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形势与对策建议】 当前经济形势

　　陈东琪简介 　 　　　 　　1994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曾任社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1999―2001年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2002年任国家计委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89―1990年、1992―1 993年先后赴美国哈佛大学、贝克莱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和从事博士后研究。
　　先后参加国家“七五”、“八五”计划总结和起草研究、“3―5―8改革方案”设计起草(1987)、“政府工作报告”(1999)起草以及“十五”计划专题研究等。1991年9月、2002年6月、2003年6月分别参加江泽民、未?基、温家宝等中央领导主持的经济学家座谈会。
　　两度获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次获其他国家级奖项。1992年开始1996年进入国家七部委“百千万人才工程”。1997年获“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现为“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成员。
　　
　　一、整体经济温和向下
　　
　　单看1～2月份的数据，还难以对今年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做一个全面评估，但将实地调研所掌握的最新情况结合起来，大致可以得出一个趋势性判断。
　　总体看，当前经济运行延续2005年以来的“温和向下”趋势，有的指标略有加速，有的指标略有减速，但都没有出现极端倾向，行走在宏观调控的“目标区间”以内。2006年上半年GDP增长仍将超过9％，下半年可能略微低一些，但全年还可以实现9％左右的增长速度。这既明显高于“十一五”规划预期7．5％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又比今年年度计划确定的8％高一些，但要低于2003年、2004年的“两位数” (10％和10．1％)和2005年9．9％增长速度，回到2002年的增长水平(9．1％)。
　　9％左右，是一个既无高通货膨胀，又可防控通货紧缩，同时能够创造较多就业机会的近期比较理想的经济增长速度。9％左右，意味着经济运行“稳中求进”，既不“过热”，又不“过冷”，属于“中性水平”，没有太大的系统性风险。这也是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实施“双稳健政策”的目标追求。在这个增长背景下，近期所有的扩张性或紧缩性措施的力度都不宜过大、过猛，应保持微调姿态，以较温和的方式对过快领域进行调控，引导市场主体的预期，将国民经济运行持续控制在“平稳较快”的轨道上。
　　
　　二、粮农增产还要增收
　　
　　在中央、国务院一系列“三农”政策措施推动下，今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依然很高，农业生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增加，小麦有望增产，“十一五”开局年农业景气趋势依然向好。今年粮食方面令人担心的不是能否增产，增多少产，而是粮农能否增收，增多少收，如何增收。
　　多少年来，粮农一直处于“增产一降价―减收一减产―涨价一再增产一再降价一再减收……”的周期性循环之中。改革开放以来粮食产量最高的1998、1999两年，年产粮食分别高达5．123亿吨和5．0839亿吨，随之粮价下降，农民收入减少。观察滞后一年的变化，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999、2000年连续两年只有2％左右，既大大低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7．6％和7．4％的速度，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水平最低的。由于增产不增收，农民只好收缩生产，结果粮食产量连续4年下降，到2003年降为4．307亿吨，回到20世纪80年代底以前的产量水平。持续减产后，粮价上升，农民又扩大生产。在政府取消农业税的激励下，近两年农民粮食生产的热情达到空前程度，粮食产量接近最高时期的1996到1999年的平均水平。
　　今年在连续两年粮食较大幅度增产基础上继续增产，从国家粮食安全角度看是一件好事，也是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支撑。粮食产量大起大落，会影响工业化、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因为工业化、城市化要以充足而稳定的粮食供给为条件。但是，工业化、城市化不能长期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关于粮食问题，始终应当同时考虑两个战略：一个是粮食安全战略，另一个是农民增收战略，两个战略都不能偏废。
　　怎样才能既从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出发，促使粮食产量在较高的水平上稳定增长，又保证种粮农民的粮产收入持续增长，防止“谷贱伤农”呢?建议实行“鼓励生产、稳定粮价、搞活流通”的方针，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尽快建立粮食土产补偿机制、粮食流通机制以及粮食价格形成和稳定机制。通过建立新机制，来稳定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当然，粮食产量的宏观管理，也应有阶段性日标，应当确定一个均衡产量，不是粮食越多越好。全国年新增人口750万左右，城乡思格尔系数分别下降到0．37和0．45左右，包括生活和工业用粮在内的人均粮食消费年均360公斤，“十一五”时期粮食均衡产量大体上可掌握在年均4．8―5亿吨的区间内，低于下限意味着粮食供给相对不足，会影响国家粮食安全；高于上限意味着粮食供给相对过剩，会出现“谷贱伤农”。
