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建设期刊是假的 假期刊背后的真问题

　　2011年4月1日，海南省文体厅公布了一起非法期刊案的案情。媒体在报道和转载时，大多用“特大非法期刊案”作为标题。 　　该案案情符合“特大”的全部要素。一对夫妇用7年时间打造了一家骗子公司，出版了20余种非法杂志，4份非法报纸，以收取版面费为由敛财行骗。受骗人数达2万人，涉案金额初步统计已经超过1000万元。
　　除了“特大”之外，案情中更多是“荒谬”的元素。一个由中学文化水平组成的编审团，审核着学者、教授和医生的文章。甚至有人依靠在这样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而升职获奖。
　　这条愚人节爆出的新闻，并非笑话。在其背后，是对现行“论文职称评定”制度的拷问。
　　
　　“国家级”期刊
　　
　　海南省海口市金盘吉宝小区。2月16日上午，警员们打开了“出版社”的房门。
　　随后的搜查，让所有人吃惊。“非法报刊密密麻麻堆成小山，93枚假公章摆了一地，公司规章、员工手册、报刊邮寄单和发票摊了一大摞。”海口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陈淼说，这些假期刊中，仅带有“中国”字头的就有《中国教育科研杂志》、《中国医学论坛报》等多种。
　　警员们恍如走进一家国家级的大型杂志社。而事实上，这家隐匿于海南7年的非法公司，仅有员工9人。作案工具也不过2台小汽车，1辆电动车，12台电脑，和60多张银行卡。
　　在60多张银行卡中，总计金额不完全统计已超过1000万元。这些钱大多来自全国各地投稿人支付的“版面费”。
　　7年前，海南人郭海弘、符莉创办了这家公司。他们招聘员工进行培训，并设立数十个网站发布征稿信息，假称其学术报刊是国家批准公开发行的正规刊物，诱骗需要晋升职称的人向其投稿，并以两千字内340元、每增加一千字加价100元的标准索要版面费。
　　收钱后，他们便开机印刷非法刊物，邮寄给投稿人。
　　查获的账目显示，仅2010年7月份，他们就收到来稿2201篇，入账版面费40多万元。据警方统计，受害人预计达2万人。
　　7年间，印刷机一直轰鸣作响，各种名目的假期刊寄向全国各地。即便在警员办案过程中，“编辑部”的电话还一直响个不停，不断有人咨询投稿和汇款事宜。
　　
　　骗子的逻辑
　　
　　“我们实行‘公司化’运作，几年下来，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已经合法了。”徐云辉说。
　　徐云辉是该公司的“员工”。她说几年来，她和同事每天上午9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每周开例会总结表彰，还有休假制度。“老板甚至给我们签合同、买保险，我慢慢觉得在这里工作挺光荣的。”
　　徐云辉还是审稿编辑部的成员。这个由3名中学文化程度员工组成的审稿小组，审核着一篇篇高学历人员写的学术论文。“审核”的内容主要是来稿的格式、字数和错别字，“有时也淘汰少量不符合要求的论文。”徐云辉说。
　　符莉则直言，他们从不管论文的专业性。她辩解称，“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平台。”
　　当然，这个“平台”终极目的还是敛财。为了掩盖造假行为，符莉要求员工只接受电子邮件投稿，期刊编辑部地址全为虚构，编辑部固定电话通过某种手段转移到40部手机上。
　　除了设立数十家官方网站，这家骗子公司还在一些中央级大报上刊登广告，公开鼓吹“期刊具有国际国内刊号，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属于国家级核心期刊，主要职能是方便作者晋升……”等。
　　符莉还编制了《常见问题回答手册》对员工进行系统培训。
　　比如有人问起：“如何查询杂志属于国家二级期刊？”则回答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并没有对任何一本杂志评定级别，由该杂志的读者和作者针对杂志满意度而评比出来。”
　　也有人问起过“这是非法的刊物么？”
　　手册中用反问句做答“本刊1995年创办，每个月底出版一期，如果是非法刊物，能一直创办到现在吗？”
　　
　　藏匿的秘诀
　　
　　为何能一直创办到现在？除了地址虚构难查，来电呼叫转移，投稿借用网络外，这家骗子公司更多利用了投稿者的微妙心态。
　　该公司出版的众多非法报刊，大都集中在卫生和教育领域。符莉坦言：“因为这两个行业有发表论文评定职称的强烈要求。”
　　按照投稿者的需求，符莉夫妇的网站参与了百度竞价排名，让网站显得更加有名望和正规。当有投稿者提出希望能在学术论文数据库上查询全文后，符莉主动联系重庆维普咨询有限公司及中国知网开展合作，两家网站相继给她“创办”的部分杂志颁发了网络出版证书和收录证书。
　　此外，她还伪造“中国教育学术委员会”等公章为投稿者颁发获奖证书、论文证书和教师继续教育学分。
　　网站名望不小，杂志名头唬人，数据库能查询全文，发表后能收到杂志，对于投稿者而言，这几乎满足了“正规杂志”的所有条件。至于“真伪”，已经变得不再重要。
　　陈淼等警方办案人员认为，该公司能藏匿7年，其中既有一系列貌似合法的外衣“掩护”，也有投稿者为晋升职称不愿举报、有关部门难以发现的因素。
　　“虽然目前２０余种假报刊已被查封，但暴露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案件本身。”办案人员坦言，大部分人否认投过稿件、汇过钱，对办案人员闭门不见甚至是恶语相加，取证比较困难。
　　
　　案件的背后
　　
　　3月22日，符莉夫妇被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然而，一切并未尘埃落定。
　　案件取证过程中遭遇的困局，更多折射出当前社会对“论文”的病态需求。办案人员称，很多作者通过论文达到了晋升职称的目的，因而不愿向有关方面举报。
　　符莉说：“很多教育卫生行业的作者反馈，论文在他们评定职称时起到作用，还主动介绍同事给我们投稿，甚至要求寄发票到单位报销。”
　　“靠假论文证书获得职称或职务，这些人有没有教书育人、救死扶伤的资格？这样的职称评定机制是否存在问题？到底谁是真正的受害者？”有关专家表示，此案背后的问题令人深思。
　　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曹锡仁认为，此案存在时间之久、影响面之广令人震惊。现在很多合法刊物也收取论文版面费，应该加强管理。同时，由于许多单位对发表论文的数量、级别提出不切实际的“刚性要求”，导致合法刊物根本无法满足巨大需求，“这为学术造假提供了制度运行空间。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称，该案暴露出目前一些行业单纯以论文评职称的“制度弊病”。
　　在海南特大非法期刊案曝光的同时，另一则消息称，中国发表期刊论文数量已成为全球第一。
　　对此，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冯培称，论文的畸形需求，已经形成了“滚雪球”。
　　他称，目前评价一位学者的权威性，更多取决于其职称、头衔。而职称评定的量化指标之一就是论文数量。按照现行评价体系，只有在论文数量上具备相应条件，才可能获得相应学术身份。而身份获得后又进一步产生马太效应，让学者得到更多利益。这是“滚雪球”式的循环放大。
　　“我们以利益为导向的价值观并非一无是处，但利益导向被无限放大时，就会出现畸形的现象。”他说。
　　在海南特大非法期刊案查处后，曾有学者呼吁，当务之急是加强学术期刊监管，改革职称评定机制和专家评审制度，不能仅以“论文论英雄”。同时应探索建构多元化的学术评价体系，适当发挥民间学术机构的评价作用。
　　或许，这才是本案破获所得的最大收获。
　　
　　编辑 王鹏 实习生 程萌（资料来源：新华网、《海南日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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