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鸣啸失落的一代 潘鸣啸,为“失落的一代”立传

发布时间:2020-04-04 来源: 幽默笑话 点击:

  革命理想与失落反思   第一次见到潘鸣啸(Michel Bonnin)是在三联书店的一个新书见面会上,书的名字叫《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读者提问环节中,有人说当初看书总以为作者是个中国人,上网看到照片后以为是个混血或者少数民族,见到真人才知道原来是个地道的法国人。皆因书中对这场运动的描写过于详实,以至于读者很难相信这是出自一个外国人之手。
  2011年年初,大陆的读者看到了这本书的简体版,可关于这项课题的研究,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开始了。
  1968年5月10日,法国,潘鸣啸加入了声势浩大的巴黎学生革命,当时的他信仰马克思主义,迷恋法国古典哲学、萨特和印度宗教、毛泽东,渴望把戴高乐赶走,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实现直接民主。他跟着学生占领了巴黎的剧院,接着让女朋友站在自己的肩上,将悬挂着的法国国旗拿了下来,把蓝和白撕掉,只留下红的部分。3天后,过百万法国人走上了街头,整个巴黎处于瘫痪状态,街上没有汽车和警察,潘鸣啸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巴黎大街小巷,感觉这里已然是解放区。
  过于浪漫的革命在政治上最终以失败告终,戴高乐解散了国会,举行了全国选举,由于当时法国人在思想上并未实现统一,选举结果是,大部分人选择了戴高乐。在告别理想化的马克思主义后,潘鸣啸以及同代人对青春期的选择进行了反省,后来看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才发现斯大林的制度还不如戴高乐的。
  同年12月,中国,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城市社会和经济生活陷于停顿,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于是,“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此后的10年时间里,有将近两千万城镇青年被下放到农村。那时潘鸣啸已经开始学习中文,并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国文化充满了兴趣,但由于当时中国的封闭,了解这个神秘国家的惟一途径是来到香港。
  1971年至1976年,出于对法国革命的失望,潘鸣啸到香港半工半读,开始接触从中国内地偷渡来港的知青以及他们创办的《黄河》杂志,他们讲述了知青的亲身经历和悲惨遭遇。一开始,根据政府的宣传,他们都以为贫下中农是非常有理想的人,到了农村才发现,农民只关心吃饭问题。同时知青之间也产生了恶性竞争关系,包括互相告状,甚至还有贿赂和女知青主动献身村干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回城。这些故事使得这位1949年出生于法国的“知青同龄人”大为震惊并深受感动,自此对知青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做他们的口述史。
  1978年,他和法国的记者朋友合作出版了较早关注中国“上山下乡”运动的《20岁在中国农村》,引起不小反响。自此,潘鸣啸放弃当代儒学再评价的博士论文课题,转而集中研究“上山下乡”运动。
  潘鸣啸开始收集和研究在中国通过公开渠道传播的各种官方文件、报刊杂志、知青文学以及西方学者的研究著作,对阿城、梁晓声、张承志、芒克和北岛等有下乡经历的作家进行采访。除了知识分子,他也曾尝试约访当时身在其位的官员,例如前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曾编写过《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的顾洪章,不出意料,顾很客气地拒绝了。
  1989年4月,潘鸣啸博士论文的要点在知青作家韩少功主编的《海南纪实》杂志上刊发,这是在中国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具有独立见解的有关知青的论述。2004年,论文的单行本在法国出版;2009年,其中文繁体字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经过一番努力,简体版也得以在大陆发行,并有极小程度的修改,惟一的遗憾在于法文版里的很多图表,由于怕中国读者看不下去,做了删减。而原始数据的积累都是潘从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和社科院里的年鉴和省志里搜刮来的,好友刘晓萌说,“也只有你这个老外有耐心去整理这些数据。”
  西方学者在“上山下乡”运动研究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曾是美国学者伯恩斯坦(Bernstein)和德国学者史查平(Scharping),他们研究的时段分别是1971年至1973年和1955年至1980年,两位学者都认为减轻城镇就业压力是这场运动最主要的动机。但潘鸣啸的研究显示,“那10年间共有1400万人招聘进城,其中600万是知青,800万是农民”,“在那期间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城乡劳动力大交流,双方都涉及至少800万人”。因此,潘鸣啸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有4个动机,分3大类: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及消除社会分工)、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及强化毛泽东的领袖魅力)、社会动机――积极的(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消极的(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
  潘鸣啸的研究结论摒除了传统西方学者过于依赖数据分析,忽视中国国情的方法,他认为如果单纯用简单的经济利益来解释这种反文化反教育的政策,肯定是本末倒置的,因为一个建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上、崇拜领袖的国家,知青运动的发生绝不可能由单纯的经济因素决定。
  作家张抗抗曾在此书的书评里写道:“以革命的名义所推行的强大思想操控、使个体在集体意志下彻底丧失自我,是知青一生中最恐怖的记忆,那是比付出荒废学业、奉献青春、牺牲个人前途的惨重代价更为巨大的精神损失。”
  也许是出于中法同代人相似的“革命理想”与后期的“失落反思”,潘鸣啸数十年如一日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更多是源于内心的激情和道义,他在与学者崔卫平的访谈中曾经谈到:“我觉得他们(知青)也像我们一样,开始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后来就离心了,完全开始追寻民主法制,民主法制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和这一代人同路,完全平行,跟这一代有很多共同语言。”
  扉页上,他写下了“谨以此书献给中国所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并引用了舒婷的《一代人的呼声》:
  ……但是,我站起来了,
  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
  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
  能把我重新推下去。
  潘鸣啸最新的职务是清华大学中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采访当天,他搭乘早高峰地铁过来,为了10分钟的迟到连连道歉。为了配合摄影师,在寒风中待了将近半个小时。这样一个随和的人,很难从他身上找到当年革命者的影子,可你却无法忽略他的韧劲和理想主义情结――他承担的本该是由中国人完成的工作。
  当年的知青已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潘鸣啸的下一个研究课题锁定了他们的下一代,这个对父辈苦难经历知之甚少的群体,更多地是被要求实事求是地谋生,安分地做人。
  
