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揭露军改【新记《大公报》人才培养成功之道剖析】

　　摘要 《大公报》人才辈出，原因何在？本文从知人善任的人才选拔机制、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企业民主制度管理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新记《大公报》用人育人的成功秘诀。 　　关键词 大公报 人才 培养
　　
　　周恩来曾经多次说过，《大公报》的历史贡献，一是爱国抗战，二是她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人才。《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为近代108位杰出新闻工作者设立了专门辞条，其中《大公报》人占了13条，包括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杨刚、徐铸成、费彝民、范长江、萧乾、蒋荫恩、孟秋江、陆诒、彭子冈。名列《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栏中的《大公报》编辑记者有50名之多，是所有中文报纸中最多的。从《大公报》出来的像著名政论家梁厚甫、新闻教育家蒋荫盟、历史学者唐振常、著名报人及武侠小说家金庸、梁羽生等，蜚声于时，在海内外华人社会也有较大影响。
　　 “百年大公”可分为三个阶段：1902年晚清文人英敛之天津创刊时期、1926年至1949年“大公报新记公司”时期和香港版后五十年。其中在全国影响最大的，要数胡政之、张季鸾领导下的新记公司的23年，这是新闻学界公认的。人们不禁要问，新记《大公报》旗下群英荟翠，人才辈出，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时代，靠的是什么秘诀？本文仅从《大公报》善于用人培养人的角度，进行一些探讨。
　　
　　一、知人善任的人才选拔机制
　　
　　《大公报》人才济济，层出不穷，是其得以事业鼎盛的根本原因。其用人之道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1、不唯名气，不唯资历，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如继任总编王芸生，茶叶铺学徒出身，自学成材。1929年，王写文章与《大公报》辩论，引发张季鸾注意。当年夏天，王芸生向张季鸾发出了一封求职信。张季鸾亲自到王的住地方，接他进了报社。陈纪滢出身邮局职员。东北沦陷后，他利用在邮局的工作之便，为报社采写了许多独家新闻。做大公报发行同时兼职当《战线》副刊的编辑。1932年秋，他流落天津起，以邮政工作者的身份客串记者编辑长达十年，成为大公报历史上连续主编一个副刊时间最长的人。范长江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经常在各报上发表文章被看中的；徐盈、子冈、杜文思是从投稿者中被发现的；还有如当时天津《庸报》总编辑张琴南，北平《晨报》骨干编辑许君远，原法国瓦斯通讯社记者费彝民，燕京大学新闻系助教蒋荫恩，北大助教张佛泉等，都被《大公报》延揽其中。
　　2、不养圣（剩）人贤（闲）人，用人求精不求多，不称职的立即解聘。
　　3、不熬年头，不论资排辈，只要干得出色，就立即破格擢升。如徐铸成入社才三年，就由练习记者提拔为驻汉口的正式记者兼办事处主任，月薪也由30元猛增至150元。梁厚甫初当翻译时，月薪才60元，因为突击翻译希特勒的一篇演讲稿，任务完成得好，张季鸾立即下条子，把他的月薪调到100元。①
　　4、注意保护人才，文章或报道出了问题，当局者怪罪下来，老板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抵挡过去，主动承担责任。“王芸生在天津编撰《六十年中国和日本》一书出版后，一举成名。南京国民党外交部聘请王芸生为条约委员，胡政之把袁光中找到他的办公室，为他译电通知金诚夫请外交部打消聘请，不愿将人才外流。”②
　　5、注意教育和培养。总经理胡政之知人善任，对于每一个记者和编辑的兴趣和能力都很了解．因此他分配的工作，每一个人都能愉快地胜任。在分配了工作或交给了一项具体的任务之后，他就给予完全的信任，除必要的指导之外，从来不罗嗦。既没有要这样、要那样的框框套套，也没有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清规戒律，完全让你自己在实践中发挥所长，在客观条件许可的条件下自行创造。
