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通变观的内在关键论

　　内容摘要：通变理论是《文心雕龙》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在“通”与“变”的关系上，研究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其最主要的根源是对通变的关键把握有所差异。“变”和“通”是密切关联、不可分割的，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循环往复，持续螺旋状前进。通变之关键应立足于这样的整体脉络，进而得出，通变篇主旨之关键不仅仅在于情与气，而且还在于情与气的关系，情是气的基础，气是情的延续。
　　关键词：通变 革新 情 气
　　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通变》篇是其理论体系性中十分重要的篇目，其全面论析了文学“通变”这一问题，这在中国文学理论史应该是第一次。这一问题是《文心雕龙》一条主线。也是刘勰在四论（包含文史论、风格论、文体论、创作论）中自始至终所链接全书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此外，更是刘勰批评作家作品的一个衡量标准。
　　一.综述
　　以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为例，截止到2018年2月20日，篇名含有“文心雕龙”的学术论文共计《文心雕龙》学术论文3479篇，其中硕博论文195篇，篇名含有“通变”60篇，硕博论文4篇，系统论述“通变”理论内在关系的还很少，《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学者对其中“通变”篇的理解或主旨存在争议，梳理诸多学者的基本观点，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通变”复古说，自清代纪均开“复古”之先河，后有黄侃、范文澜秉承其思想，虽然这三位学者的观点在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不同，但其主旨均为复古说；第二类是“继承与创新”说，马茂元最先提出此观点，于一九六一年，将“通变”阐释为继承与发展。此后，周振甫等学者步其后尘，吴予敏对《通变》从总体上把握，并提出三点：“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可推导出有关艺术形式因承和创新关系的命题；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推导出继承传统和艺术独创的关系的命题；矫讹翻浅，还宗经浩，可推导出创作原则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的命题。三层概念连带三个命题形成了刘韶文学通变观的基本骨架。”[1]22樊德三、姚文放等学者以历史的观点对“通变”理论进行仔细考察，并对“通变”观的渊源及其影响进行深入探究。此外，一些学者以“革新”为立足点对“通变”重新阐释，但最终还是回归到对“继承与创新”的根本关系中来，虽然在这些学者在某些方面有些分歧，但就继承与创新的宗旨没有变，这些学者主要有：苏爱民、钟文华、刘军政、王运熙等，这为“通变”的理解提供了一条与第一类不同的观点；第三类是“变与革新”说。提出并从事这一主张的研究者以《周易》为参考依据或体悟载体，从词源学的视角重新阐释“通变”的基本含义，并对“通”与“变”进行词源分析，认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与《周易》中的“通变”具有趋同性，重点在“变”这个字上，“变”即“革新”。这一观点学者主要有石家宜、王少良、蔡钟翔、詹福瑞、高文强等，通过研究、考究并分析，认为刘勰也是从《周易》中得到启示，借助《周易》“通变”观阐发并运用到文学理论领域，所以诸多学者认为刘勰本人在“通变”观中也是主要革新的。其中詹福瑞在论证《周易》的“通变”时，对该词进行了对比和归纳，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通变”的核心是因时而变，主要强调了刘勰的宗经主张与向古人学习是解决让“文变永久”的关键所在，其根本点仍然在“变”上。祖保全的《略论〈文心〉的常变观》对《文心雕龙》的“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三大部分进行说明：“全书常变结合，变中有常的思维方式。”[2]191但是就这个“变”是如何通过“通”这个基础环节，达到“变”这一目的的呢？这是根据文学的发展，先后传承则为“通”；日新月异的变化则为“变”，“通”“变”结合则为革新。其四，主张“会通适变”，童庆炳认为，“凭情以会通意在强调作家对于古代的作品不要照搬照抄，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感体验与古典作品中的情感进行交流对话，在情感交流对话中加以借鉴。”[3]126
　　二.“通变”词源
　　“通变”这一词的来源，诸多学者认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来自《周易》中的《易·系辞上》载有“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其蕴涵的意义是穷尽卦爻变化并且可以进一步预测未来就称之为占问，若通晓事物的变化并且有所行动就称之为做事。《周易》中曾多次出现“通变”一词，如《易·系辞上》：“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易·系辞下》：“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等。“通变”一次最基本的含义是变化，这种变化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变易；二是不易；三是简易。