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院墙”的福利院]院墙围栏

发布时间:2020-03-20 来源: 散文精选 点击:

  睡了一夜,乡村醒了。淡淡的雾霭在村子上空缭绕,很柔、很轻。   老人像往常一样打开栅栏门,走出院落。一床被褥的一头系着绳子,被拴在门外的大树上。被褥里裹着一个婴儿,不难看出又是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的。孩子躺在泥地上睡得喷香,小脸冻得痛红,满是泪痕。翻翻被褥,一个字,一封信,一样物件也没有。
  2008年6月27日。
  在安徽颍上县到阜阳市的102省道110公里处,老人抱着婴儿站在树下,努力朝远方张望着。什么也没有。
  627,就叫这个名儿吧。老人对着怀里的婴儿笑笑,笑容落寞而沉重。
  老人名叫王家玉,是这个院子的主人。
  实际上,这个院子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称呼。王家玉自己叫福利院,有人叫孤儿院、养育院,也有人叫它孤残聋盲学校,孩子们则把这里叫做家。
  在这个简陋甚至有些败落的大杂院里,至今生活着232个孤儿:100个健全孩子加上132个不能自理的病残儿。
  
  养五个是养,养六个也是养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篮球大小、凹凸不平的泥地操场,操场两边修建了一排排平房。孩子们四散在大院里,各自寻找着自己的欢乐。
  健全孩子在教室上课,智障孩子能动弹的就在院子里玩,仅有的一个篮球架和跷跷板涌满了人,而瘫痪的孩子只能呆在屋里了,看不太清画面的电视机就是他们的宝贝。迷宫一般的平房分布着几十间护理室,每个护理室睡着四五个孩子,一名护工24小时监护着。成年的重度脑瘫儿专门集中在了一个二楼的大房间里,不让出来,看护他们的是两位男护工。这些孩子不分轻重,有些还有攻击行为,他们喜欢向外张望,却无法参与操场上的嬉戏。然而,孩子们看上去,几乎都是快乐的。
  这个为孩子们遮风避雨的“家”,是从王家玉的一次街头偶然开始的。
  1994年,王家玉去颍上县城去办事,看到路边有个流浪儿,正在垃圾箱翻东西吃。孩子上身仅裹了一块大布条,头发满是泥土乱草,他瞅着孩子可怜,给买了俩烧饼。结果,他在前头走,孩子在后面跟,直接就跟到家了。王家玉放不下,干脆领家里了。反正自己有了五个病孩子,养五个是养,养六个也是养。
  这是王家玉收留的第一个孩子。孩子名叫潘典龙,当时才6岁,父母双亡,无依无靠,流落街头半年多。潘典龙大了,王家玉送他学了汽修,现在已经是个自食其力的壮小伙儿了。那以后,只要遇到无家可归的孩子,王家玉就把他们带回家。从1994年到2003年,这么着往家领了190个。
  王家玉的祖母信佛,父母信基督,他自己是天主教徒。接济比自己还弱小的人,是这个家庭素来的传统。王家玉年轻时家里穷,30岁才结婚,没想到妻子怀孕时得了癫痫病,于是,大女儿生下来就严重智障。接着,二女儿,轻度智障;三女儿,轻度智障;四女儿,中度智障;五女儿,聋哑人。王家玉其实没想生这么多,妻子总觉得对不住他,想着给王家添个健全人能传宗接代。那时也没计划生育,生就生了。
  这是被全村人歧视的一个家庭,王家玉带着六个病残女人,眼泪和打掉的牙都往肚里咽。为了养家糊口,他学会了做木工。起早贪黑,办了全村第一个家具厂,1994年,成了全村第一个万元户,后来慢慢扩大规模,又生产骨灰盒,销路很好,到了2003年,成了远近闻名的百万富翁。
  随着财富增长的,还有孩子的数量。他心甘情愿的把厂房变成了院舍,让他的全家和工人,成了护理员和厨师,福利院初具雏形。2004年,这个穷县发了大水,淹了房子,王家玉只想着救他190个孩子,结果存放骨灰盒的仓库一夜之间成了汪洋大海,损失达60万。腰缠万贯的富翁变成了“负翁”,但是孩子们还是要吃要喝。王家玉满街去借钱、米、面、油,跪下来给人磕头讨要。实在没钱用的时候,他甚至去借高利贷。一分五利的,二分的也有,最高的三分利,欠了人家22万。问银行,银行不借,养猪养牛都借,养这些孩子就不借。60多岁的老人家四处奔走,又有冠心病,一次,在匆忙中王家玉不慎摔伤了脊椎,至今行动不便。
  也就在这一年,当地媒体报道了王家玉的事。有人捐款捐物来了,不过几个月里就渐渐消失,而一直没有消失的,甚至意想不到的是:家门口几乎每天都有被抛弃的孩子,而且都是最惨最重的病残儿童。孩子就被绑在树上,或是用包裹挂在铁门上的。这些孩子不仅有些来自邻近地区,有些甚至来自上海、河南、江西。
  他的福利院,成了没有“院墙”的福利院。
  
