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_国际金融危机一周年述评

　　 　　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宣告破产倒闭,由此掀起了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在过去一年,金融危机就像一场瘟疫,在全球蔓延。世界各国在这场危局中苦苦挣扎,“救市”呼声激荡全球。在过去一年,人们对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金融体系等进行了深刻反思,对美国金融发展模式提出了诸多质疑。一年之后,站在新的时点上,有必要对这场金融危机进行回顾与反思。
　　
　　得益于经济刺激方案,
　　世界经济复苏快于预期
　　
　　在百年难遇的巨大金融风暴面前,世界各国似乎从来没有这么一致行动过。美国、欧洲、日本以及发展中国家在这个特殊时期,都在穷其智慧刺激经济以摆脱危机。多国央行同时宣布降息,让人不得不惊叹: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危机面前也可以表现出全球一致性。美国几乎要公开摈弃奉行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原则,推出了789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向濒临危机的主要金融机构不断注资输血;欧洲则打响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融危机联合“反击战”,各国出台的救市方案资金总额累计超过2万亿美元;日本边战边看,出台了多次经济紧急对策,动员资金超过75万亿日元;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彰显无遗,推出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计划,并制定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和地区所采取的财政、货币和金融应对政策是前所未有的,共同构成了一项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全球经济刺激计划。
　　得益于当今各国史无前例的政策能力,世界经济已有非常明显的复苏迹象,并且这种复苏要好于预期。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在过去几个月中经济运行总体上好于预期;以中国、韩国为代表的其他亚洲国家经济复苏形势更是走在了前面,其中中国第二季度GDP增长率达到7.9%,全年有望实现超过8%的经济增速。IMF将世界经济复苏预计时间提早了一个季度,2009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超过半数企业家认为世界经济已经回暖,都表明人们对世界经济已经重拾信心。现在看来,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经济能否复苏,而是引致经济复苏的经济刺激政策何时退出。其道理在于,持续的经济刺激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一样可怕。因此,各国政府在政策思路上需要逐步由如何刺激经济增长向如何防止潜在的通货膨胀上转变。
　　
　　新兴经济体崛起,
　　难撼世界经济传统格局
　　
　　金融危机暴发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深陷危机旋涡,而经济基本面相对稳健的新兴经济体则表现不俗,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2008年11月G20华盛顿峰会开幕式的午餐会上,一反常态的左右主宾位置安排似乎就暗示着以中国、巴西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国际地位有所提高。从华盛顿峰会到今年4月的伦敦峰会,G20这一1999年便已成立的松散经济团体从幕后走向了台前,成为了新兴经济体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一个主要平台,大有取代G8之势。在新兴经济体中,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被称之为“金砖四国”,成为金融危机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亮点。6月16日“金砖四国”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了领导人会晤,首次在没有西方发达国家参与下探讨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兴起和合作,是在经济和发展模式方面对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一次挑战,而且正在向政治方面发展。应该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了信心和希望。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西方经济主导的传统格局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其原因在于,除了综合实力仍然明显落后于西方外,即便是在经济上新兴经济体都尚未成为经济发展的独立引擎,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还不够大,即使块头最大的中国目前总产值也仅占全球GDP的6%,远远低于美国。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尽管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仍保持一定的扩张势头,但仍无力抵消美欧经济衰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出口萎缩相当严重。加之其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着制度欠缺、收入差距过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等诸多不确定性,要想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独树一帜实在困难重重。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军事后盾、科学技术、货币金融体系等方面的巨大优势,西方发达国家依然牢牢操纵和控制着规则的制定,新兴经济体要与之抗衡还显得底气不足。因此,虽说改变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是合理的,但这一改变不是光靠某一单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就能简单决定的,而需要整体综合实力的质变去改变。只有当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发展到足以完全改变世界经济力量对比时,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方能真正实现。
　　
　　弊端暴露无遗,国际货币
　　体系改革任重而道远
　　
