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的直销可靠吗? [叶永烈记录的中国航天秘史]

　　 　　2008年金秋，“神舟七号”就要遨游太空，中国宇航员迈出重要的一步――穿上舱外航天服走出飞船，进行太空行走，这将为中国在太空中建立太空基地做好准备。 　　我不由得回忆起五年前难忘的一幕……
　　2003年9月29日，我刚从北京回到上海，就被东方卫视“抓住”，邀请我出任该台“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特别节目”嘉宾。
　　就在那些日子里，上海卫视准备更名为东方卫视，雄心勃勃要成为中国电视新亮点。这样，东方卫视决心要以自己制作节目为主。他们的新动作之一，就是聘请了中央电视台名牌主持人方宏进担任总策划。他来到东方卫视之后，推出的第一档节目就是“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特别节目”。
　　这一特别节目是由新华社和东方卫视联合推出的，所以东方卫视的消息格外灵通。东方卫视的一位负责人全华早在9月30日就告诉我，新华社将在10月10日这天发布“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即将上天的公告，“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特别节目”也就在这天开始。由于这档节目新闻性极强，所以不是录播，而是直播，嘉宾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位资深的航天专家。
　　新闻最讲究时效性。10月10日，东方卫视要我在中午就赶到那里“待命”，因为他们只知道新华社的新闻在下午发布，但是不知道几点钟发布。为了能够跟上新闻的节拍，东方卫视在附近一家宾馆开了房间，要我在那里休息、静候，以便一旦得知发布时间，在“第一时间”内赶到演播室。
　　终于得知新华社公告在下午6时发布。我和三位航天专家在下午5时半应邀进入演播室。方宏进刚刚理了发，西装革履，跟昨天直播前与其沟通时那副随意的样子全然不同。
　　将近6时，我们盯着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果真，一到6时，播音员就播出新华社的公告：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负责人10月10日在此间宣布，中国将于10月15日至17日择机进行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这位负责人说，执行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神舟五号”飞船将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飞船环绕地球运行十四圈后，在预定地区着陆。经过严格训练、选拔和考核，担负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梯队已经组成，并完成了综合性演练。目前，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6时3分，新华社公告全文的打印稿送到方宏进手中。
　　新华社公告发表才过了半小时，“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特别节目”就开始直播，第一次就直播了一小时。这么快的反应，当时是全国其他电视台所没有的。
　　在直播时，三位航天专家负责解答航天技术问题，我主要介绍中国航天史以及世界航天历史。节目中选播了我的新著《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中的部分老照片，引起观众莫大的兴趣。观众普遍反应：哦，原来我们国家这么早就着手训练宇航员！
　　方宏进在上海头炮打响。在节目播出过程中，观众反应非常热烈，提出许多关于载人航天的问题要求回答，东方卫视的热线电话都给打爆了！
　　直播节目刚刚结束，我就听见大楼里一片欢呼声。所有的东方卫视工作人员都为“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特别节目”首次直播的成功而兴奋，为荧屏上首次亮出东方卫视标志而高兴。
　　东方卫视节目播出之后，上海电视台闻讯，派人赶到我家，又做了一档关于《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的节目，在新闻节目中播出。
　　10月12日出版的上海《新民周刊》以六页篇幅选载《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
　　本报讯“神舟五号”的发射，意味着中国人开始迈入太空，意味着继前苏联、美国之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具备载人航天能力的国家。新出炉的《新民周刊》独家刊载著名作家叶永烈二十四年前受命进入中国航天训练基地的所见所闻，图文并茂，材料翔实，记录下中国飞天人鲜为人知的一段重要史实。
