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中传统孝文化衰微原因浅析] 中国的传统孝文化

　　摘要:现代城市是一种商业社会,摧毁了传统孝文化产生的宗法制社会。农业社会的发展需要子女学习父母的经验,其稳定需要孝道维系;现代城市青年获取知识的途径众多,城市稳定依靠现代政治制度。现代城市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孝文化失去了存在的条件。现代城市中西方文化的平等观念、创新求异的自主意识冲击了传统孝文化。传统孝文化在现代城市中走向衰微。
　　
　　关键词:现代城市;传统孝文化;衰微;原因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我国的城市化也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城市化带来的不仅是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带来了人们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传统孝文化也必然受到冲击,其走向衰微是必然趋势。探寻现代城市传统孝文化衰微的原因,可以说明构建现代城市新型文化的必要性。
　　
　　一、现代城市没有传统孝文化产生的条件
　　
　　根据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观点,孝道和人类的其它道德观一样,都源出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是人类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恩格斯也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任何意识和思想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一个民族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着该民族的生活方式,也决定着该民族的观念形态。正如恩格斯所言:“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归根结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孝道正是这种“社会关系”的反映。现代城市正是缺乏孝文化产生的条件,才导致孝文化在城市中日渐衰微。
　　建立在血缘氏族基础之上的牢固的宗法制社会是孝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整个氏族只有聚族而居,从而形成了聚族而居、安土重迁的生活习惯和观念。到西周时期,虽然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国家行政组织,人们却始终是以氏族群体的形式聚族而居。人们生活在狭隘的氏族、部落范围内,并根据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而自然形成了一系列的道德准则,涉及生产、生活和宗教等。在协调氏族成员的关系,尤其是晚辈与长辈人之间的关系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逐渐发展成为氏族或者部落成员所必须遵循的道德传统,其中主要是孝道。
　　现代城市则与传统的宗法制社会完全相反,生产力高度发展,来自四面八方的个体不断汇入到城市中,形成了一个人口数量众多的庞大的群体。在城市中,一个人与城市里的其他人可能没有血缘关系,人与人之间也可能不相识,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依靠的是高度发达的国家行政系统和社会群体组织。陌生人之间打交道讲求的是公平、平等,人们交往是一种利益关系,城市里这种生活环境及交往方式,反映到观念领域,“就是很强的自我意识和权利观念,而对自己在原有氏族团体中的亲属身份,却可以看得很淡。”城市人既没有血亲的依赖,也不需要依赖血亲,而是只能将自己融入陌生人的社会系统中,依赖国家和社会的力量,通过自我奋斗走过自己的一生。城市里失去了以血缘氏族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也就没有了传统孝文化产生的基本条件。
　　
　　二、现代城市没有传统孝文化存在的条件
　　
　　孝文化产生后,也需要有合适的土壤才能拙壮成长。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是传统孝文化存在的社会条件,没有了农业社会这样的土壤,传统孝文化就会走向衰微甚至死亡。
　　现代城市恰恰是对传统农业社会的背离。
　　首先,农业社会文明传播客观上需要孝文化,城市文明传播脱离孝文化。在那种受气候条件影响很大,周期性很强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人们需要不断的积累经验,年长者,尤其是老年人在这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年轻人要向长辈、老者学习基本的生产技能和经验,又要学习他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公认的生活方式、精神追求等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只能是这样一个样子:“在家庭,由于长辈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子辈必然会对他尊敬,仰赖有加,父母是绝对的权威。”
　　在现代城市中,人们生活在信息社会中,各种信息扑面而来,这些信息远远超出了自己的父母能给的经验,也远远优于父母能给的信息。年轻人的生产知识、生活经验基本上是离开了父母的传授而得来。因此,年轻人对年长者少了一份依赖,也就少了一份敬畏,父母也就失去了权威。
　　其次,孝是农业社会稳定的需要,工业社会的稳定则是建立在现代政治制度上。在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社会里,由于经济发展缓慢,生活、卫生条件极其落后,人们养育后代非常艰难,这就加重了父辈对儿女的责任。但随着岁月流逝,父辈逐渐成为家庭中部分家务劳动的承担者和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的被赡养者,原先的儿女们则逐渐成为家庭劳动的主力军和父辈生活必需品的提供者、赡养者。如果子孙不孝,长辈得不到应有的赡养,将直接影响家庭的和睦与安宁,将破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政府拿出越来越多的资金用来发展老年人事业,作为“孝”的基本任务“赡养父母”已经由政府和社会机构来完成了。另外,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老年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由子女来赡养父母成为子女沉重的负担。
　　现代社会尤其是城市的稳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完善的社会服务和保障基础上的。政府在社会稳定中起着主导作用,企业和社会团体起着重要作用,离开子女的赡养父母就无法生存的情况在我国城市中已成为历史了,孝文化的基本内容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生存的土壤了。