从而可以看出，通变最基本的含义是通达，通则变。在文学艺术研究中，如何做到通变呢，那就不外乎要征圣、博学、宗经了。《文心雕龙》中的“通变”篇包含四部分：一是“通”和“变”的必要性；二是魏晋以前历代作家作品的发展情況，切入“通变”这一主题，并进一步阐明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关系，继承和创新同等重要；三是列举枚乘、司马相如等五家作品沿袭的情形，论述“宗经”思想；四是讲通变的方法和要求，提出必须结合作者自己的气质和思想感情，来继承前人和趋时变新，文学创作才能有长远的发展。《文心雕龙》中的“通变”篇对后世影响深远，钟嵘《诗品》中关于体裁部分，明显受到刘勰“通变”影响，空海的《文镜秘府论》和刘知几的《史通》也深受影响，此外，曾国藩《经史百家杂抄》、姚永檏的《文学研究法》、姚鼐的《古文辞类纂》、蒋伯潜的《文体论纂要》、薛凤昌的《文体论》等涉及体裁论的内容皆受其“通变”篇的影响。
　　三.通变内在关键
　　在《文心雕龙》中，刘勰依文体论的体例，即文学体裁论，每一篇都具有四个环节分别为“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四个环节对文体的性质和规定具有限制和包容性。刘勰对各种文体的研究，重要的不是教会如何写作，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阐释文体写作纲领的重要性及其要点，并对从事文体写作的作者提供可供选择的写作途径，以及要遵循的写作原则，这些是对“通变”理论中的“通”这一词的详细阐释。再进而对文体写作者做出有效的引导，依据个人的情商，才气来编纂构思，构思即创新，既有继承的因子，又有自身变革创新的因子，这正是体现了文辞气力的“变”。这里要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通变”篇的关键在哪里呢？黄侃在注释“先博览以精阅”这句话时，认为“博、精两字最要，不博则师资不广，不博则去取不明，不博不精而好变古，必有陷泞之忧矣。”[4]133范文澜则认为：“窃案‘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二语，尤为通变的要本，盖必情真气盛，骨力峻茂，言人不厌其言，然后故实新声，皆为我用，若清厦气失，效今固不可，拟古亦可憎也。”[5]527童庆炳比较同意范文澜的见解，并认为“‘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的关键，还不在于‘会通’与‘适变’这两个词，而在于刘勰所加上的‘情’与‘气’这两个词。”[6]128可以看出，童庆炳通变的关键界定在情和气上，其情表现在从文体自身的文字之美体会情感之美，即审美体验，融入到自己内心仔细揣摩，通过自身的文学修养来达到对诗词的真正理解和真正感悟其中的意境之美。其气就是要求文体写作者在继承和创新之时，也要遵循一定的规定，这个规定就是具有丰富的文学修养和自身独特禀赋，以此继承前人的优点，创造自己的新作品。我们进而理解这个“通”，其实就是对客观事物或事件的过去与现在进行有效连接，对现在和未来之间进行继承的延续，在这一点上过去、现在和未来具有同一性。“通”就是对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有效的连接，不让其中断，而“变”则是在这一连接中寻求变化，变有变化，变通等义，指当代写作与前在文学的非同一性，非连续性，指当下的创造性。我们进而可以推导出“变”和“通”是密切关联、不可分割的，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循环往复，持续螺旋状前进。但是，刘勰《文心雕龙》中“通变”篇中的“变”不是随意的标新立异，而是在“通”的基础上的变。同时要以“变”补“通”，以“变”纠“通”，以“变”救“通”。要通过“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和“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达到真正意义上的通变。刘勰在一些文体论和《风骨》篇、《物色》篇等文章中也不时地论及“通变”，如《议对》“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诠赋》“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这里的通变也涉及到审美情感。《风骨》篇云“洞晓情变，曲昭文体……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词奇而不黩”，《物色》篇云“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从中可以看出，情在通变中的基础作用，所谓的变是通过气在情的基础上产生的。
　　综上所述，通变之于通，要以情动通，之于变，要以气染变，情是气的基础，气是情的连续。所以，在文学创作共时性上要以气染变，这样不但有所革新，而且会在情的基础上对革新有进一步的突破；在历时性上，要以情动通，这样不但有所继承，而且会在气的连动上有所沉淀，达到通与变自如转换，才能创作出真正意义上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1]吴予敏.文律运周通变恒久[J].《文心雕龙》美学研究片论，2004（5）.
　　[2]詹福瑞.中古文学理论范畴[M].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
　　[3]童庆炳.《文心雕龙》“会通适变”说新解[J].河北学刊，2006（6）.
　　[4]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6]童庆炳.《文心雕龙》“会通适变”说新解[J].河北学刊，2006（6）.
　　（作者介绍：罗丹，郑州成功财经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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