　　与此同时，香港的《亚洲周刊》也以大篇幅转载此书并发表报道《叶永烈新书目击中国航天历程》。《深圳商报》以整版篇幅介绍这本新书。山东《齐鲁周刊》派记者专程前来采访。
　　10月15日是“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的日子。一大早，东方卫视来电，要我立即赶去。“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上午9时发射，东方卫视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特别节目”也就同时开始直播。这次特别节目进行了一小时十分钟才结束。
　　中午，上海教育电视台来车，接我去作“世纪讲坛”讲座。
　　
　　
　　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社发了专电
　　
　　围绕《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这本书的成书过程及它与“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幕后故事，我也接受了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上海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采访。
　　16日，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胜利返回。清晨，我打开电脑，就从网上见到中国新闻社记者应妮为《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的出版发出电讯。15日深夜的采访，一早就见诸网络，信息时代神速的传播，真是往昔不可同日而语。
　　本来，介绍一本新书，通常只是一条出版消息而已，但是中国新闻社记者应妮的电讯，用了出语惊人的标题：《杨利伟们是中国首批航天员吗？叶永烈披露秘辛》。在举世瞩目的杨利伟胜利返回的时刻，居然对“杨利伟们”提出质疑！中国新闻社从北京发出的这一电讯受到广泛的注意，全国各地的转载率非常高。这篇报道摘要如下：
　　当人们为中国第一“太空人”杨利伟的成功返回而欢呼时，当他所属团队一共十四名宇航员被此间部分媒体称为“中国首批宇航员”时，今天发行的一本名为《飞天梦》的书，却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说法：中国首批宇航员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诞生。
　　一向自称“旧闻记者”的著名作家叶永烈另辟蹊径，以《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为题，同时配合四百多张照片，图文并茂地讲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航天史，从而成为独家报道。
　　他在书中披露，“早在1971年5月，中国宇航筹备组就已成立，着手选拔宇航员，计划在1973年年底发射‘曙光一号’载人飞船。当时，选拔宇航员的工作严格保密，以‘体检’的名义进行，从上千名歼击机飞行员之中，选拔出了十九名宇航员。”“然而就在中国载人航天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当年的‘九一三’事件，使空军成为‘批林运动’的重点。中国宇航员的选拔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中国发射‘曙光一号’飞船的计划也因此搁浅。”
　　另一耐人寻味的情节是：有如前苏联先于载人航天把小狗送上飞船，中国也曾于1965年在安徽用生物火箭把小狗送上太空。书中二十多幅彩色照片记录了当年如何训练小狗适应太空环境、生物火箭的制造和吊装、小狗的上天和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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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知中国已经成功完成载人航天的消息，叶永烈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说这是老一辈科学家们的夙愿，也是中华民族百年梦圆。
　　17日，新华社从北京发出记者刘江的电讯，标题是《叶永烈的“飞天梦”――穿梭于幻想与现实之间》：
