,他说:如果会议不能在通过自由选举实现朝鲜统一的问题上取得谅解,那么我们也应当在其他一些问题上,首先在维护朝鲜和平问题上取得谅解。他提出了保证朝鲜和平状态的六点建议。周恩来支持南日提出的六点建议,莫洛托夫主张与会各国发表宣言,保证不采取任何可能足以对维持朝鲜和平构成威胁的行动。他们三人发言后,主席艾登说:在我的名单上没有要求发言的名字了。这时,有人突然建议暂时休会,得到主席同意。
　　这次休会的时间长达40分钟。重新开会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史密斯首先发言否决了朝、中、苏提出的所有建议。
　　几个人接着发言后,一位泰国代表宣读了一份包括美国等十六国的共同宣言,结论是:“由本会议进一步考虑与研究朝鲜问题是不能产生有用的结果的”,这就意味着,这些国家想把在日内瓦会议上继续讨论朝鲜问题的大门完全关死。
　　这时,周恩来站了起来,压住怒火,以平静的口气缓缓地说道:十六国宣言是在断然表示要停止我们的会议,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极大的遗憾。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周恩来接下来建议通过如下内容的决议,即:“日内瓦会议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周恩来说:“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精神,将给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与会各国都感觉到了,周恩来最后这句话的分量是很重的。
　　周恩来的发言引发了以后广泛流传于外交界的一场妙不可言的舌战。
　　比利时代表斯巴克马上解释:“莫洛托夫和周恩来的建议与十六国宣言并不矛盾。我们不同意,只是因为它们的精神已被包括在停战协定与十六国宣言中了。”
　　周恩来马上反驳:“斯巴克的说法没有根据。朝鲜停战协定并没有如我们建议的规定。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我们将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对这一事实作出判断。”
　　斯巴克又解释道:“我说的是周恩来的建议与我们起草十六国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说到头我毫不反对周恩来建议的精神。我相信,英国代表与我其他的同事持有与我相同的态度。”
　　周恩来毫不示弱,起立发言:“如果说十六国宣言与中国代表团的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么十六国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而日内瓦会议却有十九个国家参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达这一共同愿望呢?难道我们来参加这个会议却连这一点和解的精神都没有吗?我必须说,我是在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中学到了这条经验。”
　　周恩来的发言合情合理,富有说服力,比利时外长、老外交家斯巴克和许多与会代表一样被周恩来的诚意所打动,发言表示:“为了消除怀疑,我本身赞成以同意票决定我们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建议。”
　　尽管史密斯又气又急,但各国都无人反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只好说:“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普遍接受?”美国代表史密斯急了,马上起立说:“在请示我的政府以前,我不准备表示意见。”
　　周恩来再一次以缓慢而沉重的语调作了发言:“我对比利时外交大臣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满意。会议主席的态度也值得提及。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反对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且阻止达成即使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质的建议。”周恩来补充说:“我要求把我刚才的发言载入会议记录。”
　　有关朝鲜问题的这最后一次会议,时间超过五个半小时。主席在裁决所有这些发言都将载入会议记录以后,宣布会议闭幕。
　　日内瓦会议上历时51天的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终于在美国的阻挠下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结束。但这个讨论的意义却是巨大的。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所表现出的宽阔的政治家的胸怀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给与会者及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新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初露锋芒。
　　
　　万隆走出“一边倒”
　　1954年4月,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五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倡议召开亚非会议,讨论亚非地区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12月底,五国总理再次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决定正式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于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举行亚非会议。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震惊中外
　　万隆会议是由亚非国家发起,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它反映了在20世纪殖民主义制度总崩溃的趋势下,亚非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中国是亚非地区最大国家,本着为“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的原则,接受了五国总理的邀请。
　　中国政府还看到,在这些国家中,中国除了同一些周边国家有外交关系或贸易关系外,另有22个国家或与台湾当局保持着外交关系,或在美国的影响和控制下对中国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和疑虑,特别是某些在朝鲜战争中与美国结盟的国家对中国的对立情绪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出席这次会议,以最大的诚意和耐心去寻求与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消除他们的疑虑,争取他们的信任,使他们逐步理解并支持中国,也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中国参加这次会议,并不顺利。首先,出行就出了麻烦――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4月12日,中国政府就此事件发表郑重声明:“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
　　中国出席亚非会议,无疑会对与会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的地位也会有很大的提高,这是台湾当局所不愿看到的。所以,不管是中国政府哪一个领导人率队参加这个会议,台湾当局都要阴谋破坏。他们所看重的不是周恩来个人,而是政治。