　　
　　三、工业谨防紧缩过度
　　
　　长期看，工业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最大瓶颈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资源瓶颈，一个是技术瓶颈。“十一五”规划对如何突破这两个瓶颈，已经做厂战略部署和中长期安排。但是，短期工业政策措施如何努力与之协调、衔接，防止出现过大的短期波动，使短期增长与中长期目标保持比较好的吻合度，是非常重要的。
　　本轮工业经济发展整体健康，目前仍处于良性循环之中，近期运行还未㈩现改变此良性循环的明显迹象。分行业看，部分行业特别是原材料、制造业前期投资过多、过快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过剩产能。根据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到去年末，钢铁产能已经达到4．7亿吨，在建7000万吨，拟建8000万吨。去年粗钢产量3．4936亿吨，增加6887万吨，增长24％，明显快于经济增长和工业增长。有人估计“十一五”期间钢铁产能要剩余2～2．5亿吨。汽车产能方面，资料显示去年末已经形成1000万辆左右的产能，在建、拟建有1000万辆左右。去年实际产量不到600万辆，产能利用率不足60％(发达国家一般为70～75％)。根据已有资料进行估算，“十一五”期间即使在600万辆基础上每年以80万辆左右的边际消费呈递增，年均销量也只有大约840万辆，期末过剩有可能达到1000万辆。除了钢铁和汽车外，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炭等行业产能的过剩情况也比较明显。水泥、煤炭、电力、纺织目前产需基本平衡，但在建规模较大，存在“潜在过剩”。如果“十一五”时期三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制造业、重化工业增长比“十五”行所放慢，那么这些行业的增量需求会逐步减少，在其供给继续保持惯性扩张的情 况下，供求缺口扩大的压力增加。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企业库存增加，工业品产销率趋降，2月为97％，同比降0．3个百分点价格下跌，工业品出厂价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引；降到3％左右，比2004年的6．1％、2005年第二季度以前5％以上的水平明显厂降；企业利润下降，亏损企业数增加。除厂这些短期的负面效应外，更重要的是长期的负面效应：水、土、矿等自然资源消耗量大，生态环境压力增大；过多的供给强化本国出口企业的恶性低价竞争，迫使工业品以更低廉的价格出口，引发更多的外部限制，降低国民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强化“快速增长的国民总产出过于依赖快速扩张的总投入”的不良循环。如不及早缓解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会破坏产业经济健康发展，导致通货紧缩，这会加大总量经济波动的风险，引发繁荣后的衰退，妨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降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因此，今、明两年把控制过剩产能作为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之一，既必要，又及时。
　　
　　四、住房价格温和调整
　　
　　建筑业快速增长，农村路、电、气、水设施和全国大跨度公共设施的建设有所加快，房地产投资增长进一步减速(19．7％)，明显低于同期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6％)，但仍在高位运行。整个房地产的供给能力累积式提升，房屋供给增长快于需求增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原来住房投资和房价超常规增长的地区，正在逐步从“有价无市”向“价跌量升”的方向演变，局部性住房“买方市场”在逐渐形成之中。上海居民的住贷减少，楼市成交量2月环比下降45．65％，房价下降1．1％，虽然目前还很难断定是否泡沫破灭的早期信号，还要看连续几个月的趋势，但这是前期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北京去年末的空置房增长31．6％，其小住宅空置增长10．5％，今年头两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又增长28．3％，同比提高10．2个目分点，其中住宅投资增长86％。这些数据可能意味着，北京房地产的“卖方市场”正在逐渐被“买方市场”所取代，只是人们还没有强烈地感受到。
　　在“长三角”房地产投资增长减速，市场温和调整、房价缓慢下跌时，东北、中西部地区房地产投资和供给继续快速扩张，房价快速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资料，70个大中城市今年2月房价同比升幅较大的前5个城市有：大连14．6％，呼和浩特12．2％，深圳11．1％，成都8．3％，南宁8．1％。这个趋势还在演绎之中。
　　总体上看，全国房地产已经出现较前两年更为明显的泡沫，但各地发展的情况不一样。无论是绝对价格水平，还是各地的性价比，差异都很大，表明各地房地产业发展的非均衡程度较强。针对这种形势，建议采取如下对策：一是采取力度更大一些的措施控制房地产的景气度，在优化住房供给结构基础上，调节需求，稳定市场。二是实施均衡发展的房地产政策。
