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党课讲稿（33页）

　 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党课讲稿）

　前

　言

　我现在给同志们讲的是长征精神。我想了一下，这个题目可以这样，我们比如说真正要把长征精神学习好，我认为应该学习了解长征的历史。长征可以这样说，对党内的干部，包括党内的干部在内的，对我们党的历史有一定了解的社会上的群众朋友，我认为长征这个概念应该是不陌生。因为我们从小学我不太清楚，初中是肯定会有这么一个概念，历史概念名词。

　但是实际上，我们通常一般了解的长征很容易狭义化。也就是说成为一个它的群体来讲狭义化，这应该是长征它的历史的一个主要的组成，也是一个主要的代表。但是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历史，如果就作为长征来，我觉得实际上是以偏概全。所以基于这一点，我想有必要先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参加长征的几支队伍。也就是说长征它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宏观的体现，它有一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我说了，包括我今天讲长征历史，也主要是讲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但是在这之前，我们是有必要给同志们介绍一下，以避免出现那样一种以偏概全的这样一个认识。

　首先介绍一下红一方面军的长征，等一下我们主要按照红一

　方面军的足迹来讲长征的历史。为什么？因为党中央跟它在一起，所以要不为什么红一方面军也叫中央红军？因为党中央跟它在一起。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是从 1934 年的 10 月 10 日，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发，1935 年的 10 月 19 日达到陕西的吴起镇，今天的吴旗县，行程二万五千里。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是 1935 年 11 月 19 日，由湖南桑植县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 年 10 月 22 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二万余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于 1935年 5 月初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 年 10 月 9 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第四支是红二十五军的长征，1934 年 11 月 16 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 年 9 月 15 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

　长征应该说是包括这么四支队，大家去看，如果感兴趣看有关的比如说中国红军长征史，那它会全景式地呈现这四支队伍的长征。

　那刚才这里头没有讲到这四支队伍，比如说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是谁率领的？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红四方面军，谁领导的？如果要简单来讲，那就是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红二方面军是贺龙、关向应、任弼时。红一方面军，那就李德、博古开始了，后来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等。

　好，2016 年 10 月 21 日，中共中央隆重召开纪念红军长征80 周年庆祝大会。总书记在这次庆祝大会上重要讲话中这样指出，从四个方面概括了长征的伟大历史意义：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所以它的意义非同小可，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一幅壮丽的辉煌的画卷。这幅画卷中，形成的凝聚了许多红军指战员战士鲜血的，那就是长征精神。

　我们可以通过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学习来强烈地感受到，长征精神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宝贵。所以我们强调，全党同志学习党史，我认为其中当然很多内容，其中长征历史毫无疑问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历史。我们讲中国共产党的精神，长征精神也是我们共产党的精神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体现。

　好，那我们下面先来学习长征的历史。首先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进行长征？长征这个概念是后来出现的，是在长征的途中，实际上是国共两党军队的文件中都有这个概念。所以长征的最初出现，实际上就是一个中性词、军事术语。一直到毛主席在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中讲到长征，才赋予了长征非常积极的、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的一个褒义词，也就是赋予了历史内涵的特殊的一个名词——长征。

　这个讲话，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里头收进去了，

　但是实际上这个讲话，前不久我接到延安市甘泉县的领导发给我的一个材料。他们称历史一些数据中，党史数据也这样讲，就是毛主席当时到达甘泉县正好下雪，所以发表了这个讲话，给红军指战员发表了这个讲话，高度地赞扬长征，概括了长征精神，叫雪地讲话，也就是后来收录到《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里头的这篇文章中的一部分内容。

　一、为什么进行战略转移 所以为了遵照历史，我这里的标题我用的是为什么要进行战略转移。因为开始不叫长征，它体现出来的也不是长征，说我们要到陕北去、要走多远。实际上当时的战略转移的目标不长，所以也称不上长征。那好，我们一定要从历史的源头讲起，为什么要进行战略转移。从我们的民间文化来讲故土难离，不是万不得已不可能会离开故土。从我们党的事业来讲，好端端的一个根据地，怎么要离开它？所以我觉得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我认为我们有的时候要还原历史本身。

　因为否则的话，我们会仅仅从历史的结果，实际上有的时候对历史的理解，我认为实际上已经有点偏移了历史本身。也就是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红军指战员离开自己的父母，离开家人，像毛主席不得不把自己的几岁的，三岁的喜爱的非常可爱的儿子毛毛，丢在根据地，最后下落不明。可能有些红军战士是妻离子散。

　如果我们仅仅用长征，因为说是长征是好事，然后就觉得，

　你怎么来解释这样的一种，从事情本身来讲，它是一场灾难。那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灾难的呢？所以一切要从源头说起，那就是给1931 年 1 月 7 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的上台，在党内形成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最后统治我们党达四年之久造成的这个灾难。

　（一）王明上台与左倾错误的危害 所以首先我们来讲讲王明的上台。王明，对党的历史稍微熟悉的同志都知道这个人物。当然很了解也未必了，这个也没关系。王明原名叫陈绍禹，这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客观的原因造成的，我们为了那叫一种，可能有一些非常危险的局面，所以很多人要改名换姓，用笔名、化名，王明也是这样。当然他用这个化名，好像不是那种，他是后来改的，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王明原名是叫陈绍禹，1904 年 4 月 9 日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现在六安市金家寨，现在金寨县。