　　从表面来看,台湾特务的这次炸机是成功了。然而,从大处来看,台湾当局在政治上也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因此而“士气受挫”。这次事件的第二天,中国外交部便严正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一定要同与会各国代表团一起,为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而坚决奋斗。美国和蒋介石匪帮的卑劣行为,只能加强亚洲、非洲和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自由的共同行动。”当时,越南民主共和国、波兰、奥地利、印度等许多国家纷纷起来谴责这一炸机行动,台湾当局从此更是大失人心。
　　
　　波折颇多的亚非会议
　　1955年4月17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万隆,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4月18日,除中非联邦外,29个国家的340名代表齐集万隆,亚非会议隆重开幕。
　　在会议进行中也波折颇多,不断出现反华风潮。
　　会议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是各国代表发言。大多数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都谴责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并表示要加强亚非国家之间的团结。但是,正如中国原先所预料的,18日下午,会议就开始掀起了一股反华风潮。
　　一时,大会气氛很紧张,人们担心会议是否还能开下去。
　　在19日上午会议上,针对出现的新情况,周恩来临时决定将原来的发言稿改为书面发言散发,而在下午会议上作补充发言。周恩来从容不迫地走上大会讲坛,诚恳地说: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目的,“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定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
　　周恩来还回答和解释了亚非国家中不同的思想意识与社会制度问题,所谓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以及所谓中国的颠覆活动问题。
　　周恩来的发言态度诚恳,尤其是“求同而存异”的提法使与会者感到亲切而又入情入理,那股清新的和解之风,赢来了会场上热烈的掌声和赞许,会场上原来那令人紧张和不安的气氛,顿时被一扫而光。
　　会议的第二阶段,是分组讨论起草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
　　4月21日,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节外生枝,突然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干涉中国内政,要在会上讨论台湾问题。他主张台湾要由联合国托管,然后建立独立国家。处理对外关系,“存异”并不难,难的是在复杂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对立的状态中“求同”。而周恩来高超的外交斗争艺术,也正体现在这里。周恩来一方面在会上明确表示,中国不同意科特拉瓦拉的主张;另一方面,周恩来在会下又分别同许多国家的代表接触,耐心地向他们阐述中国的立场和政策,争取这些国家的理解。周恩来还主动找科特拉瓦拉单独谈话,向他介绍台湾的历史和中国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经过诚恳坦率的交谈,科特拉瓦拉说,他只是想说出心里话,无意引起争论,更无意把会议引向失败。
　　在第二阶段讨论中,会议还在两个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一是殖民主义问题。有的国家代表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诬蔑社会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从而要求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中国代表团坚持原则,明确指出,人们可以喜欢或不喜欢某一社会制度,但是违反事实的说法中国是坚决不能接受的,然而,中国也不会因为这些国家反对过中国,而放弃支持他们要求关于宗主国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独立给予支持的主张。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问题,大多数国家代表同意这一提法,认为它并不违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但是有的国家代表仍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共产党名词。对此周恩来提出,既然对这一提法的实质没有异议,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用联合国宪章中“和平相处”一词来表述。有的国家代表还反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数目和措辞,周恩来表示,“写法可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
　　至今,外国学者仍承认,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利用了他个人的巨大魅力和外交机敏逐渐减弱了那些怀疑中国(如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或怀疑共产主义(如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阿里总理)的领导人的敌对情绪”。中国代表团不失原则的友好和主动,使得会议得以顺利进行。
　　4月24日,全体会议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可以想象,这样多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代表在一起,拟定着眼于“求同”的公报是何等的困难,这不仅要对每一句话,甚至对每一个词和字都要进行仔细的推敲。
　　同一天,大会还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
　　总之,尽管亚非会议从一开始就不顺利,然而许多国家至今仍不能不承认,由于周恩来的努力,使会议得以圆满地结束了。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表现,使得很多亚非国家了解了社会主义的中国。所以,在亚非会议后,中国的和平外交又取得了新的进展。至1959年,中国先后与挪威、荷兰、南斯拉夫、阿富汗、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也门、锡兰等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同芬兰、瑞士、丹麦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从日内瓦到万隆会议表明,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高,并逐步走出“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摘自《共和国历史的细节》,李颖编著,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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