　　 老报人曹世瑛在回忆录中说：“不怕你有九十九分短处，只要有一分长处我就能用你。就是胡的用人标准。所谓一分长处，就是对《大公报》有一分用处。只要能供给《大公报》所需要的材料，什么人他都能用。③
　　胡政之认为，已经成名的人，进来后可能干一阵子就走，所以他抓队伍建设，突出的一点，就是不太用成名的人物，而是注重选择有培养前途的新秀，给予充分的机会，让其在实践中锻炼增长才干。《大公报》一批鼎鼎有名的人物，无论是各个部门的管理干部，还是挑大梁的编辑，进大公报是时都是一些名不见经转的小人物，在报社培养下迅速成长起来。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招考练习生。一旦被录取，就进入报社进行培养，有不少人日后都成为了骨干。对于人才的使用上也是灵活多样，不拘陈法。如给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学生范长江以“旅行记者”的身份，支持他赴西北采访，一举成功；发给当时还是武汉大学学生张高峰以大公报特派记者的凭证，使其成长为著名记者，等等。
　　为了使自己有充足的后备军，报社曾选派曹谷冰去苏联采访，派杨刚、章丹枫赴美国，派萧乾赴英国，派吴砚农赴日本，通过学习和采访来提高这些青年记者的素质。有些同事在大学读书时期，就以写稿、试用等方式得到报社的接济。属于这一类的有范长江、徐铸成等。还有一些同事学历较浅，先到报社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去上学，也大力支持。
　　《大公报》在人才培养上也有特色，不是单打一的培养，而是综合培养，建设一支“编经通用”、“采编双精”的全才队伍。胡政之说，办好报馆首先是编好报纸。但光有好的版面、好的内容，如果发行不力，广告很少，事业也无法维持。因此编辑、经理两部门要紧密配合，相辅相成，才能使馆务发达起来。“我们把经理部与编辑部打成一片，传统做法是，从编辑部选拔经理人才” 。④
　　对于采编人员的培养，也是采用内外互调的办法。人员进来后先做记载，再做编辑，磨砺一个时期后，再外放各地做特派记者，工作取得成绩后，再调回编辑部任要闻编辑，并参与社评的写作。这样做的好处是，当记者时明白什么是新闻，如何采访：再做编辑，就会知道做采访的辛苦，更能判断稿件的新闻价值，处理好稿件。⑤
　　
　　二、理想人格感召和人文关怀
　　
　　《大公报》教育培育出来的新闻人才，除了精湛的专业知识和很强的业务能力之外，一般都还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敬业精神。
　　新记《大公报》三个创办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都是留日学生，他们怀着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忧国和文章报国的理想，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熏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沉闷压抑的旧中国，《大公报》切中时弊、嫉恶如仇的热辣时评，呼唤改革、建设的激扬文字，洋溢着传统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经过西方民主洗礼后的自由精神，无不深深吸引着众多的青年人，他们中的一些优秀分子纷纷聚集到它的旗下。
　　《大公报》之所以受到社会重视，是因为她爱惜自己的声誉，摈弃低级趣味，注意报纸的品位和质量。它是由知识分子精英主办的报纸，以文人论政为标榜。所谓的文人论政，其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有扶正去邪、反对奸佞、固本富国等内容，代表的是社会中的健康力量。《大公报》的这种论政既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既希望政治清明，国家富强，也要求广开言路，俯顺舆情，具有进步意义。
　　《大公报》老一辈，如总编辑张季鸾、总经理胡政之，都是潇洒、儒雅、宽厚、大度，才思敏捷、举重若轻，富有深厚民族感情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的文章风格，成为大公报的圭臬，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后继者，也风靡了他们所在的那一时代的文风。他们从小饱读诗书，有很好的文史根底?受过桐城派古文的薰陶，笔力雄健，意简言赅，才华横溢，成为青年才俊的崇拜者。
