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记者归来谈体会|2018两会答记者问

　　编者按：每年的“两会”历来都是亿万人关注的焦点，已走过半个世纪的全国“两会”见证着中国的发展进程。2006年三月，一年一度“两会”的召开，为首都北京增添了春的气息。有人说，今年的“两会”是中国人用智慧决策未来，用爱心规划家园，用责任拥抱世界。它没有辜负众人的期望，它给信息传递者――媒体，提供了一场“盛筵”。“两会”上，海内外数百家媒体、2000多名记者，齐聚北京，媒体之间的竞争弥漫着“战争”的硝烟。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两会”的声音通过媒体传遍世界各地。记者的身影闪现在会场内外，构成了“两会”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结束了夜以继日的紧张采访，还带有一身的征尘，但谈起十多天的所见所闻，许多记者还沉浸在感奋中。我们向新华社对外部、《中国日报》、新华社上海分社、《今日中国》、中国网和海峡之声广播电台等媒体的上会记者们约稿，请他们谈谈是如何报道“两会”的，“两会”报道中涌现出哪些新的形式和内容，他们是如何在媒体大战中挖掘独家新闻的，他们在“两会”中的感受以及在这个特殊日子里的难忘经历。我们把这些一一汇集起来，便有了这一组关于“两会”体会的文章。也许他们记下的并非都是重大事件的全部，有些不过是点点荧光。但正是这点点荧光，汇集成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灿烂星河。同时他们的经验中也闪现着智慧的火花，希望能给在外宣领域中的工作者带来一些启迪。
　　以“两会”独家新闻
　　
　　来影响西方通讯社
　　文／新华社对外部顾钱江
　　
　　“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中国将把青藏铁路从拉萨延长至日喀则……”今年“两会”期间，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消息《西藏自治区主席说，青藏铁路有望从拉萨再延伸至日喀则》一经播出，即被美联社等西方通讯社转发。这一独家消息不仅透露了重大新闻，而且援引藏族官员的话指出，西藏人民希望铁路早日通车以摆脱封闭状态，青藏铁路在建设中和建成后都不会破坏环境，有力地批驳了达赖关于青藏铁路的种种歪曲说法。
　　在今年的“两会”上，我和新华社同事所采写的多篇独家消息被西方通讯社等海外主要媒体所采用，这些消息涉及西藏、香港、银行改革等热点，回答了海外关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以权威、客观的报道廓清了一些疑问或不实之词，展现了中国的正面形象。上面提到的青藏铁路的消息即是一例。
　　中国“两会”历来是中外新闻媒体激烈竞争的场合，如何提高报道的有效性也是新华社对外报道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从今年“两会”的实践看，我深感独家新闻是影响海外舆论的有效方式，它们短小精悍、采写往往不难，但传播效果却可能超过许多鸿篇巨制，是成本较少而效益很大的好办法。
　　上会前，我对海外媒体近期关注中国的热点问题作了些调研，并结合自己的专长（经济报道）和所联系的代表团（上海、西藏等），列出了一些可能采写独家新闻的线索，事实证明这很有效。
　　比如海内外都很关注宝钢代表中国企业参与国际铁矿石谈判的情况，而宝钢股份公司总经理艾宝俊正是上海团的人大代表，我通过电话和他取得了联系，但被他婉拒。于是我就直接到京西宾馆会议室去堵门，艾宝俊代表见躲不过，就答应在回房间的路上说几句。就这样，我们走出会场、下楼、穿过长廊、上楼最后到他的房门口（当时真希望路能长点儿），一路我问他答，只能用录音笔来记，用五分多钟完成了采访。虽然艾总谈的不多，但根据他透露的最新谈判立场等重要信息，我采写了《中国在国际铁矿石谈判中仍然坚持要求降价》的独家消息，当时恰逢中国商务部出台措施限制铁矿石进口，这篇稿件被国内外几十家媒体所采用。
　　独家新闻的获得并不一定就很难，有时得来全不费功夫。在采访上海团的应名洪代表时，我本来是要向他了解有关国资立法的议案，但在查询简历时我发现他是上海地铁建设指挥部的副总指挥，一下子想到最近德国媒体有关中国窃取其磁浮技术的报道，于是我在向他问及国资立法的同时，“顺便”提起磁浮列车的事。他告诉我，德国媒体的报道不实，中方已与德方沟通，而且中国很快将批准开工沪杭磁浮线项目，德国将转让技术帮助中国实现国产化。我如获至宝，当天采写了独家消息《中国今年将开工建设上海至杭州磁浮铁路》。很快就被法新社等外电转发，也成为“两会”期间国内媒体报道的一大热点，几天后发改委正式宣布该项目已经在国家立项。
