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与毛泽东的课程论思想比较研究

　　摘 要： 杜威是活动课程论的代表，他主张教材心理学化，课程应以主动作业为基本形式。 毛泽东则重视教劳结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们在课程组织的实践性、教材选用的适切性、课程内容的合理性和教材思想的教育性等方面都有共识，反映了他们的民主教育的思想。
　　关键词：杜威；毛泽东；课程论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08)06－0005－02
　　
　　一、活动课程与教劳结合思想
　　
　　实践性、群众性和政治性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特点，他根据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探索出一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中国式道路。“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规定学生必须参加一定的劳动［ １］196。
　　杜威是活动课程论的代表，活动课程论又称儿童中心课程、经验课程。它是打破学科逻辑组织的界限，以学生的兴趣、需要和能力为基础，通过学生自己组织的一系列活动而实施的课程。他认为，以学科为中心的传统课程是不足取的，课程应以儿童活动为中心，从儿童 的社会生活出发，以活动作业为基本形式，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顺序加以组织。他在《民主主义与社会》一文中，反复论述这一问题。“维持民主主义社会尤其要依靠广泛的人类标准来编制学校的课程”［２］205。他提倡 活动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更扎实、更灵活地掌握知识，使之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3］237。在 《儿童与课程》中，杜威认为，割裂儿童与学科的关系会导致儿童中心论和学科中心论，两者同样是错 误的。只有在经验的基础上，才能使儿童与学科真正统一起来。为了实现这种统一，就需要教材的 心理学化，其课程形态是“主动作业”。
　　教材的心理学化要求教师把学科教材解释为儿童的生活经验，并指导儿童的经验不断生长 ，最终使儿童的经验达到学科教材所包含的成熟的逻辑经验的水平。
　　实践性是毛泽东课程论思想的重要内容。他特别强调教劳结合，其教育思想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办教育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必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培养大 批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４］398～400，“必须采取统一性与多样性 相结合、普及和提高相结合、全面规划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教育改革。他不仅从制定教育的大 政方针上把握“教育革命”的方向和进程，而且深入到教育实践的第一线去考察学校教劳结合和教育改革的实情 ［１］200。他倡导的“教育革命”对坚持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向，促进知识分子与工 人农民的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克服教学中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忽视政治思想工作的倾向，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受“左”的错误的影响，教师和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过多，忽视了课堂教学和教师的主导作用，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降低了教学质量［１］１９６ 。
　　
　　二、民主的课程论
　　
　　1.课程组织的实践性
　　杜威注重设置主动作业类课程，强调实践性。早在《我的教育信条》中，他就指出，学校课 程教材的内容是从社会生活的最初不自觉的统一体中逐渐分化出来的［５］６。在学校 课程中，既应该包括科学、文学等学科性科目，又应该包括烹饪、园艺等活动性科目。从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的实验以及他的《手工劳动在初等学校课程中的地位》一文中，他都把课程教材分为三类 ，其中一类就是主动作业。
　　毛泽东从文化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角度，强调实践性。他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写道：“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段之相近，应注意劳动。”［６］86。1943年他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 号召，指示“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 ”［７］11。他强调“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 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社参加劳动”［８］360～361。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中，要求知识分子 不单从书本上学，还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农民学习，向学生学习。当然，过分强调实践性， 过分强调“知识分子劳动化”也产生了不可弥补的损失［４］400。
　　2.教材选用的适切性
　　杜威时刻注意以儿童为中心，认为教材要适合儿童的实际。“最好的一种教学，牢牢记住学校教材和现实生活两者相互联系的必要性”［２］173。他从比较广阔的社会的观点 来看待课程和教材问题，认为学校课程必须打破长期以来在中世纪学术观点统治下形成的极 其专门化、狭隘性和脱离实际需要的倾向。课程组织应以学生的经验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 知 识体系为中心。课程必须与儿童的实际相沟通，理想的课程应该以是否促进了儿童的生长和 发展为参照。
　　教材既要符合儿童的年龄特征，刺激他们的求知欲和理智发展，又要反映现代科技成果和杜会实际生活的需要。使儿童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由直接经验逐步走向逻辑的理性知识［3］237～238。主张儿童现在的生活和经验是学校课程的主要内容，要让 孩子在快乐和开心中学习。课程组织的心理学化是基于传统的课程逻辑组织是成人而非儿童，他提倡的课程组织应考虑到心理发展的次序以利用儿童现有的经验和能力。教育应“抛弃把教材当做某些固定的和现成的东西，当做儿童经验之外的东西的见解……儿童现在的观点以及构成各种科目的事实和真理，构成了教学”［５］81。
　　教材应“从学生所要解决的某一问题自然地产生，符合学生直接熟悉的知识，从而增加它的功效，并加深它的意义”［２］198。“主动作业”的作业是指“复演 社会生活中进行的某种工作或与之平行的活动方式”[9]92。它的根据是社会生活要适应 儿童生长需要。
　　毛泽东特别强调课程的适切性，反对照搬外国教材、不顾中国国情和城乡差异的弊端，“苏联的教材，应当学的就要学，不应当学的就不要学。你们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并且还要有地方的特点”［１０］70。“乡村小学校 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１１］１。针对这些问题，他主张教材本土 化，符合中国实际，教材多样化，符合地方实际。“教材要有地方性，应当增加一些地方乡土教材。农业课本要由本省编。讲点乡土文学。讲自然科学也是一样”［１２］190～191。
　　教材要适应儿童发展的需要，教材选用的基本标准是要符合他们的共同经验。但杜威的“儿 童中心”片面强调儿童自身的经验的重要性，而对系统知识缺乏基本训练。毛泽东的课程思想 与当前强调的三级课程思想，特别对校本课程开发思想，有重要的借鉴。
　　3.课程内容的合理性
　　课程内容安排的合理性是他们共同关注的问题。杜威用“从做中学”替代“从听中学”，必然会促使学校课堂教材发生变化，它要求“有更多的实际材料，更多的资料，更多的教学用具，更多做事情的机会”。他反对课程的知识内容太贫乏，认为“科目的内容愈来愈肤 浅和科目内容的臃肿使身心都受折磨”。
　　毛泽东批评学校课程门类太多，严重摧残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主张减少门类。他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１３］99“ 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１３］535“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很大。” ［１３］478“课程不要那么多那么高，要砍掉一半，只要八门就行了”，“课程可以砍掉一半”， “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认为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切中时弊的，其本意是要减轻学生负担，让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发展。但认为课程学了用处不大，主张砍掉三分之一到一半，这就过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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