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是如何拉大的

　　政府准备提升国民的收入
　　人们还记得温家宝总理2010年初的承诺：在接下来的3年任期里，他将把主要精力放在促进公平分配上。
　　在过去的60年里，经济增长是中国共产党谋划的主要目标。但在中共中央正加紧制订的“十二五规划”里，分配将占据重要的位置。2010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将审议规划内容，分配很可能被看成是和增长同等重要的事情。
　　同时，国务院将公布经过多次修订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准备牵头制定《工资条例》。
　　改变分配状况需要很长时间，但这些政府部门的表态、规划和政策表明，改变分配不公的现状已经成了中国当前的重要任务——另一个方面则证明了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
　　经济学家主要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的报告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一篇文章中说，这个数字是0.47。不管哪个数字，都表明中国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
　　是什么让中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
　　经济总量的急剧膨胀往往带来收入差距拉大和贫富分化，类似的情况在几乎所有经历过快速增长的国家的历史上都出现过，各国处置的方法不同，结果也不同。有一些国家成了当今世界上的“成功国家”，另一些要么坠入了动荡不安的泥淖，要么重新回到了贫困的深渊。
　　导致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关系到中国最深层次的问题，改革将考验政府的意愿、勇气和能力。
　　财政收支失衡
　　要缩小收入差距，有些人认为，关键是提高中国工人尤其是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也有人认为，政府掌握了过多的财富，是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关键。
　　第一次分配，也就是工资收入，在过去的10年里，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通常认为这和中国劳动力供应的形势有关：需要就业的人太多了，工资就难以上涨。但最近，经济学界有人开始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这个问题：政府过于倾向于资方，工会没有为工人争取应有的权利，其后果是遏制了工资的上涨。
　　第二次分配指的是政府在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和中国急剧增加的财政收入相比（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之后，财政收入2010年将达到8万亿，仅次于美国政府的收入），民生方面的开支上升得很慢。
　　财政收支既关系到第一次分配，也关系到第二次分配，因为政府的所有收入都来自社会，财政收入1元钱，企业和个人就要失去1元钱。
　　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将达到8万亿元，如果计入政府基金收入和其他经营性收入，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可能与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美国持平。但中国的人均GDP（3800美元）不及美国的1/10。一般来说，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财政收入不应该超过GDP总量的20%。
　　政府收入多了，个人和企业收入就少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在多数国家，劳动收入占GDP的60%左右，而在中国只占到42%多一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国家用于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就业服务的开支要占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但中国这方面的开支仅占财政开支的28.8%。
　　在讨论导致收入差距的原因时，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财富的分配上——不管是企业层面的分配，还是政府层面的分配。但我们同样不应该忽视财富的生产对贫富分化的影响。
　　那些体制性的障碍——户籍制度、行政垄断和审批，限制了中国人迁徙和创造财富的自由，从而使大多数人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中国财政资金大量投入基础设施和其他领域的建设，这些资金使用效率如何，缺乏有效的评估。普遍认为用于经济刺激计划的4万亿投资——配套投资还远不止这个数字，绝大多数都是政府资金——对中国GDP“保八”起了决定性作用。2010年，美国和欧洲准备退出刺激计划，但中国政府仍然表示，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继续刺激经济的另一个说法。
　　城乡差别拉大收入差距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黄亚生给笔者发来的材料中，有他和中山大学2009年在广东所做的一项农民工调查。他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城市化有一种特有的迷惑人的地方。
　　从2000年开始，中国开始急剧地城市化。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城市化会促进家庭收入的增加，进而刺激消费的增长。
　　“中国的城市化把2.3亿农民变成农民工，这个过程本身增加了国民收入。”根据黄亚生团队的调查，农民工在广东打工的收入是在老家相同条件下打工收入的2至3倍。但这一“不得了的经济成就”却没有拉升中国的消费。黄亚生说，2000年以后，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实际上在下降。
　　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家庭更注重储蓄而不是消费。事实上，农民工的确很重视储蓄。广东的农民工的储蓄占收入的40%，比城市居民要高15到20个百分点。
　　城市化带来的增长之所以没有在消费行为中体现出来，黄亚生说，是因为公共服务的欠缺抵消了这种增长。而中国的公共服务是和户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人口史专家葛剑雄说，公共服务和户籍联系在一起，意味着农民工虽然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但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机会。
　　黄亚生和中山大学调查了2000多名农民工，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在广东已经生活了6年以上，有一人从1976年就在广东打工。他们都没有取得当地户口。
　　城市和农村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人口密度高，消费需求集中，能够减少交易成本，有利于发展服务业。黄亚生说，这种经济上的规模效应是近代以来全球性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城市化往往会带来消费上升，但中国例外。
　　农民工虽然在城市里生活，其主要消费却多在农村。以广东的农民工为例，他们存钱的主要目的是供孩子上学和在老家建房，仅前者一项，就占到了农民工总开支的33%。
　　如果农民工子女能够像有城市户口的孩子一样，进入收费低廉而资质更好的公立学校读书，农民工的实际收入就能够得到显著的提高。所以，城市如果能给有职业、长期居住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就能够降低他们的储蓄率，从而促进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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