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如山,处世如水:说《诸子喻山水》

发布时间:2018-07-01 来源: 幽默笑话 点击:


  内容摘要: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是中国士人为人处世的信条。仁是为人的境界,知(智)是处世的典范。为人如山,处世如水,既是道德修养,又是行动指南,不变的是如山,变的是如水,仁者稳重不迁,故无忧,智者与时俱进,故不惑。
  关键词:仁者 智者 山水情怀
  《诸子喻山水》(上海高中语文课本第三册),汇集了孔丘、孟轲、老聃、韩非、管仲和孙武等人对于山水的有感而发。其中孔子说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篇第六》)最能契合中国士人为人处世的理念:仁是为人的境界,知(智)是处世的典范。依照宋人朱熹的解释: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四书章句集注》)
  为人处世,为人在先。仁是为人的道理。孔子教学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弟子中德行最高的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和仲弓。孔子称赞颜渊:“贤哉,回(回,颜回,字子渊)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篇第六》)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不可预测并掌控的事情,然而只要在精神上超乎悲喜忧乐,达到平和静穆的境界,心性自然会和谐。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论语·里仁篇第四》)不仁的人不可以长久地居于穷困之中,也不可以长久地居于安乐之中。换言之,仁者才可以长久地居于穷困之中,也可以长久地居于安乐之中,如同颜渊。所以“仁者安仁”(实行仁德使人安,不实行仁德心便不安)。智是处世的变通。因为“水无常形”(《孙子·虚实篇》),所以处世也应不滞,因时因地因人而变,不变的是不能因此离开了仁,所谓“知者利仁”是也。聪明人利用仁,因为他认识到仁德给他带来长久而巨大的利益,所以他便实行仁德。“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篇第四》)住的地方,要有仁德这才好,选择住处,没有仁德,怎么能是聪明的呢?择居如此,择友、择邻和择业等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篇第八》)孔子赞扬史鱼(卫国的大夫史 ,字子鱼)和蘧伯玉(卫国大夫,名瑗):“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有德者)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政治黑暗就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这就是智,但无论政治清明还是黑暗,为人都应该像箭一样正直,这就是仁。
  于是既通达事理又安于义理(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就成了中国士人为人处世的信条,当然在信奉这样的价值观念的过程中,他们的内心时常陷于矛盾状态,这与中国士人的本身地位分不开。士人社会地位重要但不高,想要取得官职,必须依附把持国政的世卿贵族。正因为是统治阶级的最下层,所以当他们求仕干禄向上看时,表现出迎合上层贵族利益的保守思想,当他们穷困不得志向下看时,则表现出同情庶民的进步思想。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两者之间常有矛盾。孔子的学生子路认为管仲应该不是有仁德的人,理由是齐桓公杀了他的哥哥公子纠,公子纠的师傅召忽因此自杀。然而公子纠的另一师傅管仲却活着。孔子的另一学生子贡也持同样观点:桓公杀掉了公子纠,管仲不但不以身殉难,反而去辅助桓公,所以管仲不是一个有仁德的人。孔子的回答是:齐桓公多次主持诸侯间的盟会,停止了战争,这都是管仲的力量,体现了管仲的仁德。孔子进一步解释:管仲辅相桓公,稱霸诸侯,使得天下一切都得到匡正,人民到今天还受到他的好处。假如没有管仲,我们都还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从而沦为落后的民族。管仲难道要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守着小节小信,在山沟里自杀还没有人知道吗?孔子之所以用“仁”来称赞管仲,只是因为管仲帮助齐桓公使天下有一个较长期的(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较安定的局面,这是有利于大众的事,而这就是仁德。虽然管仲不俭、不知礼,但相比能够使天下安定,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这是属于小节小信的问题,无碍于他的仁德。《管子·形势解》中,作者以“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作喻,阐述治国和治学都应该有兼容并包的宏大气度,如此,明主才能聚集更多的百姓,士人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这与孔子以“仁”赞许郑国政治家子产的民主作风(不毁平时一般士大夫聚集在那里议论朝廷政治的乡校),用“三不仁”“三不知(智)”批评鲁国早年的执政臧文仲压抑贤良(比如展禽,即柳下惠)趋于一致。
  由此可见,中国士人的山水情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其实面临着一个道德和功利的选择难题。孔子热心救世,却遭遇到不少隐士的泼以凉水,如长沮、桀溺,如楚狂接舆、荷蓧丈人以及石门司门者、微生亩等等,对此孔子只能感叹: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会同你们一道来从事改革了(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篇第十八》)
  当然,有些人归隐山水是真的,如东晋的陶渊明。对于陶渊明而言,归隐就如同“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那样自然,而仕宦则是“误落尘网”,“久在樊笼”。陶渊明厌恶官场,是因为他看透了官场的险恶,这样的处世必将失去为人的本真。陶渊明写过一篇《自祭文》,展示了自己的一生,看似琐碎平淡,与官场中人的出门时有车马雍容的排场,在家里有笙歌燕舞的富丽相比,作者则是“冬曝其日”“夏濯其泉”,但在简单的“勤靡余劳”当中,陶渊明品味到了“我心常闲”的乐趣,捍卫了“岂能戚戚劳于忧畏,汲汲役于人间哉”(南朝梁·萧统《陶渊明集序》)的人生尊严。唐代杜甫《遣兴五首》评论陶渊明:“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其实是没有明了陶渊明归隐山水的意图,当然也就不会理解陶渊明寄情山水的人生意义。宋人黄彻在《 溪诗话》中认为:世人论陶渊明,能知其心者寡也。陶渊明诗集中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杂诗·其二》)“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日颓,此心稍已去。”(《杂诗·其三》),可见陶渊明并非“专事肥遁”(退隐不做官),而是因为自己的济世之志难以实现才转而隐逸的,是一种“卷怀不得已”(收敛自己的本领)的结果。陶渊明自己说:“先师(指孔子)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可见,陶渊明并不反对“君子忧道不忧贫”,他是有志于世的,只是在多年仕宦生涯中,认识到当时政治腐朽,“谋道”根本行不通,所以才宁肯力耕,而不愿依附门阀权贵苟求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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