　1920 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1904 年出生，1904 年出生谁啊？邓小平同志是 1904 年，陈云同志是 1905 年。所以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讲，他属于 00 后。1924 年陈绍禹考入武昌商业大学预科，1925 年入党，当年秋去莫斯科。陈绍禹是 00后，参加过当地的学生运动。但是我们大家来比较一下，陈绍禹因为他的年龄，也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 00 后，跟前面的 90 后、80 后，80 后又跟 70 后、90 后，这应该说有一定的它的这种时代的，我们说这种年龄造成的这种差距，对一个人它的这种人生

　道路，它的阅历，包括政治上面的成长，应该是有影响的。尤其是在那样一种动荡的急剧变化的时代，可能你小一岁、小几岁，可能思想境界那种差距就非常大。

　所以我们来把王明，也就是陈绍禹跟李大钊，李大钊是 1889年出生，王明小他多少岁。陈独秀是 1879 年出生，王明小他多少岁。毛泽东是 1893 年，属于 90 后，李大钊属于 80 后，陈独秀应该说属于70后，就是互相之间的差距。那陈绍禹属于00后，如果说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第一代革命家相比，陈绍禹的出生和参加革命的时间都晚了许多。他是以一个涉世极浅的青年学生的身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陈绍禹缺乏第一代革命家苦闷、彷徨、寻求深刻思考的这样一个经历。

　陈绍禹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情比第一代革命家显得浅薄多了，他的阅历说明他缺乏那种实际革命斗争的艰苦历练。这是陈绍禹和与其有相似成长背景的人，说得直白一点，也就是以陈绍禹为代表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包括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人，这些人陷于教条主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认识基础。而此后陈绍禹的人生经历则进一步加剧了他的认识与实践相分裂的双重性格。

　1925 年秋天，他到达苏俄以后，陈绍禹一方面从书本上学了许多马列主义理论，另一方面苏共党内阴暗面的东西，特别是错误的党内党争，给了陈绍禹重要的影响。陈绍禹本人在这些斗争中，又成为“既得利益者”，使得他的虚荣心和个人英雄主义逐

　步膨胀。陈绍禹很聪明，因为本来就是那种底层群众，家里就抱着那种有目的想往上爬，也很勤奋。所以他到莫斯科之后，很短的时间就掌握了俄语，能够跟斯大林用俄语，苏共的一些领导人，用俄语流利地对话。而且以他的聪明，所以他能够大段大段地用俄语背诵列宁、斯大林的讲话，这样的话就深得斯大林等苏共一些领导人的欣赏。

　正是因为受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等人的赏识，在1926年 9 月陈绍禹就当上了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中共中山大学支部局书记。期间 1927 年的 1 月至 8 月，米夫还要陈绍禹专门陪同他到中国考察。在莫斯科期间，陈绍禹还被拥戴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时是历史上可能大家这么说，然后形成的这个说法，我的课件上有这28 个人，半个是最后一个徐以新，因为他年龄小，所以把他算成半个，这当然是一个讽刺性的，打了双引号。也就是他们自己号称是“布尔什维克”，实际上他们是教条主义，甚至可能就不是，因为其中后来确实这里头也出了叛徒。

　所以尤其是在延安时期，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甚至今天这是讽刺性的一个词语。1929 年 4 月回国以后，陈绍禹是 1929 年回国的，5 年时间在莫斯科。党中央并没有一下子让陈绍禹担任要职，而是在《红旗杂志》做编辑，这种怀才不遇的感觉，使陈绍禹觉得自己在中共党内受到冷落。他在莫斯科很吃香的，是一个人物、是一个干部，能见到苏共的一些高级干部，

　领导，包括斯大林。到了我们党内，我们党组织原则，你一个学生，把你放到一线岗位上去锻炼。那陈绍禹不高兴，觉得我是一个海归回来的，我满腹马列主义理论才华，你们不重用我，不赋予我领导责任。

　所以大家想一想，我觉得陈绍禹这个人，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典型的“三门干部”，所以这是很要命的，没有实际斗争的经验，又回避实际斗争的锻炼。那正是因为陈绍禹对党组织对他的安排心存不满，这就使得他发生落差。这种怀才不遇的感觉，使陈绍禹觉得自己在中共党内受到冷落，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他对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的“感恩心理”。觉得人家苏共对他好，中共对他不好，这成为陈绍禹处处以“百分之百忠于国际路线”自居，把苏联国家利益和苏共利益摆在中国革命之上的直接动因。

　我们在研究分析共产国际、苏共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时候，有些学者那就非常尖锐地指出，陈绍禹因为他自己觉得苏共比中共对他还好，所以他要报答苏共，所以宁可牺牲中国革命或者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来满足苏共。这就是毛主席延安时期说的，王明的问题就是屁股问题，屁股坐在别人那里，脖子坐着我们自己的党、中国人民的立场上，这个话我觉得说到点子上。