  斯是陋室,教育得兴
  
  起初只想着怎么养活这些孩子,时间一长,很多问题都暴露了。有些小孩在进来之前有些不良习惯,比如小偷小摸、打架什么的,进来后时有发生,而且早年收养的孩子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教育是迫在眉睫的事。他们不仅要学会做人,还要学会一些生活技能。只收养不培养,那就是耽误孩子的前程。
  而拥有150多万人口的颍上县,却没有一所专门接收盲、聋哑、智障儿童的特殊教育学校。那些全日制普通学校,因为这些孩子中的大部分都是残疾,甚至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表示没有能力接收他们。更何况,哪来的钱呢?
  1999年,王家玉开始在大院里筹办学校。三十铺中学的退休老校长孙学顺是第一个到“学校”报到的老师。
  1999年,62岁的孙学顺从三十铺中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王家玉听说这个消息后立即找到了这位有着多年教学经验的老校长。老校长知道王家玉的想法后,放弃了几所私立学校优厚的聘请待遇,主动来到院里,帮助他办学校,同时把学校的基本章程确定下来。
  他们在几间大房子里,用砖块、木板搭了低矮的课桌椅,改造出了教室。教室有了,却没有老师。王家玉又四处奔走,看到老师就求他们过来,随后以300元的月薪陆陆续续聘请到了十几名退休教师。
  学校还真的办了起来。王家玉自己命名的“颖上县孤弱聋盲特殊教育学校”现在已经覆盖小学教育,成效很好,就是英语课请不到老师,只有过来支教的学生断断续续教过,难以坚持。特教班、聋哑班,广播站、网络室等也建了起来,形成了集养护、医疗、康复、教学、工作为一体的模式,不过,都还比较粗放。
  为了提高特教班的教学水平,他硬是从紧张的经费中挤出一笔钱,送老师去师范大学专门进修特殊教育。
  一年级教室的后面,是聋哑孩子的教室,孩子们在画画,墙上贴着几张画好的水彩,美得让人心痛。因为他们之中,已经有人被扬州选去当了玉雕工人。孩子们充满希望,学得很刻苦。那些有智力障碍的孩子,也有专门的老师,但他们所学的,不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刷牙洗脸洗脚,让他们最大可能生活自理。
  为了给孩子们办户口、办学籍、采办学习用品,王家玉常常拖着不便的双腿徒步进镇上县。他丢下了自家的一切,甚至连身患重病的妻子也难以顾及。自己的5个女儿陆续长大成人,惟一未嫁的小女儿 也已经20多岁了,四女婿现在是福利院的新院长,女儿们则在院里帮忙,和其他杂工一起,为孩子们洗衣、做饭、洗澡、护理,另外还负责教聋哑孩子手语功课。
  
  孩子睡卧铺,“爷爷”睡地上
  
  护工大多是从附近村子请来的好心的妇女,老人们是放弃了家里的劳动,来这里帮忙的。护工平均每人照顾三四个婴幼儿,常常放下了这个、又抱起了那个。
  这么多孩子,王家玉得操多少心?他不愿多说自己受累的事,还是护工告诉我们,“都是残疾的孩子,如果不捡来,就都死了。北京有家医院说能为孩子免费治疗,我们就上北京,我们吃面条,有点肉丝,王家玉就吃点榨菜、馒头。他说你们吃吧,我就是受罪的命。买票呢,他买了卧铺给孩子和我们,他自己睡在地上。我的眼泪哗哗淌,我讲,王兄弟,你不能这样,我长那么大,没见过人这么受罪。”
  收养的孩子们都叫王家玉“爷爷”,王家玉提起他的孙子们就来精神,“别瞧着我这些孩子痴傻、残疾,其实他们很懂事的,有时让大人都汗颜。”
  妮妮是2006年被王家玉从派出所领回来的流浪儿,没有人知道她多大,也没有人知道她家在哪儿。这个孩子从不轻易说话,只会怯怯地看着周边的人。王家玉考虑到妮妮可能因为长期在外流浪,经常受到欺负,才时常表现出惶恐,对外界保持着警惕。于是让护工们私下对妮妮多照顾一点,让她慢慢解开心结。2个月下来,妮妮愿意讲话了,并开口叫“爷爷”了。现在,已是个活蹦乱跳的姑娘。
  “想爸爸妈妈吗?”“不想。”“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要我了。”
  王家玉年纪大了,老病新病一起犯,前些日子天天输液。孩子们又几个一班轮流看护老人,小胳膊小腿地忙前忙后送饭送水,“心里酸酸的,但很欣慰”。一天见不到孩子们,王家玉就忐忑不安。每天晚上11点,当孩子们熟睡后,王家玉还要到寝室去巡视一遍,像慈母一样为他们掖好被子,摆正枕头。
  21岁的韩文娥在18岁时罹患骨癌截了肢,曾经一度消沉。是朋友告诉她有个福利院需要人手,让她来试试。与孩子们在一起,韩文娥又找到了人生的方向,现在她是福利院的副院长,她想一直干下去,接好王院长的班。
  
