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黔梦,何时圆】 兴黔学校

　　编者按：本文是贵州省史学会会长、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熊宗仁研究员发表于2004年第10期《中国改革》杂志上的一篇旧作。作者由古及今，纵论贵州的“区位弱势”与“通道利弊”，分析了“宝山空手，乞醯邻家”等现象的成因，呼吁贵州人“知耻近乎勇”，“从横向比较中发现自己的不足”，提出“改变人均生产总值长期挂末的位置，应成为贵州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最紧迫、最实在的基本奋斗目标”。时隔六栽再读此文，诸多观点、判断仍有启发，文章中传递出的危机意识和自省精神犹为可贵。征得作者同意，本刊对原稿适当压缩后编发。文中有关数据，以2004年为限。
　　
　　当中国跨进有文献可考的文明史之后。贵州的史前文明之光却黯淡了，只留下“夜郎自大”的典故，让责州蒙垢含冤。古往今来，贵州这片炽热只在地下奔涌的沃土，这座充满神奇与潜能，却始终没有充分开发的宝库，竟成了“蛮荒瘴疠”与贫穷落后的代名词。历史对贵州一误再误，人们对贵州也不断误解误读，而贵州则在这些他误中不断自误。历史的错误可以改写，误解的形象可以重塑，而自误尤须自省，才能自觉、自救。历史规律的揭示与现代诠释，正是自省、自觉、自救的前提。
　　
　　是历史还是自己误了贵州
　　
　　贵州作为中国第13个行省，始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距今不过591年。贵州建省，并非因其经济社会发展已达到建省的条件，而是因贵州为进出云南的咽喉，控制贵州，即可轻取云南。正是基于这种军事、政治考虑，明王朝才将云南、四川、湖广三省边地分割出来，拼凑出贵州省。因而，贵州建省伊始，便成了“天下最贫苦之地”，明(嘉靖)《贵州通志?财赋》篇云：“贵州财赋所出，不能当中原之一大郡”。这就是早期贵州的形象。
　　历史毕竟已成过去，无须为历史的贵州过多辩解。五百多年过去，贵州依然是“天下最贫苦之地”――在88个县级行政区中，就有50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2003年末，贵州的生产总值不过1344.31亿元，依然不敌东部发达地区之一县(市)。这才是当下贵州的真实形象；正视并努力改变这样的形象，才是贵州人的当务之急。切莫轻描淡写地把贵州的发展滞后归咎于“历史的原因”，而把我们自身所应承担的责任推卸一空。历史固然误了贵州，贵州确也误过自己。贵州是在他误和自误中从500多年前走到今天。
　　
　　区位弱势　通道利弊
　　
　　贵州常谈论自己的“区位优势”，如果不了解中国历史上各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从深层次和多角度去透彻理解贵州的区位，就很难看到贵州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长期所处的弱势区位。
　　两千多年来，纵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心转移的历史轨迹，大体上是一个由西而东、由北而南又由南而北的十字形。横向大体以黄河、长江干流为主轴；纵向则涵盖华北、华东、华中东部和华南，贵州则始终未能进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区位。这种边缘的弱势区位，同时受着主流的排挤与吸引。身处边缘的自卑与进入主流的追求。形成了贵州历史重负下的堕力和跻身历史前沿的动力。主流地区较之边缘地区，已具备较雄厚的综合实力，有坚实的发展基础和优越的区位强势。如果没有中央战略性的大投入，没有东部地区长效的、多方面的对包括贵州在内的西部地区的补偿机制，在市场经济一视同仁的激烈竞争和主流的本能排斥下，强势者将更强，弱势者将更弱，便势所必然。
　　贵州的自然地理位置，尤其是其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虽是天宋地僻，却也在“天下大乱”之时，演出过历史的惊人之举。抗战前后，以贵州为中心的十字形公路干线形成，贵州更名符其实成为通道。贵州交通虽有改善，一些领域在近代化潮流的冲刷与裹挟下趋赶时势。但由于固有的贫弱，无力将强势进出的人流、物流、技术、资金和信息长久拦蓄下来。更有甚者，连自己的一些优势也被周边的强力吸引而不断流失。通道经济有利有弊，通道现象值得反思。
　　我们曾经埋怨长期的封闭造成了贵州历史上的贫穷落后，但谁也不曾想过，近代贵州交通网络形成后，特别是当代航空、铁路、公路和水运构成了贵州立体通道以后，贵州的生产总值在全国的经济总量中，仍然只占到百分之一多一点。横向比较，其经济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究其原因固然多多，但是否与我们身处西进南下大通道而未能尽用其利，反而承续其弊有关呢?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对于地处通道的贵州来说，可能遭遇过往洪流冲刷而致堤溃岸崩的险境。
　　至今并未改变的中国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主流方位的客观趋势，造成了贵州边缘区位的形成和长期难以改变的现状。如何从边缘跻身主流，是贵州建省591年来不懈的追求，是一代代贵州人难圆的梦。
　　
　　宝山空手，乞醯邻家
　　
　　“宝山空手，乞醯邻家”。这句话是近代有识之士针对贵州资源丰富，却难以开发，捧着金碗讨饭吃的现象所发出的慨叹。