　　《大公报》老一辈的人品也为人称道。张季鸾和蒋介石的关系很特殊。蒋待他以“国士”之礼，他有知恩图报的想法。但他不沾蒋介石的光，一辈子办报不做官。1935年，张季鸾回乡省亲，蒋介石派人送一万元作路费，他拒受；1941年，他病重时，借住在老朋康心如家，不住政府的宾馆。蒋介石又赠一万元，他还是不要。他定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著名的“四不”方针，自己是信守不渝的。⑥
　　胡政之为一代社会贤达，国民党政府多次邀他做官，他都拒绝了，一生以报人自任。抗战胜利后他到南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试探他是否愿意出任行政院院长，拿洋房汽车招待他，他却谢绝了，自己跑回《大公报》南京办事处去睡帆布床。他曾言：“我与社会上层人物和达官权贵虽多交往，但只有公谊而无私交，所谈皆国内外时势大事，从不涉私，这样对于事业是有利的。” ⑦
　　《大公报》的老人是这样描述胡政之、张季鸾、王芸生等报人的工作：每日上午处理经理工作，下午参加编辑会议，评比各报内容，晚上社务，研究时事，选择社评题材，每星期还撰写几篇社评。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习以为常。“《大公报》上海?香港版创刊后，由于业务发展，头绪纷繁，投入的时间更多，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是常事。后期由于吴（吴鼎昌）的离职和张（张季鸾）的去世，胡独自掌握全局，日理万机，更几乎是以报为家。”⑧
　　尽管工作压力大，要求严格，但《大公报》也有它富有人情味的一面。
　　例如，《职员任用及考核规则》规定：本社职工不得兼任社外有给职务。一位编辑因为家庭一时困难，曾两次将采访到的新闻在传给本报的同时，也打电话告诉了《京报》朋友，从而捞点外快。后来，胡政之察觉了此事。这位记者后来回忆到：“他（胡政之）一天找我个别谈话，很关切似地说：`听说你夫人快要分娩了，家中开支要增加了。我已关照会计科，从本月起，你的薪水改为一百元。`他绝口不提《京报》的事。” 这次心照不宣的谈话，使这位记者对胡政之和大公报感激不尽倍增，在往后的日子里努力工作，最终成为大公报的骨干。⑨
　　据金庸回忆，《大公报》晚上的夜餐是免费的，不是香肠、叉烧，就是酱鸡、烤鸭，或者火腿炒鸡蛋、油炸花生米。晚班工作完毕，街上没车了，报馆会派车子把所有的编辑一个个送回家去。对他这个当年穷学生来说，多少年后都无法忘怀。当然，更打动他内心世界的还是《大公报》的精神气质，“《大公报》还有一点蛮有意思的，它上自总编，下至工人，全报馆的工作人员对外一律自称为‘记者’，就是报馆的负责人王芸生也不例外。” 港版初创，条件艰苦，年已六十的胡政之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和年轻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其人格深深感动着年轻的后辈，虽然他们相处只有一个多月，却永生难忘。⑩
　　
　　三、企业的民主制度管理
　　
　　一个单位，一个集体的管理制度，对它培养人、塑造人是至关重要的。《大公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企业民主制度，让人各尽其才，各尽其用，培养出了一批新闻业务精英。
　　《大公报》（新记）是私人股份有限公司。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集资而取得经营权。由于胡政之考察过欧洲社会，又了解日本报业上的管理，吸取先进的长处为我所用。成立“ 大公报馆股份有限公司”设常委董事会，其后又成立了监事会，是民营性质的一份报纸，体现了企业的民主管理方式。
　　胡政之曾讲过： “报纸因为是商品的关系，所以竞争性很厉害，一方面是人才的竞争，同时也就是资本的竞争。” 他反对报馆为一人所占有，他说：“中国人常有一个坏习惯，就是往往把一件事情看成一个人的，我们应该把事业弄成民主化，大家来负责”。
　　1946年，在上海对长期为大公报工作的编辑、经营、工厂有特殊贡献的员工增予劳绩股权，同时还制定年薪制度，依其在大公报工作年限长短核定年薪等级。服务年限越长，应得年薪越高。赠送劳绩活动一共进行过四次，获此殊荣者共27人。这些骨干成为了报社的股东，从而将自己和集体的利益捆在了一起，安心工作，积极进取，为报社的发展尽心尽力。