　　另一篇被路透社转发的稿件《中国银监会证实中行黑龙江双鸭山支行发生票据诈骗案》，新闻线索则来自互联网。“两会”期间，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做客新华网“两会访谈”栏目，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谈到了媒体披露的双鸭山支行案件的具体情况，这是监管部门的首度表态，而中行自己此时还未发布消息。当天在浏览新华网时我仔细阅读了网上直播的全文，意识到唐双宁披露了重大新闻，于是迅速编写了这条消息。这个例子说明，随着网上嘉宾访谈的大量出现，互联网已成为获取新闻的途径之一。
　　今年“两会”期间，我向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提出了采访申请并很快获得批准，采访中他谈到了海外关心的青藏铁路环保问题，并透露应西藏自治区的强烈要求，国家已原则上同意继续建设青藏铁路的延长线；关于中央政府与达赖接触的问题，向巴平措坦率地指出沟通大门不会关闭，并希望达赖在有生之年做些对西藏人民有益的事。就上述内容，我们分别采写了两篇独家报道《西藏自治区主席说，青藏铁路有望从拉萨再延伸至日喀则》、《西藏自治区主席说，中央政府与达赖沟通渠道顺畅大门不会关闭》。
　　如上所述，“两会”期间我们针对海外关心的热点问题所采写的独家消息，被西方通讯社等海外媒体纷纷采用。但是，被采用只是手段，进而让海外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树立中国的良好形象才是我们的目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注意以事实说话，运用客观报道的技巧，引导而不是迎合，产生了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应。
　　在《中国银监会证实中行黑龙江双鸭山支行发生票据诈骗案》一稿中，我们既报道了案件情况，也指出它是在中国银行业加强内控机制建设过程中被主动发现的，与以往发生的案件有本质的不同，外电在转发新华社的报道时亦突出了这一积极信息。在报道中国将开工建设沪杭磁浮铁路的消息时，我们也以中国帮助德国实现磁浮技术商用和德国将继续向中国转让技术等事实，反驳了有关中国窃取德国技术的诬蔑之词，巧妙地引导了海外舆论。
　　在互联网发达和新闻竞争白热化的今天，信息在数量上呈爆炸之势，但原创新闻却变得相对稀缺了。从自己在今年“两会”上的实践看，在这种背景下，“人无我有”的独家新闻应该成为媒体提高传播能力的重要选择之一，对新华社这样既有采写独家新闻优势，又负有对外传播重任的媒体而言，尤当如此。
　　
　　一场脑力和体力的较量
　　文／中国日报胡 艳
　　
　　3月7日中午，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上海人大代表团的小组讨论宣布结束的一瞬间，几十位记者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上海市市长韩正冲去。我一下懵了，新闻官说有个市长和媒体的见面会，怎么成了这个架势？这个疑问只在头脑里逗留了不到一秒，出于职业的本能我已高举录音笔杀进了人群中。时不我待，错过一秒就会漏掉一个“重磅炸弹”。
　　“应当说，上海有条件建立迪斯尼乐园，各方面的前期工作都在进行。”韩正市长的这番话可是上海首次对在沪建立迪斯尼乐园一事做出的官方表态。尽管周边环境嘈杂，记者们你推我挤，韩正市长的这番话还是清晰地录在我的录音笔中。
　　中午拖着疲倦不堪的身躯回到报社，来不及吃午饭，先向新闻中心主管谢松信老师汇报早上的新闻线索。“就写这个，上海建迪斯尼乐园，明天的头版！”谢老师激动万分。
　　谢老师激动了，我却犯愁了。第一，中新社把韩正市长的这番话原封不动地登了条200多字的短讯，而作为迟一天出版的报纸，这点信息量是不能满足读者需求的；第二，这个新闻是突发题材，之前我没有作过任何准备；第三，这是篇头版的文章，分量不轻。怎么办？
　　我静下心来，准备先从互联网上收集更多的相关资料，了解事件的背景，分析这个事件的影响，理清文章的思路；然后，根据“这个事件和谁有关，会对那些方面产生影响”的原则确定了采访对象的名录。
　　不到半个小时，我已通过互联网搜索到了上海兴建迪斯尼乐园的种种传闻，包括最有可能兴建的地址浦东川沙镇。
　　在整理录音的过程中，我发现韩正市长提到要等国务院决定是否批准迪斯尼在沪项目，所以对国务院的采访是必要的。我判断这个项目是个重大的建设项目，于是请教跑发改委的记者付敬，他建议我采访固定资产投资司、公共事业处、社会发展司，并给了我他们的电话。