　　贵州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大棋盘上，只有几颗棋子会成为中央和发达地区的关注点，也常常成为贵州引以为自豪的优势，成为宣传贵州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的提神丸。其一是能源资源富集，其二，是矿产资源丰富。然而，上述资源亿万年来都是沉睡在这块土地中，并没有让渴望全面小康的贵州人富起来。更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资源并不丰富，却依靠掠夺或不等价交换实现了财富由资源地向自己手中转移。贵州的资源，在建国前成了西方列强竞相掠夺的对象，建国后则成了支援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为东部发达地区集聚了财富，贵州自己呢?并不是最大的受益者。“宝山空手，乞醯邻家”。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的资源贱卖，似乎成了惯性，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旧延续。这固然是因为贵州缺乏深加工、精加工能力，难以提高资源型产品的附加值；但另一方面，相关政策失衡、失灵，使贵州不能随行就市对出境资源定价，导致西部的资源的价格偏低，也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醒得早、起得晚、走得慢
　　
　　历史重负与现实原因的叠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剥夺，加之贵州自身活力不足，造成长期的经济弱势。贵帅旧建省之日起，就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诸病缠身。建省之初，常年财政开支的71％不能自己解决，必须靠朝廷开恩，协济、蠲免、赈济，勉强维持财政开支。直至清末，贵州依赖湖南、四川、云南等省“协济”的状况也没有根本改变。
　　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央对贵州的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直到今天，贵州财政的相当部分仍然要依靠中央的转移支付。但“协济”治标不治本，并不能健全贵州的造血功能。愈是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地区，愈应在改革开放上下功夫，愈应更多地拥有改革开放的先试权，使之能在改革中率先或更多受惠。
　　贵州省湄潭县、金沙县的先试权，创造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 地”的新政策及其配套措施，“以静制动”，延长承包期并鼓励土地使用权的依法流转。党中央、国务院吸纳了贵州的经验，1993年的一号文件明确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限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开垦荒地、营造林地、冶沙治土等从事开发性生产的，承包期可以更长。为了避免承包耕地的频繁变动，防止耕地经营规模不断细分，提倡在承包期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办法。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经发包方同意，允许土地的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中共贵州省委(1997)24号文件进一步作出从1994年算起，承包期再延长50年，非耕地承包期再延长60年的决定。这种改革的先试权，不仅对全国的农村改革起了促进作用，对于贵州保持农村基本政策和农村社会稳定，增强生产经营土地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经营耕地以外的产业转移也起了推动作用。
　　回顾一下，贵州的改革开放的确做了很多敢为人先的事，可圈可点。比如当年提出“三不怕”，至今很多人还津津乐道。然而，也有很多改革开放的思路、举措是“醒得早、起得晚、走得慢”。讨论起问题来思想都很解放，但讨论完了也就完了；有些能够实施但却未能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常常无疾而终，令人扼腕叹息……
　　如何做到：凡是推进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改革，凡是真正体现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改革，就坚持下去，持之以恒，咬定青山不放松。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都有，不可以不警醒之。
　　
　　公平的市场　不公平的交易
　　
　　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是公平的市场、公平的竞争。
　　贵州带着沉甸甸的历史重负，与全国各省(区、市)一道，被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赶到同一起跑线上。表面是公平的市场、公平的竞争，事实上对贵州是极大的不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并非一蹴就；国家的宏观调控仍然是转轨过程中甚至市场经济体制下也不可或缺的平衡机制。类似贵州这种长期资源贱卖的省份，在相当一段时间，需要国家宏观调控的平衡机制对它倾斜，使它获得必要的补偿，才能缩小与周边和发达地区的差距，真正实现同一起跑线上的公平竞争。否则，只有“龟兔赛跑”寓言中兔子睡觉的奇迹在现实中出现，贵州才可能缩小同别人的差距，更不要奢谈赶超。