  鸡蛋是唯一的荤菜
  
  “窗户上的玻璃只有半块,摇摇欲坠,早上起来,身子下面是黑压压的一片小虫子的尸体。”一位到福利院支教过的上海大学的学生日记里这么写道。
  这里的房子几乎都是危房,门窗很少有完好的。现在是夏天,盖上纱窗勉强度日,到了冬天,只能换一层塑料布,北风嗖嗖地钻。有些教室里的“桌椅”就是砖头垒叠而成,低矮而潮湿;黑板则由一块刷上黑漆的木板充当。
  孩子们的“寝室”大多是不足8平方米的低矮小屋。几棵树,几条绳,就成了简易衣架。而王家玉自己的屋子是以前的浴室,冬寒夏热,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小桌子,几乎没有别的东西。
  中饭时间到了。铃声一响,孩子们端着盆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吵吵嚷嚷,却秩序井然。打好饭,有的在食堂吃,有的回寝室,也有的就蹲在墙根快活地吃起来。口渴了,嘴对着水龙头,咕噜噜就喝了。
  一个馒头,一份青菜,一碗稀饭,虽然很简单,孩子们却很满足。小家伙们胃口好得很,这让王家玉又高兴又担心。吃饭只能吃饱,好就不能保证了。光是白面,每天要吃掉近200公斤,鸡蛋是唯一的荤菜,并不常吃到。
  对王家玉自己而言,是心太软,一步步把自己带到了今天的境况。王家玉希望能靠自己的力量,把工厂再办起来,以便更好地照顾孩子。可是现在,骨灰盒积压了近2万只,因为档次太低,他又没有资金更新改造生产设备。
  教师、护理工、医生、管理人员,加一起近60人,再加上孩子们最基本的生活、学习和基本医疗,最最节省,每月至少要花去五万元。县里已经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给每个孩子每月145元生活补助,能基本让孩子吃饱肚子了。但是,这笔钱并不能保障学校的持续运转。孩子大多是残疾人,生病吃药、教育、学校修缮、扩建……太多事,都需要老人不停地操心。一旦他支撑不下去了,很难说什么组织或个人,愿意扛起这个巨大的负担。
  有人动员他去“活动活动”,即到外地搞募捐,或在外地接受现金、物资捐赠等,都被他断然拒绝了。老人担心的是,自己出去“活动”可能会被坏人钻了空子,打着学校的旗号行骗。为此他坚决不允许学校的教职工或是孩子们出去活动。福利院唯一的收入就是社会的自发捐助。
  自从有了低保和捐款以后,王家玉组建了一个审计委员会,统一监督和管理各种开支,每天的开支都记录在案,每月在网站公开账目。这位淳朴的老农民并不懂得什么高深的现代财务管理方法和流程,他管钱的办法非常简单实际:不管花什么钱都要大家共同商量,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很多人同时在场。如果学校要买菜,那就去三四个人,如果要买花销更大的建材等,就派六七个人,大家互相监督。
  然而,说风凉话的人不少。有人说王家玉是自找的;有人说他是个骗子,收养孤残孩子是为了卖钱,为了出名,为了供自己和家人享受。王家玉从不去辩驳。想收养孩子的,从政府孤儿院领走要付一大笔收养费,而从王家玉这里领走孩子,只要政府有关部门开证明,一分钱不收。
  他所盼望的,是他的这些孩子,都能有个好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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