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围城纪录片是禁播 [垃圾围城,管理还是处理?]

　　老生常谈，谁都知道解决垃圾问题首选要在源头减量。挪威和瑞典，还有哥本哈根，发达国家都把三分之二的钱花在了减量化和资源化的管理上。台北市市政管理部门为说服市民相信技术上能够真正做到对垃圾焚烧污染的可控，甚至将办公楼搬到了垃圾厂，并在垃圾厂大楼上开办餐厅。
　　以“文明冲突”观点闻名的亨廷顿，其价值序列中，秩序先于自由和民主。发展中国家首先要建立合理的公共秩序，不然易导致国家机器的衰败。就垃圾管理而言，日本是这样做的：每个社区的新居民，刚进社区门，就收到一本倒垃圾指导手册。周一和周四只收可燃垃圾，周三只收不可燃的，周五只收资源垃圾。垃圾必须在每天早上八点前倒，否则不收。
　　而我们是这样做的：以北京为例，四川人只捡垃圾，不收废品；河南人只收废品，不捡垃圾；江苏人只搞地沟油，半夜进城；河北人不进城，只在城乡结合部接应。庞大的回收再生体系，政府不管，江湖管。彼此的回报是，回收利用率，中国是40％，日本达75％。
　　目前，中国大多数城市垃圾处理情况是，前头分类不到位，后头处理“一锅端”。清洁工来一车，呼啦啦把三桶垃圾一锅端，垃圾如亲兄弟再不分家了；清洁工只负责收垃圾，三个垃圾桶蓬头垢面，快分不出色儿了，可没人管，刚用就呈现将报废样。
　　垃圾被送往处理厂，就更显其简单粗暴了。很多大城市寸土寸金，已无地可填埋垃圾，最见效果的焚烧成了首选。北京高安屯垃圾填埋场，密闭的垃圾车上倾倒出来的可谓“五花八门”，有西瓜皮、菜渣、塑料袋、废纸、金属、玻璃、渣土等等一应俱全。送进高安屯垃圾焚烧厂的，同样也是如此原生态的混合垃圾。
　　2009年全国发生六起垃圾焚烧引起的较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百姓底线很低，可以焚烧垃圾，但别烧混合垃圾，万恶的二?英可在这里边滚滚冒出，更何况焚烧厂还要建在居民区。是可忍孰不可忍，如烧混合垃圾真无害，那干脆把焚烧厂建在政府办公楼旁边来证明。
　　 这不是异想天开，台北市市政管理部门为说服市民相信技术上能够真正做到对垃圾焚烧污染的可控，甚至将办公楼搬到了垃圾厂，并在垃圾厂大楼上开办餐厅。日本为了让市民放心，焚烧厂完全对市民开放，邀请和随时接受市民的“突击检查”。当然，这建立在台北市和日本垃圾细分类，只烧能烧的，不烧有害的基础上。
　　全世界第一个提出“垃圾分类”名词的城市不是东京，不是巴黎，不是伦敦，而是北京。在1957年7月11日，《北京日报》曾刊发过一篇文童，题目就叫做《垃圾要分类收集》。但到上世纪90年代，垃圾分类秀铺开，至今20多年过去，依然是有壳没瓤。
　　2010年，北京为解决垃圾问题，政府投入百亿元资金，这不能不说是个大手笔。然而，仔细观察资金投向，95％还是用于末端治理，用在了环卫作业或建设新的垃圾处理设施方面。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老生常谈，谁都知道首选要在源头减量。挪威和瑞典，还有哥本哈根，发达国家都把三分之二的钱花在了减量化和资源化的管理上。
　　如果说，上个世纪是垃圾焚烧的盛世时期；这个世纪，它早已落寞。2007年，欧盟立法者以罕见的一致否决了欧盟委员会企图将垃圾焚烧划分为“能源再生”产业的决定，并规定，到2020年，欧盟国家50％的生活垃圾和70％的建筑垃圾都应该得到回收再利用，而不是填埋和焚烧。自2007年至今，德、英、丹、荷、挪等国终于相继作出新决策，不再新建可燃废物与城市垃圾填埋场和焚烧炉厂，因为焚烧厂始终无法达到环保要求，其副产品远无法和其副作用相比。
　　可惜，中国正在接受一个夕阳产业的兜售，却把它拿来作为自己的朝阳产业。某业内人士曾开玩笑说，如果不是为了“创模”、“创52”，或者是由于垃圾污染环境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地方上一般不会给垃圾投钱――因为不能挣钱。
　　管理垃圾(减量、分类、再利用)，显然牵扯部门太多，管理不易，光有大投入，少见产出，外加见效慢；而处理垃圾(填埋、焚烧)，能立马见政绩和效益。垃圾这点事，关键还在政府决心，管理还是处理，孰重孰轻，重多少轻多少。不就是考验政府执政能力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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