　1930 年 12 月 25 日，陈绍禹被任命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这个机构存在时间不长，江南省委，它管江苏、安徽、上海。1931年 1 月 7 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也

　就是六届四中全会是由米夫一手操纵的。王明中央委员都不是，他怎么能出席党的全会呢？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人。但是米夫把他们安排进来，不仅安排进来，还让他们有表决权甚至被选举权。所以六届四中全会在第一个决议里头，我们把它定义为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一次会议，的结果是形成了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路线。

　在会议上，米夫是这样赤裸裸地夸陈绍禹的，说“在中山大学的斗争中已是一个天才的领导者，搞中国革命没有他是不行的。”事实告诉我们，搞中国革命还真的不能有他，有他就完了。所以这个当然也是苏联人、俄罗斯人那种共产国际大党、老子党的作风，说话一点余地都没有，最后历史笑话，哪里有这样说话的？我们中国人不会这样说话。这样的话陈绍禹在米夫共产国际撑腰的这样一个背景下，由一个普通的党员成为中央委员，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最后直接成为在向忠发叛变之后，直接成为中共中央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但是王明，也就是陈绍禹，实际上他没有那样一个能够领导全党的才能，甚至没有一种复杂的非常艰难的局面下，领导全党同志进行斗争的起码的定力。所以，王明在上海左躲右藏，最后觉得非常危险的情况下，就决定 1931 年 10 月 18 日离开上海前往苏联。你看哪有这样的事情，你既然想当一把手，那就留下来带领全党同志，哪有一把手跑掉了，再艰难的局面？所以我觉得我们王明（陈绍禹），我们党历史上了解这段历史就发现，这样

　的干部非常要命，有好处他要，困难的时候他就跑。所以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期间，对这些问题，因为王明（陈绍禹）这是一个代表，我们今天恐怕也有一些年轻干部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是学习历史，历史是一面镜子，对我们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这样的话王明就去了苏联，1931 年 11 月 10 日就到了，到了苏联之后就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改名王明。所以我刚才说了，陈绍禹改成王明，是在那种很安逸的环境下，不是那种白色恐怖斗争的环境下，这样的话王明王明就成为我们今天熟悉的，陈绍禹这个名字可能我们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王明王明，这个名字，即使今天恐怕在我们党内同志的印象中，也是一个带有贬义，甚至很有贬义意义的一个名词了，因为王明对我们党确实没做什么好事。临走时王明指定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团中央书记博古，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年仅 24 岁。这也是一个“三门干部”了，由一个这样的人来领导全党，实际上结果可想而知。

　那王明为什么要指定听话的博古，一个年纪轻轻什么都不是，党龄很短，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也不是中央委员的人来担任最高负责人呢？王明是有私心的，他（博古）听话。正是因为他什么都不是，也不成熟，所以就听他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把这一时期最后归纳为王明教条主义？虽然王明在莫斯科，你不在国内，但实际上他秉承的就是你王明的意志。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

　时期。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统治，最后导致我们党在白区力量损失 100%，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党在白区国民党统治区的情报，包括我们的特科，我们的所有的国统局的组织，地下党的力量损失 100%啊，所以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根据地损失 90%以上，什么意思啊？除了陕北根据地，可能还有一些地方零星的一点点，像鄂豫皖、洪湖、赣东北、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闽西等等全部被敌人攻陷。

　正是因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几乎是灭顶之灾，所以我们来看看路线正确多么的重要。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党中央总书记特别强调党的政治领导，把党的政治领导摆在首位。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党来讲，政治路线是否正确至关重要。

　（二）临时中央政治局转移到中央苏区 好，王明走了，博古，博古因为执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的路线，所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站不住脚。为什么站不住脚，因为你推行教条主义的路线，局势本来就很险恶，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因为政策和策略的错误，所以我们党的力量接连地受到挫折。再加上党内接二连三地出现叛徒，而且是党内的高层。首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由顾顺章叛变，多米诺骨牌，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叛变，再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总负责人卢福坦叛变。这些高层领导的叛变，导致了中共临时中

　央政治局在上海待不住脚了，1933 年 1 月份以博古为总负责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转移到中央苏区。

　所以我们一步一步这样来讲，因为如果说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在上海他即使是遥控，可能也不会最后造成这样一个一败涂地的局面。那是随着临时中央政治局到了中央苏区，博古到了中央苏区，对毛泽东同志的排挤、打击、迫害，那就在眼皮底下，最后就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的失败。

　（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秦邦宪，也就是博古。博古也是一个化名，当然博古这个化名，俄罗斯语里头叫做“上帝”，我也不知道他要改名为“上帝”，但是这个“上帝”可不怎么样，不仅没有挽救我们党的事业，而且几乎是使我们党的事业在他的手里头被毁了，所以这个“上帝”不怎么好。实际上他叫秦邦宪，我们大家如果读过宋词的人知道，有一个秦观，秦少游，就是宋词里头一个非常著名的词人秦观，他是无锡人，出于名门望族。秦邦宪年龄更小了，1907 年出生，王明是 1904 年。秦邦宪是 1926 年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跟王明是同学，化名博古，1930 年 5 月份回国，也是 5 年在那里。