　　采访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社会发展司的一位司长以“这个问题很复杂”为由挂断了我的电话。我和专家KEN商量如何处理，他鼓励我不能气馁，我意识到这至少是个信号，表明他知道这件事或者主管这个项目，于是我又给他打了两个电话，挖到了点素材。
　　我依稀记得报社华东总部的记者近期写过迪斯尼的新闻，于是给他们打了个电话，所幸找到了上个月写这篇文章的Mark South,他给了我迪斯尼香港公关Goss女士的电话和电子邮箱；我马上准备了一封采访提纲先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Goss女士。我还和跑上海旅游条线的记者沟通了一下，由于他才接这个条线不久，只能把一些业内人士的联络方式传真给我。
　　然后，我又给浦东川沙镇打电话，看看当地对市长首次表态的反应。不巧的是，114提供的号码没有一个是打得通的。我灵机一动，可以找熟悉浦东的资深记者，他们或许可以提供有效的线索。我给认识的一个新华社记者打了手机，不巧，他正在开会，要我晚点再打。但是，后来他告诉我迪斯尼的这个问题太敏感，当地官员都不愿谈及，也没有给我可采访人的电话。
　　这样一折腾，已经快到5点了。我赶紧给香港迪斯尼方面的Goss女士电话采访，她已收到我的采访提纲，非常专业地回避了我的问题，仅仅发给了我一份迪斯尼的声明。我对照 Mark South二月份的文章，发现这个声明和先前的一模一样；又给Goss女士一个电话，她确认了这两份声明是一样的，但是还是不愿透露更多的信息。
　　相比较其他采访对象而言，采访上海旅游业的人士还是相当的顺利。上海市旅游协会的黄光荣秘书长不仅分析了迪斯尼乐园对上海旅游业的影响，还给了我去年上海旅游业的基本数据。
　　至此，整个采访的过程宣告结束，可谓是踏破铁鞋，柳暗花明。有了丰富的素材，清晰的思路，下笔自然就流畅了，一小时左右就完成了稿子，然后请专家帮我一起修改。
　　从早上八点出发去大会堂采访，到晚上八点稿子完成，我都处于脑部高速运转、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而全身心投入工作时真的忘却了疲劳；当 KEN和我一起改完最后一句话时，那个累啊，排山倒海地袭来。第二天当我看到文章被鲜红的笔写上“A VERY GOOD STORY”时，这些体力的疲劳就被高度的精神愉悦冲得无影无踪了。
　　
　　“两会”报道 痛并快乐着
　　文／新华社上海分社 季 明
　　
　　从2月24号离开上海到北京准备“两会”报道，到3月18日回到上海分社，近一个月的“两会”报道在我的人生中刻下深深的印记。
　　“两会”是我入社以来参加的级别最高、要求最严格、工作压力最大的战役性报道，在会期内我的行动轨迹严格控制在驻点宾馆、人民大会堂和总社三点之间，每天基本上也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有过这么一次经历，我个人感觉受益匪浅。
　　其一，重大战役性报道必须事先有详细的报道预案。
　　我是2月24号到的北京，在所有分社记者里已经算是到得最早的了，但在此之前，总编室已经召集各部门开过三次策划会，国内、对外的“两会”报道题目基本都已经进入具体操作阶段，也就是说，“两会”每天的程序性报道和重点报道题目都已经落实到人，记者要做的就是在发稿日期前一天把事前拟订的题目传给发稿人，这样就能保证随着会议的进程，掌握报道的主动。“两会”报道前和“两会报道”中期，总编室先后两次举行会议听取分社记者报题，当时要求非常严格，只有那些成熟的、能够打动老总们的题目被纳入报道体系中，其他一些想法式的题目一律被否决。
　　其二，报道必须与时下的社会热点相结合。
　　在今年“两会”前总编室就有领导指出，今年的“两会”报道不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同样是“两会”报道，但是看了《新京报》和新华社的报道却感觉是在同时开两个不同的会议。意思就是说，“两会”报道虽然级别很高，但仍然要强调贴近民生。从最终结果来看，这次被表扬的“福利腐败”、“霸王条款解析”等稿件，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国内被播发的“两会”重点稿中，有13篇采用超过百家，大多数都是涉及民生话题的。我们都知道上学难、就医难都是“两会”的老话题了，但是在这些“老油井”中依然能够打出“优质油”，这次“两会”报道与教育有关的稿件就有5条获得百家以上采用。
　　其三，日常积累对做好类似两会这样的战役性报道至关重要。