　　贵州斥资数百亿元，倾全省之力实施的“西电东送”这一重大战略，给贵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发展动力，成为贵州实现超常规发展的突破口。但也由此引出诸多问题。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胡晓登研究员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明确提出：贵州省“西电东送”的利益分配格局不合理；总体上是“购电方得大头、电力企业得中头、贵州省财政得小头”，利益分配机制失衡。
　　对于这一涉及贵州长远经济利益、输电方和购电方能否“双赢”、区域经济合作能否可持续的重大问题，应该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贵州有关方面的重视。
　　建议国家发改委重新考虑贵州“西电”电价，并且在考虑收益分配时给贵州以合理的资源补偿和生态补偿。
　　贵州处于长江、珠江上游交错结合地带，其生态环境不仅直接影响着本省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影响着“两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生态质量。“十五”期间，贵州为建设“两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工程、珠江上游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工程及小流域治理工程。这是贵州对“两江”中下游的一份贡献。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增强，生态环境必将成为市场构成的新要素。按照市场化公平交易的原则，国家和“两江”中下游发达地区应以适当方式给予贵州合理的生态补偿，也是应该的。
　　
　　单一的参照系
　　
　　从1997年起，贵州经济增长速度连续7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加快发展使总量不断扩大，2001-2003年全省生产总值分别为1084.9亿元、1185.04亿元和1344.31亿。这当然值得欣喜。但如果在纵向比较的同时，把贵州置于中国经济增长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考察，从横向的多重参照系考察贵州近年的经济发展，则不难发现司空见惯却无人说破的误区。
　　首先，由于西部地区特别是贵州经济发展的起点低，生产总值少，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普遍的增长速度都高于全国同期的平均水平。自身纵向比较的高速度并非贵州所独有。
　　其次，贵州在西部的11个省份(西藏不参加排位)中，并不属于增长速度最快的省份，而是属于殿后第三梯队――2003年只比云南省的8.6％高1.5％，而比最高的内蒙古16.3％低6.2％。
　　再次，近年来，贵州的人均生产总值不仅在全国，而且在西部11个省份中，长期排名最末。这说明贵州在发展，别人更在发展，而且发展比贵州还快，贵州与周边和全国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改变人均生产总值长期挂末的位置，应成为贵州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最紧迫、最实在的基本奋斗目标。
　　第四。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连续7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百分比的含金量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贵州增长的10个百分点，其绝对的含金量只是发达地区的若干分之一。
　　古人云：“知耻近乎勇”。贵州人均生产总值已经跌落到不能再跌的谷底，任何怨天尤人都无济于事，惟有幡然自省，从横向比较中发现自己的不足。既要争取国家给予政策倾斜或改革的先试权。争取发达地区帮扶支持；更应该发愤自强，切实从观念、体制和作风上炼内功，从实质上和绝对含金量上缩小同周边和全国的差距，而不被以自我为参照系的增长速度和含金量最低的百分比所障目，弱化自己的危机感、紧迫感。
　　贵州目前的经济发展势头无疑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可歌可资。但贵州更需要直面现实，改变现实。官员习惯用成绩评价现实和展望未来；学者习惯从问题中针砭时弊和预示未来；百姓习惯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判断现实和期盼未来。三者的角度虽不尽一致，但都希望早圆富民兴黔之梦。如何在三者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为决策提供更多思路、更宽阔的视野，从而更准确地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脉搏，找准改革开放的方向，这是一个需要大手笔的重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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