　　16日，就在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返回的当天，叶永烈的新作《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也开始面市。理想与现实在这一刻结合得如此完满，这令叶永烈非常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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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年前，叶永烈受命担任影片《向宇宙进军》的编导。1979年2月，他在上海拜会了“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由于钱学森的亲自批准，叶永烈得以率摄制组，进入中国航天训练基地拍摄《向宇宙进军》的第三辑《载人航天》。这部影片记录了中国载人航天的重要历史。
　　这段经历使叶永烈产生了记录中国航天史的愿望。他把与钱学森的谈话做了七千多字的笔记，在以后数年中，又多次在航天系统进行采访、收集素材，甚至还多次到美国参观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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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社都为《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发了电讯，这表明了一个新的理念：当你的作品“与时俱进”，紧紧追赶时代的重大新闻，也就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犹如重锤擂在响鼓上。这种新理念叫做“出版跟着新闻走”。从作家的角度来说，也就是“创作跟着新闻走”。
　　
　　我刚刚松了一口气，香港明报出版社总编辑潘耀明（彦火）先生以及邝素媚小姐看了《亚洲周刊》，决定出版香港版《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一书。于是，我忙于修改、补充工作，两天之后便以特快专递寄出全书的香港版光盘。与此同时，明报出版社也全力以赴，预先设计了封面以及版式，而且编好有关杨利伟的十六页最新图片，以便以一星期的速度推出香港版。由于香港版是在中国首次载人航天成功之后出版的，所以书名加了两个字，变成《飞天梦成真――目击中国航天秘史》。香港《明报》和《亚洲周刊》，刊登了《飞天梦成真――目击中国航天秘史》一书的大幅广告。
　　在“飞天”的日子，虽然忙碌，我却过得非常充实。这是永远难忘的历史性的日子。作为一个作家，能够与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共呼吸，我感到兴奋和自豪。
　　
　　钱学森约我谈话
　　
　　我着手写《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这本书，是在“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前两个月。
　　写作的起因，当然是“神舟号”飞船一次又一次飞向太空，中国人千年“飞天梦”即将变为现实。内中的直接原因，却是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的来访。
　　那是2003年8月10日，两位不速之客从香港来到上海我家。他们是香港无线电视台的编导和摄影师，前来采访。平日，我家也常是记者们光顾的所在。记者们来访，要么谈文学创作的体会和见解，要么谈最近出版的纪实文学新书。然而，这一回香港电视记者采访的话题却与众不同，他们要我谈当年是如何进入“禁区”――中国航天训练基地的。他们说，办理前往那里采访的申请，已经快一年了，至今没有下文。不仅是他们无法进入那神秘的“禁区”，就连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同样未能获准。据报道，“那里有重兵把守。如果有人企图偷看或拍照，警卫会‘很客气’地请他们立即离开”。
　　香港媒体向来有一根敏感的神经。自从1999年以来，中国一连四次成功地发射“神舟”号无人飞船，中国宇航员“登天”已经指日可待，成了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当然也引起香港媒体的高度关注。香港无线电视台也加入了“抢新闻”、“抢镜头”的行列。知道我二十四年前曾经在那个戒备森严的中国航天训练基地采访了半个月，香港无线电视台对我进行了详细的采访。
　　我曾经担任电影编导达十八年之久。1979年，我忙于拍摄大型科教片《向宇宙进军》。就科教片而言，通常每部的放映时间是十分钟至二十分钟，《向宇宙进军》长达一个半小时，确实是一部大型科教片。
　　我接受任务之后，前往北京，到主管部门――第七机械工业部进行采访。第七机械工业部的前身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是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制机构，成立于1956年10月8日，院长为钱学森。1965年1月4日，第七机械工业部成立，钱学森为副部长。在第七机械工业部，我进行了许多采访，观看了他们当时收集的大量的美国、苏联的宇宙飞行纪录片。