　1931 年 1 月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4 月团中央书记，9 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负总的责任。1933 年 1 月转移至中央苏区瑞金。1934 年 1 月，也就是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总书记。因为六届五中全会是合法选举的，所以有的党史说一直称是

　总负责，实际上六届五中全会应该说是通过选举，选举他为，所以也有的说把他直接称为总书记。

　秦邦宪年纪很轻，领导全党的时候、最高负责人的时候，年仅 24 岁，资历很浅，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经验很少，入党才两年。所以到了延安的时候，博古自己检讨，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也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我又是海归的，我肚子里多少洋墨水啊，可能再加上个人的修养。所以那时候毛泽东，更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一个湖南一师毕业的，一个农村出来的，你比得上我吗？ 所以博古刚刚到中央苏区，到福建长汀的时候，陈云同志，其他同志，有当地的同志提出来，告诉他们，因为陈云跟他一起去的，一路同行。有人就向他们说，你们是不是毛泽东主席，因为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当选为主席了，不管怎么样，他靠边站，被剥夺了对红军的指挥权，但是他是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年龄比你大，资格你比老，中央苏区是人家建立的。

　即使不说这些，从党性修养这个角度来讲，成为一个人的为人处事的修养，博古如果不那个的话，应该是别人都提出来了，我们说顺带地去看一看，看一看毛泽东同志，人家在这里养病呢。但是大家看历史书的记载，这不是我这里讲课讲，历史书里头如实地记载了，博古说毛泽东有什么看的？你看一看这个话，我前不久看了《陈云年谱》，《陈云年谱》里头说，因为同行嘛，所以陈云同志是主张是去看看。但是可能陈云同志也没多坚持，但

　是陈云同志至少年谱记载，陈云同志有这个表态，说明陈云同志的修养，事实以后证明，陈云同志的党性修养那是比较好，或者说很好。所以因为陈云同志是一个很基层的，从实际革命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要求自己也非常严的一个同志。所以我们即使是一起的人，你看都有差距。

　好，大家想一下，中央苏区，那是毛主席红一方面军的战士用血换来的，打开了那么好的一个局面，面积达多少？8.4 万平方公里，人口有多少？453 万，党员总数有 13 万。这么好的一个天地，如果路线正确，敌人第一次反围剿打败了，来一次打败一次，但是路线一错，路线怎么错？ 博古他到了中央苏区，他要施展他的拳脚，要树立他的威信，所以首先就拿毛泽东开刀，那当然不是直接整毛主席个人，而是整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代表人物叫罗明，“邓、毛、谢、古”，排除异己，这是一招。

　第二，在经济上，实行极左的经济政策查田运动，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不管是地主分子也好，你不分他田，不给他活路，那怎么办？他不就跑到国统区去了吗？富农分坏田，你不也把他得罪了他吗？把这么一部分人，本来可以团结，或者是至少可以留下来，你把他赶到敌人那边去，这不蠢嘛。

　军事上那就更是，博古对军事一窍不通，就狐假虎威，就拉洋人来。所以我觉得这种意识实际上是近代以来的，对洋人崇拜的这种奴才意识，在我们党的这样一个负责人身上也有体现，只

　不过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渠道体现。

　李德是什么人？德国慕尼黑人，可能有些同志出国去过，慕尼黑的啤酒很好喝。曾经在莫斯科陆军大学学习，那如果要说那是科班出身的军事干部。但是他毕竟不是中国人，他熟悉的是欧洲的一马平川，他学的是科班军事教条，他对中国的，对江西的，那样一个高高山区的情况根本不熟悉。但是，博古就把自己的红军队伍拱手让给一个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的洋人去指挥，我们今天都觉得这叫啥事情呢？但是就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发生了。

　经历了一二三四次军事围剿失败之后，蒋介石开始转变策略。所以按理说敌变我变，结果敌变博古、李德推行的却是更加非常愚蠢的策略。所以，什么策略？以碉堡对碉堡，也就是以硬碰硬。毫无疑问，尽管说我们的红军队伍已经壮大了，但是与国民党军队对比，我们肯定在一些硬件方面肯定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必须以运动战、游击战来对付他，也就是更加灵活的战略战术。

　但是，李德、博古恰恰在军事上，在军事路线上看不起毛泽东同志代表的制定的那种正确的军事路线，他们要跟敌人打阵地战，所以阵地战我们的重火力、重武器不如敌人，所以以叫花子跟别人比宝，你拿出宝来。所以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对这些话都做了非常生动的、尖锐的批评。把大片的根据地丢掉了，所以彭德怀同志气得要命，三军团军团长，这个根据地不是你们打下来的，所以你们“崽卖爷田不心疼”，这个话说得很难听了。

　我们说路线正确多么的重要，不是说你读了什么名牌大学，

　什么科班出身，什么自以为本领强。我们说第五次反围剿如果由毛主席来指挥，是怎么个结果？因为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根据前面几次反围剿的经验总结，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不好说第五次反围剿一定能够取得像前面那样圆满的战果，但是也绝对肯定会避免，最后在博古、李德这种错误的军事指挥下这样坏的结果。