　　“新记”大公报人事体制很有特点。例如，编辑经营人才拉通使用，总编辑兼副总经理，总经理兼副总编，这个传统一直保留下来。这样有几个方面的好处：第一是主管者对编辑业务和经理业务都了解，有助于互相配合；第二是编辑部出身，人脉关系多，公关能力强，第三，做广告不仅限于登报，还需要沟通的技巧和新闻采访的技巧等。大公报有一个传统做法，就是主管行政业务和经营工作的人，必须先到编辑部训练，必须先学习当编辑、记者，所以，它的经理副经理都是选用编辑部的骨干担任。这样做可以沟通编辑经营两部，相互照顾，避免隔阂；使编辑部随时了解业务情况、经济情况，并使编辑部的意图在经营中得到贯彻。11津沪渝港各版的经理李子宽、金诚夫、王文彬、费彝民等，无一不是先在编辑部工作一个时期，而后调动到经理部负责的。
　　胡政之是学法律的，因而在人事管理上制订一些规则、公约、办法，把雇佣关系上的问题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在人才录用管理方面，报社制定了《大公报社职员任用及考核规则》，其中包括六项考核标准、三项奖惩办法。在职工福利方面也有四条规定（恤养金、子女教育补助、医药补助费、婚丧补助费），这些制度始终都得到了贯彻。1944年1月，《大公报》同人福利委员会成立。9月，还通过了《大公报社旅费支给规则》。
　　大公报能经久不衰的办下去，首先在管理制度上是民主化的、以人为本的经营方式。例如职工福利制度，胡政之创建了养老保险诸基金，专款存储，使职工不忧老病死亡，照章程分配红利等措施，这在旧中国是十分少有的。他对员工讲：“大公报是一个大家庭，又是新家庭。”。他认为：“办报是社会事业，是为公众服务的。”他主张大公报“不以赚钱为目的，一切开支自给自足”的办报方向。
　　为了增强内部凝聚力，报社非常关心员工的生活，很重视提高员工福利待遇。工资比较稳定高于其他报社。此外还规定，凡是职员父母整寿或丧亡，本人整寿、婚嫁、及子女婚嫁，报社都要赠送相当与本人两个月工资的补贴。员工平时遇到生活困难，可以借钱，只要要求合理，都能满足。12
　　与此同时，还制定了《大公报社职员薪给规则》，“薪给主要由五项构成：月薪、特别费、年终酬劳金、年资薪。其考核范围，除一般工作分量、工作能力和工作成绩外，特别有一项”服务年资“。这是借鉴日本企业的做法，意在鼓励员工终身为报社服务。13
　　1936年9月1日，津沪两馆分别举行复刊十周年纪念会。两馆员工服务满十年者共38人，各获金质纪念章一枚，全体员工每人获铜质纪念章一枚。为了奖励员工创造性的工作，对有突出成绩的员工，报社还要放“红包”。表彰内部工龄10年、20年、30年以上的老职工。报社经常举行旨在提高员工参与集体活动、增进身心健康、增强内部凝聚力的各种文娱、体育活动及业务进修。还组织了同仁福利委员会，成立消费合作社，聘请了医药顾问，免费为员工及家属治病。报社就像一个大家庭，上下之间，同事之间和睦相处，都愿意为报社的发展尽自己的力量。
　　《大公报》用人育人的成功之路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爱国主义和民主精神。新记《大公报》虽然成为历史，但他们所坚持的探索理念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注释
　　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23页。
　　周雨主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55、56页。
　　曹世瑛：《〈大公报〉与胡政之》，《中华文史资料文库》，1996年。
　　高集：《忆我的姑父张季鸾二三事》，香港《大公报》，2002-06-17。
　　徐百柯：《民国那些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
　　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23页。
　　徐铸成：《报海旧闻》，44页。
　　傅国涌：《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
　　周雨主编：《大公报人忆旧》 ，23页，199页，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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