　　
　　五、服务业应改善环境
　　
　　服务业方面，消费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都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这与“十一五”规划吻合，符合三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也是制造业就业弹性趋于下降格局下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国家全球产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在前两年快速增长基础上，今年头两个月的餐饮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趋势，旅游业增长超过13％，其中航空业的私人消费需求日趋旺盛。汽车销售量增加促使保有量增加，带动规模不断扩大的汽车消费服务；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快速增加，物业服务快速增长，居民大宗消费服务业进入加速扩充阶段。
　　生产性服务业更是出现了加速发展势头。在1～2月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中，生产性服务领域的投资表现更佳。其中，交通运输、仓储、邮政投资增长40．8％，铁路运输投资增长244．8％，交通运输设备投资增长53．1％，金融投资增长127．5％。这对缓解服务业发展瓶颈，消耗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实现产业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目前的突出问题是工商税务、金融信贷和经营管理环境偏紧，外部约束较多，尤其是包括软件开发和应用在内的科技研发服务，税负门槛仍然偏高，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条件不够好，行业创业艰难，市场竞争条件比不上印度等信息业成长较快的国家。要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生产性服务与工业、农业融合，增加服务领域就业机会，须全面改善服务业的工商税务、金融信贷和经营管理环境，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行业回报率。
　　
　　六、固定资产控制投资
　　
　　今年1～2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6％，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2．5％，这个增长关系是否合理?是不是可以继续判断为“投资过度、消费不足”呢?应做深入分析。按现行统计，2003年以来的投资增长一直保持在26％以上，高于1981―2005年年均21％的速度水平；2004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保持在13％左右，低于1981―2005年年均15％的速度水平，统计仍然显示“投资过度、消费不足”。但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统计口径偏差，二是消费增长趋势变化，三是净出口率变化。
　　从统计口径看，在按支出法统计的GDP中，房地产计入“投资”而不是“消费”，这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城镇居民住房作为福利进行分配的体制中是合理的，但随着住房商品化进程加快，买方和租房成为城镇居民(常住和暂住居民)主要的大宗消费开支。如果将现行统计口径进行切合实际的调整，估计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要比已有数据高2个百分点以上，2004年以来的增长速度也有可能不是13％左右，而是在15％以上。
　　从消费增长趋势看，即使按现行统计数据，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也表现出强劲势头。2004年至今一直保持在13％左右，明显快于1998年、1999年的6．8％、2000到2003年10％左右的增长水平，消费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增强。
　　从最终消费率、投资率(资本形成率)和净出口率(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之间的关系看，最终消费率由“六五”年均66．1％、“七五”63．4％下降到“八五”的58．7％和“九五”的59．4％，进一步下降到“十五”末期的54％左右，并不完全是投资率提高所致，因为1993年以来的投资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即使是近两年也没有持续超过1993年的投资率水平。实际上，最终消费率下降与净出门率上升相关。“六五”年均净出口率为-0．32％，“七五”为零，“八五”上升到0．98％、“九五”进一步上升到3％，“十五”在2％以上。这说明，在净出口率发生急剧变化条件下，投资和消费并不经常是此消彼长的，投资率不提高，消费率也可能因净出口替代、挤出而下降。当前的问题，不是内需中投 资需求挤了消费需求，而是外需挤了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调整优化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应当与调整优化内需和外需的关系结合起来。