　　1978年10月9日，第七机械工业部致函文化部，对于我拍摄《向宇宙进军》一片表示“积极支持和配合”。
　　《向宇宙进军》分为《飞出地球去》、《卫星的应用》和《载人航天》三辑。
　　对于前两辑，拍摄的问题大体上都得以解决。问题最大的是第三辑《载人航天》。第七机械工业部只是表示“我部所有的国外影片资料，可以大力提供”。也就是说，这一辑是在第七机械工业部“大力提供”的“国外影片资料”的基础上编辑而成。
　　当时，第七机械工业部送给我一批内部出版的《载人航天》杂志，让我看了《小狗飞上天》等内部参考影片。我得知，在1968年4月，中国成立了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在进行载人航天医学工程研究的同时，已经开始进行选拔和培训宇航员的工作。我不愿根据第七机械工业部“大力提供”的“国外影片资料”七拼八凑编出第三辑《载人航天》，而是希望实地拍摄中国航天训练基地如何训练中国宇航员。对此，第七机械工业部表示“定不了”，必须请示国防科委。
　　1978年12月13日，我完成了题为《空间科学》（后来根据钱学森意见改名为《向宇宙进军》）的拍摄提纲。按照惯例，我在完成《空间科学》拍摄提纲之后，将它寄往主管部门――第七机械工业部科研局审查。
　　我没有想到，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看了《空间科学》拍摄提纲，并约见我和摄制组主要创作成员谈话。
　　
　　那是在1979年2月23日，我忽然接到钱学森秘书柳鸣的电话，说是钱学森来到上海，约我一谈。当天晚上，我如约前往上海延安饭店。柳鸣领着我来到楼上一间会客室，我刚坐定，穿着一身军装的钱学森就来了。我有幸零距离目击这位中国“航天元帅”的风采。他摘下军帽，露出宽广丰满而白净细嫩的天庭，书生气质。一双眼睛，射出睿智的目光。虽说他出生在上海，由于三岁时便随父亲前往北京，所以满口京腔。他谦逊地自称“笨人”，“对艺术外行”，却对影片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
　　钱学森说，影片的开头应该表现中国古代对太空的美好幻想：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立轴上的月亮、太阳、神仙，到嫦娥奔月神话、敦煌飞天壁画。在历数古人的飞天之梦时，钱学森还建议，这一组镜头最好以古筝配上中国古典乐曲……其实，学识渊博的钱学森也颇通艺术，尤其是音乐。他当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读时，曾是校乐队的主力圆号手，何况他的夫人蒋英是留学奥地利、德国的女高音声乐家。
　　钱学森告诉我，“航天”一词是他首创。他把人类在大气层之外的飞行活动称为“航天”，是从航海、航空“推理”而成的。他说，最初是从毛泽东主席的诗句“巡天遥看一千河”中得到启示。他还提出了“航宇”一词，亦即“星际航行”，他在《星际航行概论》一书中详尽地论述了行星之间以至恒星之间的飞行。如今，如果说“航宇”一词对于普通百姓还有点陌生的话，“航天”一词已经是家喻户晓了。
　　我当时最感棘手的是影片的第三辑《载人航天》。虽然我知道中国早在1971年就开始秘密选拔宇航员（亦即航天员），但航天训练基地是处于严格保密的所在，无法进去拍摄，所以我只能准备采用美国和苏联的载人航天电影资料。出乎意料的是，钱学森说，那个航天训练基地属于国防科委主管，他支持我们前去拍摄。钱学森一锤定音。
　　钱学森非常健谈，一口气谈了两个多小时。从那以后，我与钱学森有了多次交往，有时在北京国防部他的办公室，有时在他家中。每一回去北京送审影片，他总是亲自看，一边看一边谈意见，而我则坐在他的旁边作详细记录。
　　正是由于钱学森的亲自批准，1979年3月上旬，我得以进入中国航天训练基地采访。1979年3月21日，我完成了《载人航天》电影剧本。4月，我率摄制组前往中国航天训练基地进行拍摄，这是媒体第一次进入这个富有神秘色彩的地方。当时，中国航天训练基地负责人陈信非常重视《载人航天》影片的拍摄，组织了专门的班子接待我们，配合拍摄。
　　
　　发生意外事件
　　
　　《向宇宙进军》一片顺利地拍摄完成。按照规定，《向宇宙进军》一片要经电影主管部门――文化部和科学技术业务主管部门――国防科委、第七机械工业部的共同审查。
　　当时，影片完成一辑，送审一辑。我请钱学森审看样片。
　　记得有一次，我在影片中用了一个中国火箭发射失败的长镜头，从发射直至落地爆炸，为的是想说明掌握空间技术是一条很艰难的道路。钱学森看了之后，坚决要我剪去。他强调说，这些镜头只宜作内部参考，不适宜于公之于众。
　　还有一次，我用了一个中国火箭在发射时的尾部镜头。钱学森看了，就对我说，当尾部的喷火口一露出，马上就把镜头剪掉，跳远景镜头。他告诉我，内行人一看尾部的喷火口，就会知道动力有多么大，这涉及机密。我遵嘱剪掉了。
　　
　　钱学森对解说词也很注意。看完影片，还向我要一份解说词，细细推敲一遍。
　　在钱老的关心下，我终于得以完成影片《向宇宙进军》──这是我在电影制片厂所完成的最后的一部影片。此后，我离开电影制片厂，成为专业作家。
　　《向宇宙进军》虽然全部完成，但是在当时只公映了前两部《飞出地球去》和《卫星的应用》，但是很遗憾，第三部《载人航天》就在公映前夕，发生了意外事件，致使这部影片遭到严重挫折，未能公映……