　军事斗争失败了，我们通常一般讲，战略转移是因为打仗打败了，我认为这个认识太简单了。军事斗争失败，是一个直接的带来的战略转移的结果，实际上导致我们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还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组织路线错误了、经济路线错误了，各种各样的原因，通过军事斗争的失败，你在这里已经站不住脚了，不得不离开。这样的话，那就只好离开了，把大好的一片根据地就丢掉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来看，我们就不能用后人的坏事变成好事，来把它解释成为好像弄坏了，弄成这样的灾难还是好事。

　我们继续来看，这是第一部分，也就是王明的上台，也就是我们追本溯源为什么进行战略转移，是因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这是第一。

　二、漫漫长征路 第二，战略转移开始，也就是走上漫漫长征路。那是很艰难的，走到哪里去？长征的终点调整了六次，最初是去湘西，后来打算到川西北，第三次是到云贵川，第四次到川陕甘，第五次打算到陕甘。最后一次，第六次是甘肃通渭县榜罗镇会议才确定，9 月 28 日才确定去陕北。所以我们说，这是非常艰难的，那被敌

　人追啊，围剿啊，我们要找一个落脚点找不到啊。

　（一）长征初 期战略的错误与失利 我们来看战略转移之初，也就是长征初期，战略的错误与失利。大搬家似的，因为李德、博古认为我们战略转移，转移到湘西去啊，所以把坛坛罐罐什么人都搬上，什么东西破铜烂铁都搬上，那队伍行军起来就很慢啊。当国民党蒋介石判断，意识到了你要进行战略转移的时候，你这样一种状态，那就要命了，是吧？所以最后长征队伍，在突破突破，我们不断地虽然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第三道防线，但是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后 1934 年的 12 月 3 日，才突破湘江第四道防线，但是最后付出的代价简直是不得了。

　我这里有一个数字，我们过第一道防线的时候，损失是最少的，3700 多人。但是说句实话，这样的数字也不得了。通过第二道防线的时候，损失 9700 人，第三道防线的时候 8600 多人，大家想想，8 万多人，这样能几次？第四道防线，损失达 3 万多人。这样的话，红军队伍从长征出发时的 86000 多人，到这时候只剩下 3 万多人。

　湘江之战，同志们如果去过湘江，湘江上游湖南的南部的湘南的全州，然后是贵北，那是非常的惨烈。我们 34 师担任后卫，整个师 6000 多人，除了几十个人幸存下来，全部壮烈牺牲。有一部电视剧叫做《绝命后卫师》，拍得非常好，我看过。

　所以付出了这么巨大的代价之后，才让我们党的高层领导同

　志和到前线的红军指战员认识到，绝对不能再这样按照这个左倾的政策、这样的错误路线走下去，这样走下去非完蛋不可。

　所以在毛泽东同志的努力下，在得到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同志的支持下，首先在贵州的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由于李德发高烧没有出席会议，对军事一窍不通，又因为湘江之战失利，而感到非常愧疚的博古就孤掌难鸣，这样的话政治局就作出的决定，就是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也就是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说不去湘西，只能说变通，转到黔北去，去湘西，然后通过通道转兵，是一个通道政治局会的，黎平政治局会，通道是变通的，黎平政治局会议开了通道转兵。

　（二）遵义会议及之后的凯歌行进 然后到了黎平政治局会议，刚才说的黎平政治局会议，做出了不去湘西了，那就去黔北，攻占遵义，这就有了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遵义会议的召开。也就是在王稼祥同志的提议下，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的意义在于，我们党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举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那遵义会议，我们这里不详细地讲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上，由于得到张闻天同志，张闻天同志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王稼祥同志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这两位同志的坚定有力地支持下，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得以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地位也得以确立，毛

　泽东同志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这样的话，错误的路线一结束，正确的路线一建立、确立，所以我觉得如果真正意义上的褒义的对我们党的历史起积极意义的长征是从遵义会议开始。

　当然我们今天可以把它往前面推，但是我认为如果真正赋予长征褒义词意义上的长征，实际上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遵义会议之前，我们今天可以把它这样，但是我认为应该实际上我们从研究的角度，它最多属于中性词的战略转移。甚至用毛主席遵义会议上的发言批评来讲，那是逃跑主义的路线转移。我想听我这个课的同志都是党内的干部，我想要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讲清楚。就是我们说的长征，实际上是标志着是党的政治领导，所以我们要把党的政治领导摆在首位，也就是说路线方针正确，那毫无疑问，从遵义会议开始。

　但是当然我说了，我们今天因为坏事变成了好事，我们把从瑞金开始也称为长征，当然也没问题。也就是说有一个大历史，有一个小历史，但是我把这个给同志们讲清楚。

　大家看路线一正确，党的政治领导一正确的情况下，路线正确，统帅英明，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所以我们说就跟红四方面军会师了。所以跟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是中央红军本来是非常希望。实际上包括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多么希望跟党中央，听到党中央，因为他们长期地自己孤军奋战，所以党中央的到来，广大红四军的指战员是欢迎的。