　　由于是第一次上会，我对会前应该作些什么准备，会上又应该如何工作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到了会上，看到其他分社的记者是如何工作的，我才恍然大悟。许多分社上会的记者，都是把他们过去一年在基层调研的所得，在会上通过代表之口说出，从而制造出新的话题。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山东分社的张晓晶和丁锡国，去年他们跑了两个教育小分队，手中掌握了充分翔实的素材，因此，这次“两会”报道中无论是新华视点还是新华时评他们都全面开花，其他分社记者也纷纷把过去调研的积累转化成一篇篇“重磅炸弹”。
　　其四，思想的深度决定了报道的影响力。
　　这次我特别幸运，对外部负责重点报道的是刚从《望东方周刊》回去的韩松，我在与韩松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学习和提高。“两会”期间的两条总编室表扬稿都是韩松点的题，我写的初稿，他再编辑加工所成。除了这两篇以外，还有一篇稿件的影响力也很大，题目是《代表委员支持改革攻坚让全体民众共享改革成果》，这篇稿件由胡锦涛在上海团所作发言开始讲起，与目前在北京非常敏感的关于改革的讨论相结合，及时传递出中央领导层坚持改革信心不动摇的信息。还有一次，韩松提醒我，李肇星在记者招待会上首次将过去“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措辞改为 “反对日本政要参拜供有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如此细微的差别说明中国在对日外交立场上已经出现调整。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总之，现在的新闻竞争已经发展到一个标题就能够决定稿子高下存亡的阶段了。
　　在我们临别之际，有一位分社记者在我们“两会”报道的公共邮箱里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有了快感但不喊》，其中这样写着：“我们还是喜欢这个团队，无论是考核前时代的花季，还是身处考核时代的迷乱，又或者考核后时代的畅快，这个团队只要飞翔，就是齐刷刷的有气魄，怪不得别的单位的人都说：新华社的人啊，一上‘两会’，就像闻见了血腥味的狼，一个个肾上腺激增，眼珠子都是红得像猴屁股。”
　　
　　“两会”采访 一场忘我的战斗
　　文／今日中国杂志社骆元军
　　
　　采访“两会”，对于做了好几年记者的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我们部门的老同事跟我说，经过这次锻炼，以后采访任何会议都不会发憷了。
　　人大新闻中心的于主任对我说，“两会”采访前的精心准备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你对要采访的人大代表今年打算提的建议或提案一点都不知道，抢新闻的记者那么多，代表们未必愿意接受你的采访。
　　事实上，在了解代表之前，我们部门准备上会采访的记者和部门领导、社领导就召开了好几次策划会。我们一致认为，今年“两会”的热点就是“十一五”规划。那么，“十一五”规划和以前相比，有什么最大的特点呢？经过讨论，我们认为“十一五”规划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历史性的“拐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但是，一些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比如环境污染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缺少创新型人才问题、能源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很难保住改革的成果。中央政府充分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开始采取有效措施，树立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和谐社会。
　　经过充分的讨论，我和另外一名上会的记者决定先确定几个热点问题，然后明确分工，各自熟悉需要采访的代表的情况。这样的话，一方面，采访充分了，可以保证写作的时候言之有物，即便个别点采访有困难，也不影响整体策划的实现；另一方面，两个人既有分工，在联系采访对象的时候又保持合作，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策划方案定下来之后，我开始熟悉相关人大代表的情况，具体的采访计划也逐步明朗了。