　　记得，当摄制组在中国航天训练基地完成拍摄之后，我从北京回到上海，经过剪辑、配解说词、配音乐、混录，完成了《载人航天》影片的双片。所谓双片，其中“一片”是影片，另“一片”是磁带。在影片审查通过之后，这才把双片合二为一，印制成电影拷贝。当时，《向宇宙进军》的前两部，即《飞出地球去》和《卫星的应用》已经审查通过，印出电影拷贝。
　　1979年10月下旬，我去北京出席第三届全国文代会，同时带了《载人航天》双片办理审查手续。11月2日，我在国防科委放映了影片《载人航天》，钱学森、国防科委和第七机械工业部领导审查了影片。他们表示，影片内容不涉及机密，原则上通过，对个别科学性上的差错作修改之后，即可公映。
　　回到上海之后，我对影片《载人航天》作最后的科学性上的修改。就在这时候，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准备创办一份新的杂志《科学生活》，创刊号定于1980年1月出版。杂志的负责人李敦厚正在为创刊号缺乏“重磅”文章而发愁，得知我拍摄了《载人航天》，便说“重磅”找到了，要我赶写一篇《载人航天》拍摄散记。考虑到《载人航天》影片已经审查通过，所以就在1979年11月15日，赶写了《访我国宇航训练员》一文。由于我已经为《科学生活》创刊号写了《高士其从美国到延安》以及另外两篇文章，所以这篇文章就署笔名“肖勇”。
　　1980年1月10日，李敦厚到我家，告诉我一个令我惊讶的消息：明日上海三报要就你的《访我国宇航训练员》发消息。他所说的“上海三报”，是指《解放日报》、《文汇报》和《上海科技报》。当时上海的报纸不多。“上海三报”就我的文章发消息，这是很大的“新闻动作”。李敦厚笑道，这么一来，《科学生活》打响了！
　　翌日，我见到上海《解放日报》以大半版篇幅全文转载了我的《访我国宇航训练员》一文，还配发了两张剧照。《上海科技报》也全文转载了我的文章，发表两帧剧照。最为醒目的是上海《文汇报》，在第一版发表了五幅《载人航天》剧照，加上《中国宇航训练员生活片断》的标题。《文汇报》在这组照片之侧的显要位置，发表了报道，那标题具有新闻震撼力――《我国宇航员振翅欲飞》！
　　虽然就报道本身而言，不过是介绍《科学生活》创刊号的内容，但是这标题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因为《解放日报》和《上海科技报》的标题都是称“我国宇航训练员”，而《文汇报》标题不仅是称“我国宇航员”，而且还“振翅欲飞”呢！据说，这标题是《文汇报》在编稿时为了“更加醒目”而加上去的。
　　不管怎么说，上海三报以如此强力的声势报道《载人航天》一片，给读者的印象确实就是“我国宇航员振翅欲飞”！上海三报的报道，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许多外国通讯社发出急电：据上海“肖勇”先生透露，中国宇航员“振翅欲飞”！
　　据说，美联社作了报道，《美国之音》也播出了这一消息。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赵兰英打电话给电影制片厂的领导，说是看了这些消息很高兴，准备转发“肖勇”的文章《访我国宇航训练员》。赵兰英知道“肖勇”就是叶永烈，便打电话给我。另外，英文版的《北京周报》、《中国建设》也来电话，要求转载“肖勇”文章。一时间，许多记者打电话要求采访，内中还有美联社记者，要找“肖勇”先生采访。当时，中国尚处于改革开放之初，厂里一听说美联社记者要求采访，就显得很紧张，连忙挡驾，让电话总机接线员告诉美联社记者说：“肖勇先生出差去了！”
　　《参考消息》、《大参考》转载了外电报道：中国宇航员“振翅欲飞”！美联社的报道还上了内参。据说，邓小平知道了，说道：“牛皮吹出去就让他吹出去吧，吓唬吓唬他们也好嘛！”
　　不过，媒体的这一番炒作，却再度引发中国高层对于中国宇航员要不要“振翅欲飞”的争论，亦即对于中国整个载人航天计划的争论。
　　记得，钱学森在第一次跟我谈话时，就曾经透露，中央对于载人航天有着很大的争论：有人说，宇宙火箭是烧着人民币上去的；还有人说，地球上的事情还管不过来，月球上的事情暂时放一放……
　　这也难怪，毕竟中国当时还很穷，总是要把有限的资金先用在国计民生最迫切需要的地方。
　　苏联在1957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1961年加加林飞上太空，只用了四年时间；美国在1958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1962年格林飞上太空，也只用了四年时间。中国是在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按照苏联、美国的速度推算，应当在1974年左右把中国的宇航员送上太空。
　　实际上，中国在1971年就着手从一千多名歼击机的驾驶员中选拔了十九名，准备作为宇航员进行训练。当时还设计了“曙光一号”飞船。然而，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九一三”事件，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作为林彪死党受到审查，空军成为“批林”运动的重点，而那十九名“准宇航员”都来自空军，政治运动迫使“曙光一号”计划搁浅。