　　此次金融危机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一系列严重弊端,包括美国利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几乎可以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缺乏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IMF对美欧几乎不具备监督和约束的能力,等等。自危机暴发以来,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开始对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批评和反思,要求改革现行体系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其中“金砖四国”的声音最为响亮。今年3月份,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创造一种“可保币值稳定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来替代美元;在“金砖四国”峰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各国领导人也承诺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使其体现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应当承认,这些声音给美国等发达国家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在一些问题上不得不更多地考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意志了。虽然如此,必须承认的是,由于美元强大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且已经形成了市场的自发选择,短期内对于美元体制的改革将会非常困难。
　　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争得一席之地的紧迫性,从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发展阶段来看,也确实到了应该考虑这一问题的时候。在战略上,我们非常明智地将务虚与务实紧密结合起来,一边大声疾呼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一边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与加强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不管是与多个经济体签署数千亿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还是推出跨境贸易人民币试点结算城市,都表明中国在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并做好了长期的准备。相信,随着人民币在区域以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将逐步改变全球货币金融格局。或许,这一轮金融危机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最重要影响就是人民币的崛起。
　　
　　政府干预加强,
　　尚未摈弃新自由主义
　　
　　此次金融危机所造成破坏的深度和广度让人始料未及,一个个昔日金融和商业巨擘接连倒下。美国政府为了拯救这些“大得不能倒”的巨无霸,使用了非常规手段――国有化。2008年9月16日,美联储宣布向美国国际集团(AIG)提供850美元的高息抵押贷款,条件是美国政府获得AIG79.9%的股权;随后,以购买优先股的方式,美国政府向花旗、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富国银行等金融机构注资达450亿美元;为拯救通用汽车,美国政府同样开出了国有化的药方。英国也采取了相同的应对手段,并成立了英国金融投资有限公司,专门管理政府在部分银行的持股。这些做法显然与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所一向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市场运行的理念是相背离的,新自由主义的教条遭到了颠覆。
　　应当看到,美国之所以这样救市,是在危机临头的时候,美国政府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不得不考虑的选择,并不意味着美国将摈弃新自由主义,政府强力干预并没有使美国走向社会主义。美国的“国有化”与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政府只是注资并参与监管,而并非由政府来参与管理。在渡过了最初阶段的困难之后,那些被政府注资并受到相应约束的金融机构几乎不约而同地怀念起自由经济的好处来,纷纷要求归还政府注资,赎其自由之身。在美联储进行“压力测试”之后,包括美国运通、高盛集团、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等10家银行提前归还了总额高达683亿美元的联邦金融援助款;近期美国最大商业银行美国银行和另一家银行巨头富国银行均计划归还政府援助,以摆脱政府对银行运作的控制。从中可以看到,自由市场与私人资本不仅是美国经济的灵魂,而且作为一种价值观深深植入了美国人的意识和潜意识中,新自由主义不可能被国家主义彻底取代,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会值得所有国家反思,政府与市场之间也将重新妥协。
　　
　　穿上商业银行的外衣,
　　华尔街“投行”依然昂首世界
　　
　　2008年3月17日,始建于1923年的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轰然倒下,被摩根大通以低价收入囊中。这只85岁高龄的“大象”走得并不孤独, 五个多月后的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重蹈贝尔斯登的覆辙,在深陷绝境而求援无助的情况下宣告破产倒闭,次贷危机最终引发了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海啸。紧随其后,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两大投行获准向商业银行转型。至此,华尔街最负盛名的五大投行全军覆没,独立投行模式宣告终结。一直以来被世界各国奉为楷模而学习的美国金融发展模式开始受到各方质疑,唯美国金融发展模式马首是瞻的景况偃旗息鼓。
　　比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投资银行业是因为1929年的大危机而产生的,而在当前这场金融的大风暴面前,喧闹了近80年的华尔街又回到了没有独立投行的时代。混业经营与分业经营到底孰优孰劣,又一次考验着人们的思维。现在看来,我们依然不能做出肯定的判断。其实,不管是混还是分,抑或混分并存,都不是最关键的。混业有分散风险的能力,分业有灵活高效的优势。最关键的是,金融监管能否跟上金融创新的发展,能否有足够的监管手段和风险管理渠道。不过,就目前态势而言,金融业将暂时回归到以银行为主导的模式下,以渡过流动性紧缩的这段艰难的时期。
　　(9月21日《金融时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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