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金砖国家”显性比较优势研究

　　摘 要：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改进传统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1995～2011年数据对金砖国家（四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显性比较优势进行测算和跨国比较分析，揭示了被“统计幻象”掩盖的全球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贸易格局新动向。即俄罗斯和中国制造业竞争力被低估，中国在制造业方面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优势明显，俄罗斯的优势则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印度与巴西服务业被低估，印度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优势明显。此外，中国在知识密集型制造业方面的优势是其他三国不具备的，印度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方面较其他三国的优势明显。中国应当提升各行业产品附加值、积极融入和主导新兴市场的自由贸易组织、促进本地产业关联，以及优化本地产业链配套能力，为那些不适宜完全开放的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竞争提供途径，也为优势行业规避外需波动带来的风险提供缓冲。
　　关键词：金砖国家；显性比较优势；全球价值链
　　一、引 言
　　自金砖四国的概念诞生以来，这些国家就被认为是在人口、市场、土地、资源等都具有类似的比较优势，因而在第三国市场上可能会存在竞争关系。然而随着原有的国际分工体系被打破，全球生产和服务网络的建立替代了简单的水平或者垂直专业化，在满足最终需求之前，价值流会以中间产品为载体进行多次跨国流动。因此，传统的以出口总额为基准的比较优势评估将难以准确地刻画这一产品内分工模式下各国各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这一新的经济背景下，金砖国家各行业比较优势是否还与传统的理论预期一致？哪些行业出现了未被甄别的比较优势？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在新的分析框架下实施。更加重要的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内外需的消长和自身持续发展的诉求，使得以“量”为纲的粗放式贸易亟需向以“质”为本的集约型贸易转变。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该如何扬长避短，从而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进一步以开放促发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Balassa’s（1965）提出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被诸多学者用于测度一国某行业的国际竞争力。{1}然而，正如Koopman et al（2014）在全球价值链分解的应用时指出的那样，Balassa’s指数用行业的总出口值为基础进行计算的缺陷在于，总出口中不但包含了本国的增加值，还包含了由于中间产品进口所带来的国外增加值以及由于中间品贸易多次经过海关而被重复计算的增加值。因此，从本地价值创造的能力来看，采用总出口为基础的指数并不能很好的反映一国某行业的真实水平。{2}Wang Zhi et al（2013）中也提出了基于价值链分解的显性比较优势测算方法，通过与Koopman的方法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某行业增加值的出口应区别于某行业出口中包含的本地增加值，因为后者不仅包含了本行业创造的增加值，还包含了由于使用本地其他行业产品作为中间投入而带来的其他行业创造的增加值。换句话说Koopman并没有严格区分行业的前向与后向关联，混淆了增加值的来源与去向。因此，从行业自身的价值创造能力来看，需要进行方法调整。{3}
　　鉴于此，本文借鉴Wang Zhi et al （2013）的方法测算基于行业增加值出口的显性比较优势。并采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估算了金砖四国（中国、巴西、印度以及俄罗斯）从1995～2011年制造业各行业和服务业各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并将之与Balassa’s指数的结果进行比较，进一步从优势行业的要素密集度特征等方面揭示了被“统计幻象”掩盖了的金砖国家贸易格局新动向。
　　二、文献综述
　　随着金砖国家经济的发展，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国内外许多学者对金砖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问题进行了探讨。部分学者认为金砖国家贸易呈现很强的竞争性，并且一致认为金砖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闫成海（2003）、李天华（2004）等指出中印两国的贸易结构非常相似，两国具有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的产品具有很大的重合程度，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主要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从而说明中印在世界市场上构成竞争关系。{4}{5}Wadud、Mokhtarul（1998）、王永利（2004）、谭晶荣（2004）和朱前（2005）等从纺织品行业、矿产品、其他工业制成品行业等方面分析了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竞争关系，认为在制成品行业方面呈现较强的贸易竞争性，而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互补性则较弱，主要是因为我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都较丰富，两国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上都呈现很强的竞争优势。{6}{7}{8}{9}陈晓艳等（2006）运用相似度指数对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金砖国家农产品在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都有一定程度的竞争性。
　　另一方面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是关于比较优势的测度问题。从诞生之初起，比较优势就是经济学中最引人注目的概念之一，Ricardo认为由比较优势主导的贸易格局是源于资源约束下因劳动生产率差异而引起的机会成本决策。然而，在实证层面上对既定贸易格局背后的机会成本进行度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后来的学者大都采用Balassa"s（1965）提出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作为一国出口的整体布局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现状的度量。Balassa"s指数摆脱了各种理论假设的制约，而根据商品进出口的结果对其是否具有比较优势进行判断，本质上测算的是出口产品密集度。后来，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改进。Laursen（1998）构造了symmetrical RCA，以解决RCA的不对称性。{10}Proudman、Redding（2000）则引入马尔科夫过程通过随机微分方程来刻画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11}Yu et al（2009）通过经标准化处理的RCA改进了经典RCA的不对称性和零值无效性。{12}陈佳贵、张金昌（2002）借鉴Volleath et al（1988）将进口因素融入RAC建立了竞争优势指数，并对中美制造业进行了比较分析。{13}{14}魏浩（2011）则通过限制RCA分母的范围，提出区域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分别在美国市场上和世界范围内测算了中国制成品出口比较优势。然而，上述改进大都以出口总值为基点，反映地是全球水平专业化的模式，未能很好地反映日益广泛的垂直专业化以及产品内分工网络的特征。{15}Hummls et al（2001）首次提出垂直分工度（vertical specialization VS）的测算方法，{16}张小蒂和孙景蔚（2006）通过回归方法检验了中国各产业的垂直分工度对其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但在产业比较优势的测算方面仍然沿用传统的方法。{17}Koopman et al（2010）、Koopman et al（2014）、Wang Zhi et al（2013）分别基于国际投入产出表通过对全球价值链分解区分了出口中由于进口中间品带来的国外增加值，厘清了国内增加值依附在中间品中多次进出海关重复统计的问题，使得以新增价值取代总值核算反映国家及产业的真实竞争力成为可能。{18}王岚（2014）基于Koopman et al（2010）计算了中国各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19}戴翔（2015）则借鉴Koopman et al （2014），剔除了行业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采用行业出口的本地增加值来计算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并将之与Balassa"s指数进行了比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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