　　1975年，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表明中国掌握了回收技术，已经具备条件把宇航员送上太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载人航天重新被提到日程上来。中国又开始训练宇航员。正因为这样，在1979年4月，我们才能够在中国航天基地拍摄了训练宇航员的诸多场面。
　　然而，我的那篇拍摄散记，经过媒体这番炒作，惊动了中国高层。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不是不想搞载人航天，而是考虑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百废待兴，只能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国计民生最紧迫的项目，那“太空”上的事不得不搁一搁！
　　
　　国防科委奉命向中共上海市委发了电报，同时又向文化部发出“80技字第465号”公函，指出：“该片（指《向宇宙进军》）第三集（指《载人航天》）所拍摄的中国航天训练基地的有关镜头，给人印象好像是我国目前正在奋力搞载人航天，造成错觉。这与党中央对我国空间技术发展的方针不相符合，和新闻宣传口径也不一致。”
　　不言而喻，国防科委对《载人航天》影片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我明白，在发生外电转发我那篇《载人航天》拍摄散记事件之后，国防科委在寻找“理由”，不让影片《载人航天》公映。《载人航天》一片，根据审查意见在科学性上作了稍许改动之后，双片重新送北京审查，原本可望迅速通过并公映，却因媒体的那番炒作而最终使影片以“不符合新闻宣传口径”的理由打入冷宫。
　　这样，《向宇宙进军》原本是三部曲，变成了“二部曲”。
　　《载人航天》双片被国防科委扣留，从此杳无音信，至今下落不明。
　　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也因此停滞了多年。当时，甚至要撤销中国航天训练基地，拆除训练设备，由于钱学森的坚决反对，这才得以保留下来。
　　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直到1992年才在中国经济有了迅速发展之后重新启动。
　　
　　用废胶片编成的新书
　　
　　《载人航天》是我离开电影制片厂所编导的最后一部影片。我一直为这部影片没有得以公映而抱憾多年。
　　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在采访中，向我再三追问影片《载人航天》的下落。他们很希望在中国第一个“太空人”上天之际，能够在香港公映这部见证中国载人航天历史的不可多得的影片。我被他们执著的精神所感动。
　　我打了许多电话，追寻《载人航天》双片的下落，追寻《载人航天》底片的下落。由于第七机械工业部已经撤消，当年经手《载人航天》双片的智峥、刘永齐等有关人员不知去向，无法查找《载人航天》双片。后来曾经听说可能保存在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保密片库，我托人去查找，也未能找到。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查找《载人航天》底片。电影底片是“老母鸡”。因为即便是找到《载人航天》双片，倘无底片，也无法印制电影拷贝，而如果找到底片，即便没有《载人航天》双片，我也可以用底片印一份正片，然后重操导演旧业，重上电影剪辑台，剪出一部《载人航天》影片。我也可以重配影片解说词和音乐，完成一部《载人航天》双片，然后套底，迅速印制出大批《载人航天》电影拷贝。
　　《载人航天》的底片保存在上海电影技术厂。我向上海电影技术厂查问底片的下落。他们明确答复，在底片记录本上，已经查不到《载人航天》。按照上海电影技术厂的规定，一部电影如果在十年之内没有套底出片，他们就会把全部底片销毁，不然底片仓库无法容纳那么多的底片。上海电影技术厂的答复，使我深感痛心。《载人航天》的底片被销毁，意味着当年的辛勤劳作付诸东流，意味着一部记录中国载人航天历史的珍贵影片被无情地抹掉！
　　在万般无奈之际，我忽然记起，当年在剪辑《载人航天》影片的时候，我留下了许多剪余的正片。那是按照电影厂的工作习惯，每个电影镜头的头尾都要剪去一部分。这些剪下的碎片，通常作为废片烧掉。我却喜欢收藏这些剪下来的画面，觉得毁于一炬太可惜。这样，我在家中找到了二十四年前收藏的《载人航天》的许多正片。由于我在收藏正片的盒子里放了干燥剂，所以所有正片都保存良好，经历了那么多个江南黄梅天而无一霉点。
　　面对如此丰富的历史画面，我决心编选一本以图片为主、讲述中国载人航天历史的图书，以“焦点新闻，独家报道”为特色，书名定为《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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