　　今后几年，可以考虑采取“控投资、扩消费、稳顺差”的需求管理策略。“拧投资”就是要促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适当减速，从目前的26％逐渐调回到长期平均增长水平(21％)附近，但不能压到15％，如果投资“硬着陆”，急剧减速10个百分点以上，可能会造成经济衰退。“扩消费”就是要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继续促使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保持近两年的增长速度。“稳顺差”就是要控制净出口规模，对外贸易争取“略有盈余”即可，但调减顺差规模不能用力过猛，要以微调方式逐步实现，以防振荡太大。
　　
　　七、内储外储力求平衡
　　
　　当前经济形势中一个引人注日的问题是“双剩余”(国内储蓄剩余和外汇储备剩余)规模不断扩大。
　　国内储蓄规模扩人的典型表现之一是存贷差增加。门1993午实现“贷大干存”向“存大干贷”转换以来，金融机构存贷差持续扩大，近一段时间一直保持在10万亿元左右，约占总存款额的：二分之一。存贷差扩大的原闲很多，土产率提高促使国民收入形成加快和内需不足是其中两个最主要的原因。要促使“内储”向投资和消费转化，关键是增强扩人内需的政策力度。
　　1998午以来，我国先后采取了增发国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非公有制企业投资环境、增加公务员工资、取消农业税、增加农民收入、鼓励住房和汽车消费、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措施，这些措施对扩大内需产生了明显效果。今后还应出台一些新的措施，如：通过完善最低下资法，提高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提高工薪阶层的购买力；通过加快制度建设特别是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的医疗、养老、失业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解除后顾主忧，提高消费倾向，促使消费者愿意花钱；在人均收入形成加快背景下，为中高收入者拓宽个人投资渠道，改善资本市场投资环境，促进个人投资增长等。
　　外汇储备在1978年实现1．67亿美元后，到1992年前有过3次规模缩减，第一次是从1979年的8．4亿美元降到1980年的-12．96亿美元；第二次是从1983年的89亿美元降到1986年的20．72亿美元；第三次是从1991年的217．12亿美元降到1992午的194．43亿美元。自1993年开始没有下降，一直扶摇直上，到今年2月末的8537亿美元，13年扩大43倍，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经济体。从各种因素的综合分析看，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扩大趋势还将延续。外汇储备规模扩大，对增强我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在同际经济活动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都有积极意义，但其风险也在不断增大。
　　通常，外贸依存度很高的经济，外汇储备增加有其必然性。当国内收入差距急剧扩大，低收入者群体比重大，中间收入者群体比重小，大众消费不足，经济增长更多依赖外需的情况下，贸易盈余持续增加，经常项下的外汇储备就会持续增加。同时，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净出口持续增长，国内产业工人的工资不出现显著增长，这三个条件具备其中一到两个，外汇储备也会持续增加。
　　由于国家的战略利益需要，要选择人民币强势战略，这就要求人民币汇率保持中长期稳定，即使升值也要走渐进之路，不出现大幅升值后的大幅贬值，以增强世界对人民币的市场信用和信心。“渐进升值”使得人民币升值预期短期内不可能消除，这也会使资本项下盈余增加。
　　控制外汇储备规模的政策重点应当放在贸易平衡上，而贸易平衡的实现又离不开扩大内需，因为无论是增加进门，还是减少出口，都要求国内需求来消化。转化“内储”和控制“外储”，关键是持续扩大内需，促使国民消费福利最大化。
　　
　　八、通货紧缩风险增加
　　
　　2003年开始加速的经济增长，没有伴随高通货膨胀，最高的2004年7、8月CPI上涨率也只有5．3％，此后几乎是逐月下降，今年2月已经降到1％以下，越过了我们定义的“合理通胀区间”(即“价格走廊”――CPI上涨1％～5％)的卜限。持续3个月落到10%以下，我们就认为出现了通货紧缩，目前的趋势是通货紧缩风险在增加。即使国际油价上涨的影响正在向国内传递，国内投资增长加快使得投资品如钢材、氧化铝、铜等重要基础原材料的价格上涨率依然较高，但由于整个制造行业前几年投资规模快速扩大，产能累积增加，供给能力大幅提高，煤电油运紧张的矛盾明显缓解，只要继续坚持“管住货币、微调信贷”的方针，将M2和M1增长速度控制在“货币走廊”(12％―20％)中值附近，今年就不会出现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今年防控通货紧缩的直接措施是适时出台前几年没有落实到位的调价措施，如提高部分公用事业价格，特别是较大幅度地提高水价；提高城市垃圾处理、排污费用价格；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加快油、气价格形成市场化等。同时还要建立具有长远意义的粮价稳定机制，防止粮价下降。在各种调控措施的综合作用下，今年CPI上涨率可以控制在2％左右，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理想结合。
　　(责编：张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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