　（三）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

　但是由于张焘个人的政治野心膨胀，最后本来是强强联合的一个好事，被张国焘搞得甚至造成了非常危险的局面。张国焘这个人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四方面军是 1935 年的 6 月份会师的，在懋功。张国焘这个人是江西萍乡人，中共一大代表，一在开会主持人、主席。我们大家如果去看看，张国焘除了党的三大，一大、二大、四大、五大，六大也还是政治局常委，所以在党内资格是很老的，地位也是很高的。

　1931 年 4 月份进入鄂豫皖苏区。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有 8 万多人，张国焘自以为自己资格老、能力强、本领大，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中央红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这个时候经过前面的那样一个艰苦卓绝，尤其是在遵义会议之前，那种被动挨打，所以整个队伍，无论是装备还是人员，确实不如红四方面军，所以张国焘就野心膨胀。

　当 1935 年 6 月 25 日下午在两河口，两军会师最早是在两河口，当然先头部队还要早。然后会师最后召开了会议，沙窝政治局会议、懋功政治局会议、两河口政治局会议，决定讨论，而且一四方面军混编，决定北上抗日的路线。这样的话，1935 年 8 月21 日中央红军从毛儿盖出发开始过草地。大家注意，我们因为主要是讲中央红军，那张国焘他继续分裂，我们这里就不多讲了，可能等一下我们有的会涉及到。因为张国焘本来他也打算一起走，有一部分部队还跟着中央红军，已经过了草地。

　但是张国焘最后，在1935年9月9日晚上给陈昌浩发密电，

　最后陈昌浩他们后来还是跟着，率领他们的部队南下去了。南下当然，张国焘南下路线最后失败。后来在党内同志的斗争下，张国焘又不得不又北上，所以我们这里不讲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实际上中央红军的长征，除了尤其是前面遵义会议之前非常艰难，因为路线错误的情况下，到了后来即使是过草地，因为过草地，就到了哈达铺，到了哈达铺然后往陕北走，实际上基本敌人就被摆脱了。过草地一个礼拜吧，所以我个人的理解，长征途中，过草地这段应该是红四方面军是最艰苦的。

　因为一过草地，跟着中央红军已经过了草地，然后又被张国焘命令又回来，然后后来又走，走了三遍。大家想一下，我们说沼泽地，那个草地，你走一遍都够呛，踩三遍，那个就非常危险了。所以我要讲这一点，是来强调路线正确多么的重要。同样跟我们今天强调，为什么政治领导多么的重要，为什么把党的政治领导摆在首位啊，也就是这里头就是强调方向，方向对了你看就不用吃那么多苦。

　三、落脚陕北 （一）意外的发现 好，我们接着讲第三个，中央红军落脚陕北，怎么落脚的？先打下了过了草地之后，有一个腊子口，那是必经之地，所以我们很快就打开了。打开了腊子口，聂荣臻同志说腊子口一战，北上通道打开了，腊子口一打开，全盘棋就走活了。这样的话，1935年 9 月 20 日，党中央进驻甘肃宕昌县哈达铺，我们现在宕昌县

　县委县政府在当地建了一个红军长征哈达铺纪念馆，这非常好，我觉得应该肯定，我们很多的地方党委，对于这些红色景点的保护，包括发挥它们的作用。因为哈达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达铺会议是长征途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大家想一下，从 1934 年 10 月到 1935 年 9 月，快一年的时间，我们的红军战士，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几乎没有睡一个好觉，吃一顿安稳饭，甚至可能一年多很有可能没办法洗澡。因为那样一个环境下，敌人又那样围追堵截，到了哈达铺终于可以睡一个觉，稳稳地吃上饭，修整几天。当时给我们每个红军战士发了一块银元的零用钱，那当然不得了啊，一块银元可以买很多东西。党史书中写了，那个时候一块银元可以买五只鸡，两块银元可以买一只羊，10 个鸡蛋才值 1 毛钱。

　那好毛主席作为三军统帅，在修整期间哈达铺，他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去邮电所，把所有的找到的新报纸也好、旧报纸也好找来，所以毛主席这个统帅，我们说领袖那是非常了不起，他会考虑这是一个战略方向。那怎么来考虑自己的战略方向？收集各种各样的，了解外面的信息。所以通过一些媒体。毛主席找来了，各种从报纸里头找到了，看到了《晋阳日报》，《晋阳日报》说陕北有刘志丹“赤匪”。然后又翻到《大公报》，《大公报》这是民主党派人士办的，这个应该说相对来讲这样一印证，那就说明陕北真的有我们共产党的队伍在那里。

　所以哈达铺才基本有了这么一个意向，我们可以往那边走了。

　这样的话，9 月 22 日党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了一次全军团以上干部会，对红军做了改编。因为这个时候队伍已经很少了，8 万多人出发，到这个时候，当然有一部分到红四方面军那边去了，划拨到那边去了，混编。那留下来的最后就是改编成为陕甘支队，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三个纵队，一纵队、二纵队、三纵队。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二纵队司令员彭德怀，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全支队 7000 多人。

　9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召开常委会，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准备去陕北。这样的话明确把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这是中共中央关于红军长征落脚点的第六次选择，也是最终选择。所以，我记得 2016 年的时候，我们通渭县党史办的同志给我寄来的邀请函，本来他们也想召开一个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的一个学术会议，但是可能当年会议很多，最后好像没有办成。但是我仍然非常肯定赞扬，我们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在对待我们党的历史这样一些，包括利用红色资源方面这样一个积极性。