　　“两会”中，“围追堵截”人大代表是我感受最深的。我第一次“围追堵截”人大代表是和中国网的一名记者一起。当时，我们刚刚参加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代表的一个小范围新闻发布会，会上的记者都是被邀请的一些强势新闻媒体。我是通过朋友知道消息的，属于不速之客。
　　为了一个能源方面的问题，我想采访一下克拉玛依市市长唐健，他同时也是中国石油集团新疆石油管理局局长。和新疆团的新闻联络官打好招呼后，我找到了京西宾馆东楼新疆团驻地。新疆团的人大代表所住的房间门上都贴有写着代表名字的标签，所以我很容易就找到了唐健的房间。
　　等到中午快要吃饭的时候，新疆团从人民大会堂开会回来了。过来一个，不是，又一个，还不是，在我以为唐健暂时不会回房间的时候，他突然过来了。我向他说明了采访意图，他答应了采访，并且约定了时间。
　　另外一次难忘的经历是采访湘西自治州州长杜崇烟，因为我想要了解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问题，而湘西自治州是中部地区省份惟一纳入国家西部大开发的范围和享受西部大开发的各项优惠政策的地方。
　　我首先联系上了一个在湘西自治州政府工作的同学，然后要到了杜崇烟州长秘书的手机。第一次我给他发短信，他没回，可能联系采访的记者太多的缘故。第二次，我直接拨通了他的手机，向他介绍了我们杂志的情况和我的采访意图，他才答应帮我安排采访。
　　通过采访“两会”，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两会”的采访中，记者都要各显神通。作为一名记者，平时就需要多发展与社会各阶层的联系，到需要的时候，才能给自己提供方便。
　　
　　“两会”采访辛苦并感动着
　　文／中国网李 东
　　
　　已是深夜，我依然伏案思索，面前的电脑屏幕上，光标在空白的文档上不停地闪动，上面还不曾写下一个字符，对于“‘两会’报道的感受”这样一个题目，我仍然没有头绪。全国政协委员李光荣曾经对媒体说过：“这不仅是我们的大会，也是你们（媒体）的大会。”跑‘两会’、 “抢新闻”这些词语可能是上会记者工作状态最形象的写照。压力、辛苦还是感动更多一些，在十天紧张的报道工作中根本没有时间去细细体会。所以，今天仅把写作“农民的新农村建设实验”一文的过程叙述出来，希望它能表达出上会记者在工作中的感受与感动。
　　“两会”的新闻报道工作时间紧、节奏快，如何在完成及时、准确的程序性报道的同时做好深度报道工作，一直是新闻工作者热烈探讨的课题。中国网中文部在本次“两会”的报道工作中做出了尝试。在上会前中文部就专门召开了关于深度报道的策划会。
　　作为一名从事经济新闻报道工作的记者，我本次上会要重点报道的一个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正式颁布，这是2004年以来中国连续第三个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 2006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开局之年。新农村建设如何破题？必然会成为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来自农村最基层的农民代表、长期关注农业问题的专家学者、领导农村建设的地方官员，他们站在各自的角度，怎样理解新农村建设的？最关注新农村建设中的哪些问题？我带着这些思考开始了采访。
　　徐德全是记者采访的第一位农村代表，在他递给记者的名片上印着北徐集团董事长、高级经济师。徐德全所在的北徐集团是河南省临颍县杜曲镇北徐庄村办企业。在2005年国家统计局“全国2154家大型工业企业排序榜”榜单上，北徐集团位居全国谷物磨制业“龙头老大”。现建有面粉厂、挂面厂、饲料厂等30多个企业，固定资产7.5亿元。有评论称：围绕“一棵小麦”形成了环环相扣的产业格局，这样的村办企业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在建设新农村的道路上，我们北徐先走了一步，这是没啥说的！”这位身高1.85米，年轻时人称 “铁大个”的北徐致富带头人脸上露出了慈祥笑容。由于讲话有浓重的河南口音，好几次他连说带比，让采访更像一位和蔼的老人在为外来人指路。
　　记者采访全国人大农村与农业委员会委员、河南农业大学原校长张百良是在下午小组讨论论会后，“不忙吃饭，走，咱们先谈！”这位农业问题专家得知记者是采访有关新农村建设的问题就来了精神。在张百良代表的房间里，从农村的金融问题到如何在农村发展各类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他和记者畅谈了近一个小时。吃饭的时间早已过了，他仍然意犹未尽。“今天谈的很多是国际性的先进经验，需要我们加强领导，快速推进。”在下楼的电梯里，张百良对记者说。