　　
　　三、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冲击传统孝文化
　　
　　现代城市是对传统农村的背叛,因为城市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农村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城市人的道德是由城市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首先,城市生产方式对传统孝文化产生冲击。在农业社会,人们大多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一家人一年到头在一起生产劳动,抬头低头都相见,子女对父母行孝既很自然、必要,也有可能。
　　在城市,生活节奏快,一家人基本上无法在一起工作。一般的情况是父母与子女在不同的单位工作,妻子与丈夫工作单位也不同,更多的是子女在学校读书,父母在工厂劳动。城市的生产方式带给每个人是忙碌的生活,为了生活,每个家庭成员在外奔波,奔波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奔波在不同的地方。这样的生产方式使父母与子女相见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许多孝行也很难有机会去做。
　　其次,城市生活方式对传统孝文化产生冲击。在传统农业社会,一大家子人生活在同一个院子里,也许是四世同堂,也许是三世同堂。这样的大家庭,少则五六口人,多则几十口人甚至上百口人,和睦稳定的基础就是孝,行孝不仅可能,而且必须。
　　在城市,除了极少数人住在别墅,绝大多数人只能住在单独的小房间里,以至于多数家庭不可能三代及三代以上的家庭成员住在一起。更多的情况是参加工作的子女与父母住在不同的楼栋,住在不同的城市,甚至父母住在农村,子女在城市里工作。几代人生活在一起的公共空间就没有了。
　　由于居住空间太小,加上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城市中更多的是核心家庭――父母和一个还未结婚的孩子。三代及三代以上的家庭成员住在一起是孝道存在的条件,现代城市则将这个条件加以摧毁。
　　城市人生活的快节奏,生活的狭小空间和少有的个人支配的时间,使子女与父母的接触少了,两者的关系也就逐渐淡化了。
　　再次,市场经济冲击传统孝文化。城市的职业生活要求从业者全力打拼,职业生活和事业的成功越来越成为从业人员最重要的生活内容和人生目标。城市的快速运转使人们越来越多地依靠社会物质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化的服务来完成过去由家庭成员承担的家务劳动,而不必亲身躬行。家中有需要长期照顾的老人、病人,请保姆、钟点工成了最常见的解决方式。城市化带来社会职业的再次大分工,服务业的广泛兴起是一个标志。家庭责任的社会转移无疑使传统的亲情更加淡漠,家庭关系更加疏远,冲击了子女对父母行孝。
　　还有一个就是城市文化的侵蚀,市场规律、利益追求等等,它肯定要发挥作用,会在人的思想行为中反映出来。“所以"孝"这种曾经的温情脉脉的东西,在此时显得很苍白,很无奈。”
　　
　　四、现代城市西化排挤传统孝文化
　　
　　中国在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也在高速与国际接轨。在引进西方的商业运作模式的时候,同时也引进了西方文化。随着西风东进,欧美商业文化在中国城市大行其道,西方文化对东方传统孝文化的排挤越来越严重,孝文化日益衰微也就不足为怪了。
　　首先,平等观念冲击孝文化等级观念。传统孝文化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子女的言行要合乎“礼”,做好子女的本份,强调父母与子女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孝”与“敬”是连在一起的,称为“孝敬”;“孝”与“顺”是连在一起的,称为“孝顺”。无论是“孝敬”还是“孝顺”,都要求子女维护父母的威严,顺从父母的意志,服从父母的决定。孔子认为“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一个人有了对君主的“忠”和对父母的“顺”,才不失为孝。孔子还提出“孝”即“无违。”孟子认为“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要求子女不违背而是顺从父母的意志。
　　西方文化中更多地强调民主意识和平等观念,主张子女与父母是一种平等关系,父母不能干涉子女的决定,子女也不必服从父母的意志。在家庭中,每个成员享有同等的权力,重要事务平等协商。成员之间不是主奴关系,而是平等的朋友关系,相互之间平起平坐。家庭成员间的爱,是一种朋友间的爱。小孩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具有较强的平等观念和自主意识,加上城市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小孩成了家庭里的“小皇帝”,一家人以小孩为中心,围绕着小孩转,虽然说小孩的要求和意见不是“圣旨”,起码能得到父母的尊重。在西方平等观念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怎么可能去遵从有上下尊卑的孝道的规范呢?
　　其次,创新求异的自主意识冲击孝文化主张的因循守旧、服从权威。传统孝文化要求子女服从父母的权威,遵循前人的经验。孔子就主张:“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意思是只要不是先代圣贤明王所规定的礼法服制就不敢穿戴,只要不是先代圣贤明王所规定的法度语言就不敢去说,只要不是先代圣贤明王所规定的道德标准就不敢去做。
　　西方文化中不服权威、怀疑权威、突破权威的精神被城市青年接受并从各方面体现出来。如果要他们回到孝道所提倡的遵守圣贤之道、遵循父辈的法则,是绝无可能的。城市职场竞争十分激烈,新的职业也不断涌现,这些职业大多是他们的父辈没有做过的,子女不可能去继承父业。城市是创新求异的地方,西方文化包含创新求异的精神,致使青年成为创新求异的人群。在此面前,传统孝道显得不合时宜,不合时势,只有走向衰微的命运。
　　在现代城市中,传统孝文化既没有生长的土壤,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其衰微之势不可避免。人们现在能够做的,一种是将传统孝文化彻底改造,惕除其既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又不符合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内容,从而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城市孝文化,一种是让传统孝文化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逐渐走向衰微,从而构建新的城市道德体系。这两种做法在实质上没有区别,都是要求去构建新的现代城市道德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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