　我记得有一年我到甘肃省军区，在庆阳召开的陕甘根据地的一些学术会议的时候，通渭县党史办的一些同志，大老远跑过来给我邀请函。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同志了不起，在基层工作，所以我愿意借这个机会，我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敬意。我想我们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的同志对这些，我们说利用党史、学习党史，就在我们自己地方当然要保护好、宣传好，甚至通过这样的一定规模

　的学术会议来让外界的人了解它，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一种工作的态度。

　（二）到达陕北 最后那就是 9 月 29 日，目标很明确了，这样的话，毛主席就随林彪一纵队向通渭县城进发。这是 1935 年 9 月 29 日清晨，清晨出发，傍晚进入，傍晚进入通渭县城榜罗镇，住在文庙街小学，在文庙街小学，这个史诗有的地方写得不一样。但是可以这样说，毛主席是当着我们一些红军指战员，或者红军战时，朗诵了自己写的气势恢弘、凯歌高进，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或者乐观主义、英雄主义气概的《七律长征》，这首诗我想同志们都熟了。

　毛主席用自己的湖南口音，因为我们目前，很遗憾我们当时没有录音设备，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是了不起的，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因为我们很少听得到，包括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在抗大讲课，我目前自己不知道，可能也只是有一些片断似的，没有那种完整性的。比如毛主席在抗大讲《论持久战》，录下了。如果那个时候考虑到这个，我觉得今天太宝贵了。因为毛主席讲《论持久战》，大家想想，我们今天讲《论持久战》我们能够怎么讲？毛主席当时他自己写的自己讲，《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所以我想真是，如果能有真的是了不起。

　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能体会到，毛主席用自己的湖南口音，浓重的那种湖南湘潭韶山的口音，给大家朗读了。当然

　毛主席这个心情非常好，红军长征到达了摆脱了敌人千军万马的围追堵截，所以毛主席给大家念了，朗读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然后同志们再接着出发，1935 年 10 月 5 日到 7 日，党中央、红军翻阅六盘山，翻阅六盘山之后，毛主席到宁夏彭阳县的一个村子里头窑洞里头落脚了。但是是不是这首词是这里写的，因为我看有关的毛主席诗词的一些书，这个词实际上是在延安时期写的。这些倒没关系，没必要一定给同志们说一定是哪里写的，这个我觉得没必要。

　但是肯定是翻过的六盘山，毛主席经过那样之后，更是那种一个领袖、一个统帅那种，经过了千难万险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气概。“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写这个词的地方，也就是在六盘山，是不是在那个窑洞写的，我们可能有待考证。但是毛主席从六盘山上下来，住在彭阳县的一个村子里头，那个村子的名字我忘了，因为前两年，我到宁夏彭阳县委去讲课，我特意要求一定要去看看。

　1935 年 10 月 19 日，党中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这是我们对整个长征历史的一个回顾学习。我刚才说了，开头我讲了，我们要弘扬长征精神，首先要学习了解长征的历史。因为历史中，从历史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就能够学习到一些历史

　的它的精神、它的品质，历史的过程中实际上就蕴含着能够体会到它的精神。

　四、伟大的长征精神及其启示 最后一部分，我们来概括一下，伟大的长征精神及其启示。长征这个词语的来历，给大家首先做一个介绍。中央红军在 1935年 5 月份，进入大凉山冕宁地区，以朱德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中提到“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这里的长征很显然是军事术语。1935 年 6 月 12 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汇合时，由徐向前执笔，以红四方面军名义向中共中央报告中，也提到“西征军万里长征”。

　实际上我们说长征这个词，在唐诗里头就有，“万里长征人未还”。国民党的军队里头也有长征这个词，他们追随追剿红军，“一路长征”，他们也有这个词，长征是一个军事术语。但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把一个普通的一个中性词、一个军事术语，通过我们党、我们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指战员们，把它变成了一种精神，赋予了它一种精神，所以我们说我们党就这么伟大。本来是一个普通的词语，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非常高尚的一种精神。

　1935 年 12 月 27 日，在瓦窑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做《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讲话，这里头讲到一部分，其中一部分就是专门讲长征。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

　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12 个光阴中间，天上每日有几十架飞机侦查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就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两万余里，纵横 11 个省，请问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 所以毛主席演讲，讲话非常有鼓舞人，让人热血沸腾。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

　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 11 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么会如此迅速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 我觉得这讲得太好了！是啊，所以我们说坏事变成了好事。如果不去这样一路走，少数民族的群众，彝族、苗族、壮族，一路走来的各族人民群众，哪里知道，这支穿着很糟糕，但是尽管这样，他们的精神风貌、他们的纪律非常严明，秋毫无犯，对老百姓这么好，这不是宣传队吗？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中国还有这么好的军队。你看一下过去的军队哪个不是欺负老百姓？这是谁的队伍呢？穷人的队伍？谁领导的？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红军，噢，红军，文化水平不高的群众，红军，红军就是红角星，两个红领章。所以这样的宣传，我觉得是了不起的，让各族人民认识到，谁是我们的希望，共产党、毛主席、红军，他们是我们