　　经过第一天对基层代表和专家的采访，一篇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新闻稿件的脉络越来越清晰。但为了用更丰富的视角观察在全部取消农业税背景下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业生产。第二天下午，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商丘市委书记刘满仓。河南省是农业大省，全省共有行政村47684个，该省已积极开展了新农村规划建设试点，并选择了商丘市为试点城市。“我国中、东部和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村的生产、生活状况有很大的差别，结合我们地区的实际情况（内陆地区、产粮大区、经济实力相对还不很强）我认为最主要还是农民的现金收入不高的问题。第二，农村的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第三，农民应该享受到的一些公益事业还没有享受到，或者说还有很大的差距。”刘满仓如此开场。在已是人去室空的小组会会议室，谈起“三农”问题，这位官员的睿智让记者钦佩。在采访结束后，这位市委书记的另外一位客人已在等他，看来他的晚饭又要推迟了，他仍然坚持送记者到电梯口，并与记者握手道别，记者握到了一双十分有力而又非常温暖的手。
　　结束了一天的采访，天色已晚，记者走出代表驻地乘出租车回家，开车的司机师傅刚巧和记者同住南城，当到达目的地时，他不肯收记者的车费：“有了你们的劳动才有了我们看的新闻，你们记者辛苦了。”
　　当日，记者一直被这些采访中的细节感动和鼓舞着，深夜，一篇近三千字的《农民的新农村建设实验》一文一气呵成。
　　
　　立体式报道“两会” 快中求稳
　　文／中国网陈山
　　
　　“两会”期间，中国网首次对大会开幕、闭幕会全程直播，并主动出击，独家直播5场小组会议，直播达22场。前方进行文字、图片、视频直播，后方跟踪报道，发快讯，随时更新首页要闻和专题，这种全方位、立体式报道受到代表委员们的由衷赞扬。
　　中国网参与直播的人员，编辑、技术、摄影共7人，直播环境很艰苦，在人民大会堂只能四处打游击，大多数时候席地而坐摆开战场，有时甚至跪着干活。而直播小组会议，由于都是对方经过多方请示事到临头才同意的，宽带上网无从谈起，我们便使用无线网卡，在场内一角工作。
　　这其中，编辑的辛苦恐怕是外人无法感受的。由于上会人手少，直播的同时还要策划选题、联系采访写出新闻稿件。每次直播开始前，要与技术人员共同找地、安装设备，直播期间，高度紧张，仔细审核文字，既要及时发现一些常识性错误、修改错别字，又要及时修正发言人的某些口误，更要警惕出现政治性错误――毫不夸张地说，一秒钟的喘息也没有。每次直播上传完最后一句话，早已是腰酸背痛，真想就地歇会儿。但不行，还要转战下个战场。
　　在那紧张的十几天里，中国网所有人的精神都是高度紧张的，工作排得满满的。我的任务是采访，联系直播及直播人员的调配。代表委员自由度小，时间难自我掌握，有时好不容易谈妥了，临时被大会安排事务，中国网的计划也得跟着变。
　　3月5日上午直播人大开幕会，正文转载新华网内容。在开幕前40分钟，我便自己编写花絮，烘托气氛。开幕会结束，我立即联系周晋峰委员，确定采访方向。中午匆匆扒拉两口，便赶往周晋峰委员驻地京丰宾馆采访。而后，又找到政协经济界负责人杨朝英联系，要求对方同意中国网直播小组讨论。杨一开始颇有些犹豫，我便从各方面介绍中国网，讲直播的优势，在费了一番口舌之后，对方终于同意了。
　　第二天下午的政协小组讨论，汇集了林毅夫等著名经济学家及国家财政部、发改委、建设部、商务部等部门高官，大家就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周晋峰委员主动为直播文字把关，直播顺利完成。会议结束，刚刚站起身打算活动一下筋骨，已经走出会场的林毅夫委员，好像想起什么似的，甩开众多记者的包围，径直来到中国网直播台前，伸出大手，用力地握着我，久久没有松开。看到网上自己表情生动的图片，林开怀大笑！
　　下午6时我回到单位，到网上寻找线索，安排第二天任务。7时，步行到新大都饭店，辗转找到黑龙江团新闻官老江，向他介绍中国网，谈网上直播的优势，近20分钟艰苦的劝说，终于解除了对方顾虑，同意中国网直播全体会议。我带着喜悦的心情，还没迈出饭店大门，便向领导报告了这个好消息，并到单位将直播预告上网，回到家时已是晚上11时了。但我知道，网站另几位记者此时一定也没休息，要么在刚刚采访完回家的路上，要么在奋笔疾书写稿子，也许要干到凌晨；值班人员一定在聚精会神地随时跟踪、更新要闻；网站各级领导更是个个寝食难安，都在全力以赴地操劳着……
