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工的城镇化困惑]关于新型城镇化的论文

　　从“半城镇化”到真正城镇化的转变，是所有外来务工人员对“春天”的期盼。 　　 　　张志国、王爱芬是一对夫妻，他们从四川农村到贵阳已经11年了。经过这些年的奋斗，他们现在拥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擦鞋店。
　　他们的擦鞋店生意不错，过年去了半个月，回来听到不少老顾客“抱怨”：“你们不在真是不习惯，鞋子都脏得不得了!”
　　十多年来，他们看着贵阳变得越来越好，高楼越来越多，大剧院建起来了。轻轨也要开工了，但他们感觉这一切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虽然他们的小店关门一天都会让很多人感到不便，但是他们的烦恼却没有人关怀。
　　王爱芬说，11年前，他们一无所有地来到这个城市，凭着两只手，一点一点积累在城市立足的基础，但是那时心情很轻松。正如《春天里》唱的“可我感觉一切没那么糟”。11年后，有了一个店，但是烦心事却多了：
　　――没有一个自己的家。一个10平米的房间，中间隔一下，前面是店，后面就是夫妻俩吃饭睡觉的地方，面积太小，只能叫做“窝”，不能叫“家”。没有贵阳户口，经济适用房买不到，商品房买不起，廉租房更不可能有他们的份，只能租房子住。眼看房租越来越高，只能把吃住的地方都省了，一并在店里解决。
　　――管不了孩子。俩孩子在老家上学，靠爷爷奶奶照顾。老人隔三差五打电话来告状，说管束不了。把孩子接到身边吧，不现实，户口不在贵阳，上不了好的学校，还得正儿八经地租一套房子，这样一来生活成本就太高了。王爱芬常常想孩子想得吃不香睡不着，白天干活也没精神。孩子长期不在身边。管不了学习，以致俩孩子成绩都不大好，难道他们长大了也要重复打工这条路吗?打工的尽头又在何方呢?王爱芬愁得慌。
　　――没有社保。小店目前生意还行，但是不敢保证以后怎么样，哪天这店不能开了，或者是年纪大了做不动了，该怎么办呢?
　　――最怕生病。在贵阳看病的医疗费是不可能拿回老家报销的。
　　他们深陷两难：“在城市人的眼里，自己还是一个乡下人，而在农村人眼里，已经是一个城市人了。”想到老人和孩子，夫妻俩也商量过，要不回农村老家吧?可是回家后出路又在哪里?
　　王爱芬不满地说：“我一年有350天在城市工作，为城市人提供了那么多的方便，却不能在城市有一个家，就因为我生来是一个农村人吗?”“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泪忍不住地流淌。”王爱芬将《春天里》下载来做手机的铃声，她说这首歌唱出了她的心声。
　　王爱芬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一家人能生活在一起”：能有一套房子，不用太大，够住就行；孩子能在身边上学，将来能考个大学；生病了能在贵阳看病和报销；生活能安定下来，每年不用像候鸟一样挤火车来来去去――这个愿望并不宏大，但却显得很遥远，因为它牵涉着目前尚未解决的户籍改革、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等系列问题。
　　相对于王爱芬的焦虑，张志国显得对未来更有信心。
　　张志国读过中专，文化水平不低，爱读书，爱看新闻，每天必买一份报纸。他拿着一本2011年第五期《当代贵州》，指着《栗战书：积极探索有贵州特色的城镇化路子》这篇文章，对王爱芬说：“你看嘛，省委书记都说了，‘要千方百计保证那些买不起房或者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能够住有所居’，还有，‘要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和鼓励具有稳定收入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村转移人口优先在城市落户，加快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放心，只要我们好好把这个店开下去，好生干活，我们早晚都会在贵阳有个家的。”
　　
　　编者手记
　　
　　“半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过程中的一种不完整状态：农民已经离开乡村到城市就业与生活，但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在城市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当前我国的城镇化率是46.6％。而我国城镇户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这意味着有13１.6％即1.82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籍，没有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待遇。只有在包括投资、信贷、住房、教育、医疗、户籍等系列问题上享有与其他城镇居民无差别的待遇之后，这近2亿的外来务工者才算是走进了“春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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