  “上山下乡”运动是彻底失败的
  人物周刊:你所采访的一些作家是如何看待理想的?
  潘鸣啸:像王小波就说,我一辈子没有那么诚恳,一辈子也没有那么傻。但像梁晓声就比较肯定他们当时的理想,因为他们的经历是比较特殊和无法想象的,他们知道中国的基层是怎么样的。大部分的知青都跟我说,如果他们知道这只是几年的锻炼,他们很乐意接受,但问题是那个时候没人知道可不可以回城,而且事实证明他们在农村是个负担,因为在农村劳动力已经是多余的,尽管有些知青可以当赤脚医生、会计。
  人物周刊:你在书里提到,就连最模范的人也并不愿意留在农村?
  潘鸣啸:对,因为你当时必须在口头上表决心自己愿意一辈子扎根农村,这样才有回城的可能,这是非常虚伪的,就是所谓的以德甄选的机制,通过政治表现来评判一个人,结果反而滋生了更多的虚伪。这里面也有毛泽东提到的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有很多出身不好的人相信可以通过再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自愿下乡,可后来发现,无论表现如何,还是会被歧视。所以70年代的年轻人的精神面貌是非常消极的,不是失望就是投机。
  人物周刊:毛去世以后,这场运动为何并未结束?
  潘鸣啸:华国锋当时还在坚持,因为他要忠诚于领袖。领导层也觉得不能让这些知青一下子都回城,因为会给城市的就业带来很大压力。1978年底有个工作会议决定农场的知青不能回城,他们听了以后就闹得非常厉害,他们写血书、罢工,还有绝食、绝水的。中央于是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各地的农场,尤其是云南,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人下跪请求回城,而且那个时候是“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百姓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代表团回去之后反映了问题,但并没有公开决定,可实际上1978年知青回城潮已经开始了。
  人物周刊:这对城市有冲击吗?
  潘鸣啸:有些人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这场运动,事实上政治的因素是最主要的,这是我这本书的一个结论。我研究了1970年代末的人口统计数字,其实当时是在中国历史上,包括直到现在,最多年轻人到就业年龄的时间,而这个时候反而有大批的知青回城。当时有大概两千万的城市失业青年,所以政府被迫出台新的政策,包括可以让退休职工的孩子顶替自己。1979年我第二次来北京,跟1977年的时候很不一样,当时街道上有很多年轻人在做小生意,这在以前是不允许的,这种压力给了中国一个机会改变经济政策。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晚年毛泽东?你书里提到他是魅力式领袖。
  潘鸣啸:他一辈子都是靠政治运动,他是一个打仗的领袖,他不喜欢正常的经济发展,因为他不擅长,他权力的基础就是政治斗争和打仗。他有非常强的权欲,希望中国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他一辈子都不是一个被承认的高级知识分子,因为他在北大只是一个图书管理员,可能受了很多歧视,所以他一辈子都讨厌知识分子,觉得念书没有用。他跟他侄儿毛远新说了,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人,连马克思主义都只能念一点,不能念太多,这种思想也是“上山下乡”的一个基础。
  人物周刊:“上山下乡”对于年轻一代已经很遥远了。
  潘鸣啸:父母认为孩子不理解自己的遭遇,他们受了很多苦,也不希望回忆,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可是父母受了很大影响,他们教育孩子也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去教育,比如毛泽东不让他们念书,但他们回城以后却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所以我在书里提到,“上山下乡”运动是彻底失败的,毛泽东的初衷和最后的结果是相反的,他要知青变成大公无私的革命接班人,但他们在农村学到的却是实事求是和保护个人利益,而且这影响到了下一代,以至于知青一代不鼓励孩子有理想。但我认为每一代年轻人都必须有理想,甚至是幻想,没有这些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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