　　说老实话，报道“两会”，身体是最累的。但当听到其他媒体的记者，不止一次对我说，只要看见你们来，心里就特踏实，你们主要是给我们文字记者解了难，不用再费心做记录了，我们特别感谢你们！每每听到这些温暖的话语，身心的疲惫立刻就烟消云散了。
　　
　　记者眼中的“两会”记者
　　文／海峡之声广播电台 卢伟峰
　　
　　记者无疑是历年“两会”中最活跃的一支力量，他们穿梭于“两会”中的所有会场，频频地捕捉任何可能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新闻，他们用自己的一份辛劳及时地为他们所服务的受众传递资讯。很荣幸，2006年，作为海峡之声广播电台的一名特派记者，我也在这支最活跃的力量之中。十几天的“两会”采访下来，我发现两会之中的记者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两会”上，两岸问题最吸引记者的眼球。由于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根本利益,，所以最容易为普通中国民众所关注，今年“两会”前夕，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又抛出所谓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的运作，这使得全世界对于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充满关注，参加“两会”的记者们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采访台湾问题的机会。温家宝总理、李肇星外长、马凯主任等国家和部委领导只要参加全国人大的记者招待会，一定会被问道：“大陆如何应对陈水扁废统”，“两岸关系未来发展会不会倒退”……人大开幕第一天，解放军代表团第一个到达天安门广场，一位解放军少将一下车就被一群记者包围，“大陆军方对陈水扁废统做何评价”，“大陆会如何应对陈水扁废统”……接连不断的问题和不断围堵的记者使得那位解放军少将寸步难行。另外，在全国人大台湾代表团的媒体公开日上，台湾代表陈云英也是被一大群记者追问“大陆对陈水扁废统的评价”。而国家和部委领导人以及全国人大台湾代表有关台湾问题的表态一经公布，马上就会成为当天媒体的头条。这足以可见台湾问题受关注的程度。
　　“两会”记者很疯狂。“两会”报道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媒体大战，一场出色的媒体大战往往需要有独家报道或者说是独特的报道角度，这需要记者抓住所有可能采访的机会，记者往往对此很疯狂。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多场记者会上，主持人在开场之前都会重申：希望记者会结束以后，记者们不要拥堵主席台。但是每场记者会结束后的一瞬间，与会的记者们都会疯狂地挤上主席台，向与会的国家和部委领导提出自己的问题，而这一刻也是每场记者会中最容易让人“受伤”的时候，可是记者们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疯狂程度可见一斑。另外，为了有一个好的观察角度，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每场记者会，与会的记者都会提前1―2小时到达人民大会堂外等待。更有甚者，温家宝总理记者会上我遇见一位台湾记者，他说，为了早一点儿来取得一个好的观察总理的位置，他早晨5点就到了天安门，而当天温总理的记者会的时间是上午10点。记者们为工作而疯狂的事迹在“两会”中屡见不鲜，这足见记者们的敬业精神。
　　两会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记者们为工作拼命的精神却一直深深地留在人的脑海中，也许是“两会”对社会的重要性使然，也许是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使然，也许是记者们的那一份敬业精神使然……他们在“两会”的采访中使出了浑身解数，体力和脑力的较量在这场媒体大战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把真实的“两会”传播给世界，却是他们共同的心愿。
　　
　　责编：曹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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