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新贵凶猛]动物凶猛表达了什么

　　新贵凶猛 　　新一代青年凭什么像上一代那样,对社会充满理想主义的期待,社会必须给他们一个理由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意识到一个风云际会和充满创造力的转型时期的到来。那时的大中学校学生会和共青团活动,经常会唱响一首激情满怀的歌曲――“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那一代青年在苦闷中也蕴含对未来的向往。郭京毅、张玉栋、许满刚、刘伟、邹林一干人等,生逢其时,而且智力超群,成为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80年代初期,他们进入中国最好的大学。其中,郭、张二位是北京大学法律系同学。
　　那时,他们这样的人才轮不到去基层。郭京毅和张玉栋同时进入了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简称“外经贸部”)。此后,郭玉栋曾公派英国留学,回国后在外经贸部所属的“长城律师事务所”任职――这是转型期的中国特色,国家部委自养律师。随着时局的变化,张玉栋成立了他的“思峰律师事务所”,设址在与商务部隔街相望的长安街大楼。这是1998年。
　　也是在这一年,郭京毅当上了外经贸部条法司投资法律处处长。郭、张体制内外合作犯案的框架初步形成。后来的事实表明,到2008年被逮捕的时候,这一帮人利用国家部委权力职能部门的职权,联盟作案已10年。亦即用了正好差不多20年的时间,这一帮时代的幸运儿练成了货真价实的乱臣贼子。
　　被捕两年后的今年5月12日,身为“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的郭京毅以受贿845.09万余元罪行一审被判处死缓(已上诉)。窝案的其他6名被告也已相继被一审宣判判处12年徒刑等。《财经》报道的此案的专题称他们的合作作案为“新贵之盟”。他们出生普通人家,因为智力优胜和良好的专业背景而成为国家中坚。然而,正是他们顺利地结成了“腐败联盟”。
　　郭京毅几乎参与和主管了20多年来的外资法律法规的起草和修订。但他却以实际行动践踏着这些法律。他们的犯罪逻辑链条是:身为国家干部的精英分子们,把合法行政的路子封堵,再把行政审批权(包括非法许可)“卖给”体制外的合作者――律师们,后者充当掮客,从而实现里应外合,收取钱财,共同分赃。
　　只要权力寻租的大门洞开,寻求突破法律的“生意”就会主动上门。一串境内外著名企业赫然在列。声称“一生都不会做这些事情”的李嘉诚先生下属的公司,也不免两次分别以50万美元的“咨询费”,通过张玉栋律师,突破“外资在境内不能同时设立一个以上的投资性公司”等审批原则。而身为“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副司长”的邓湛先生,就大大方方地从中领取了“属于自己”的170万人民币“咨询费”。其中,黄光裕先生曾经不假律师之手,直接把钱送到郭京毅手上,看起来,这一块缺乏法律技术含量的“短板”拉低了郭京毅窝案的“作案水平”。
　　这一帮腐败精英是多么踌躇满志地踏上了腐败的轨道。1998年,邓湛就开过这样的“玩笑”:说要成立一个“村委会”,自己任“村长”,郭京毅做“副村长”,张玉栋任“会计”――负责管钱。张玉栋的“思峰律所”成立,即向政府机构人员允诺5%-15%的“好处费”以“开拓案源”。对于郭京毅和邓湛二位“联盟中心”的人物,张律师开出的价码是按“咨询费”的30%与10%“提成”。与此同时,郭、邓的官阶在升迁。
　　当然,乱法实质上并不可以真正以法律的名义。例如,在“国美并购永乐案”中,郭京毅甚至吩咐有关公务员:“听证会尽快开,记录要写得好点,对国美公司不利的少记一些,有利的多记一些,尽快结束审查。”在已经实施《反垄断法》的2007年,国美并购了销售额排名第三的永乐。这样的行政形同剪径,应该跟任何教育背景无关了。可是,善良的百姓怎么会想到,在堂堂国家部级衙门,会有这样龌龊的勾当。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这个社会正日益被“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主持,而他们的腐败行为正日益使人们精神疲劳。在郭京毅窝案一审宣判时,几乎没有引起舆论的重视(新闻热点太多了,就在此案宣判的同一个月,富士康的工人接连“给自己判死刑”,孩子们在学校门口接连被砍杀,人们似乎腾不出精力)。
　　此时,我想到正待走出校门的新一代青年,他们凭什么像上一代那样,对社会充满理想主义的期待,社会必须给他们一个理由,让他们不迷茫不困惑不失望,并对社会公正和秩序抱有基本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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