　的救星啊！世界上哪里有这么好的人啊？但是就真有。

　所以我觉得毛主席把这个概括的，把这个上升的，我觉得毛主席不愧是我们党伟大的领袖。他不仅从事业中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红军，而且为我们党之后的事业，通过这样一种从历史中走出的，提供了非常英明的理论的指导，或者精神的力量。

　比如说这样的讲话，我们确实没看到其他的哪个同志能够讲得这么好，这不是起草好的，毛主席当时在那里，即兴发表演讲的。这样的讲话当然很多了，在毛主席的一生中，包括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的讲话，那就是怀着沉痛的心情，就从张思德同志讲，展开来讲就讲到共产党人的精神，所以我觉得了不起。

　毛主席接着讲，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 11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结束的。多么的鼓舞人心。

　好，那我们党在今天，实际上一直以来我们很多地方，包括很多同志、研究者都在努力地来概括，最后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概括，那就是长征精神是这样一个概括：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精神；勇往直前、坚韧不拔的精神；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的精神；百折不挠、克服困难的精神。这个概括当然非常好，我们今天来学习长征精神，这几个方面的精神，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也就是从长征精神中我们应该得到一个什么启示？ 我概括有这么几点：

　（一）干革命和搞建设，都要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 第一、我们无论是干革命还是搞建设，都要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不要听别人指手划脚，不要照搬照抄别人，别人是别人，我们中国共产党有我们自己的主张，有我们自己的宗旨，有我们自己的人民，有我们自己的文化。但是我们今天说句实话，今天我们可能对这个问题要认识比较容易，但是当然就局部来讲也未必，因为我们现实中有些方面你说，有些不是完全。

　所以就我们党的历史来讲，要得出一个真的独立自主，那可不容易，那是血的代价换来的。一直 1936 年 3 月 23 日，毛主席在山西交口县的政治局会议上，对党内的高级干部说，“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你看博古就不相信自己吧，是吧？所以毛主席 1963 年的时候就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的教条主义”。所以我们今天强调“四个自信”，实际上是对我们党的历史上这种独立自主精神的一个继承和发扬。这是第一。

　（二）共产党员必 须顾大局，守纪律 第二、共产党人必须顾大局、守纪律。应该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包括长征途中，我们党的很多同志，能够体现出这种顾大局、守纪律的修养来。比如说 1935 年 2 月 5 日，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也就是鸡鸣三省这个地方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考虑到博古不适合继续担任中央总书记，由张闻天接任。这个时候人家博古同志应该说体现得很好，顾全大局，在这个问题上自己不适

　合，那就去同意让张闻天同志接任，所以这就是顾全大局、守纪律。

　当然在这之前，周恩来同志做了很好的工作，说服解释工作。在贵州省遵义市下面的一个苟坝镇上面有一个苟坝会议纪念馆，那里有介绍，我觉得讲得很好，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也就是苟坝会议是在 1935 年 2 月 10 日，应该是在鸡鸣三省会议，然后再苟坝会议，这个纪念馆对这个背景有一些介绍。

　也就是说有没有不顾大局的人呢？如果要说林彪，不要以为林彪读了军校就会打仗，实际上跟毛主席比，他的层次根本跟毛主席差多了。因为你读了军校，只不过是知道一些军事教条，也就是说在战术层面上，林彪实际上一个一线指挥员，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一军团军团长，他实际上根本不理解毛主席这么一个统帅的战略意图。

　所以林彪说天天这样跑步干吗？怎么不打仗啊？林彪胆子很大，所以在 1935 年 5 月 12 日在会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当场解释为什么四渡赤水，为什么这么迂回作战这样一个战略。在会上批评林彪，当面批评“你懂什么？你是个娃娃”，所以我们说毛主席他是一个战略家。我发现很奇怪，即使读了军校的还不如没读军校的，也就是说读了军校，只不过懂了一些军事教条，并不是从战略上考虑问题，所以一个人从战术来看问题，跟一个战略层面看问题，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而且就纪律来讲，林彪毫无疑问这样做是违反纪律的。所以

　在这个问题上，聂荣臻同志，也就是一军团的政委聂荣臻同志，体现了非常好的党性修养、纪律、意识。林彪写信的时候，要撤掉毛泽东，写信的时候让聂荣臻签字，聂荣臻同志说我坚决不签字，我也劝你别这么做，遵义会议很不容易形成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你也出席了遵义会议，怎么能做这种违反纪律的事情？所以我们这样比较一下，就看出来一个人，所以包括晚年林彪的悲剧，应该说跟他的这样一个这种党性修养差有关系的。这是第二。

　（三）政策和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 第三、政策和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整个长征途中，我们党非常注重政策或者策略，政策或者策略错了之后，会给我们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长征途中我们实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各族民族，所到之处的各族群众对我们红军的支持、帮助。尤其是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彝海结盟”的佳话，这可以说这是我们党的路线正确的，这种正确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从长征的历史中，学习这样一个本领，增强这种意识。

　（四）对革命事业要有敢于担当的精神 第四、对革命事业要有勇于担当的精神。我们今天党中央总书记特别强调，党内同志干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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